杨以山将军
谢小庆按：在新中国建国以后的一段时间中，中国共产党中确实集结了一批真正有信念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偏爱一个共同富裕的社会，他们主张多数人共同分享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发展成果，他们反对“两极分化”，他们具有为人民服务的热忱，他们不把“发大财、做大官”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五星闪耀中国》一书唤起了他们的后代对自己父母的回忆，他们知道，中国确实曾经有过这样一批人，他们就是我们的父亲和母亲，他们就是我们最熟悉的亲人。
捧读加拿大友人文月华所著《五星闪耀中国——我们回到新中国的故事》一书，看到第23章中所讲绿玉的故事，我不禁想起我的父母。我的父母都是老西藏。
我的父亲杨以山是开国少将，老红军，军队后勤工作领导人。他1915年出生，是安徽六安人。1930年参加少年先锋队，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随红四方面军，两次爬雪山，三次过草地，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他是抗大第三期学员。他参加了百团大战，太行根据地反扫荡，林南、温县战役。解放战争时期，参与组织洛阳战役，郑州战役和渡江战役，进军西南等重大战役军事行动后勤保障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西南军区，昆明军区，西藏军区，成都军区后勤部长。他走遍大西南各部队，边防哨所，长期抓战区后勤建设。他艰苦奋斗，廉洁朴素，保持老红军本色。1988年荣获1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5年于成都病逝，终年80岁。爸爸去世火化时骨灰里残留十几块大小不一的弹片。
解放后，在毛主席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指示下，我英勇的18军将士在张国华，谭冠三的带领下，坚决贯彻毛主席“一面进军、一面修路”的指示，不顾高山缺氧，环境恶劣，战斗在雪域高原。父亲当时任西南军区财务部部长，深入进藏部队前沿，到部队搞调研。为贯彻毛主席“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指示，在余秋里的领导下，父亲和其他同志通力合作，认真研究并制定进藏部队的装备及生活供给标准，制定出具有丰富的营养又便于携带的供应标准。在经费上给予进藏部队特殊照顾。
1954年青藏，川藏两路通车，父亲和胥光义叔叔率西南军区慰问团到达拉萨，慰问18军将士及各族人民群众，共同庆贺这一举世瞩目的伟大工程。
1958年初，帝国主义和藏独势力丧心病狂的大肆进行分裂活动，边境斗争极其复杂。张国华向军委打报告，指明要父亲到西藏军区任后勤部长。父亲当时正在北京后勤学院学习深造，接到命令，连家都没有回。当时，家在昆明。父亲日夜兼程8天就赶到拉萨赴任。原西藏军区战勤科银学善科长曾对我说，当时西藏很多路没有开通，好多前沿哨所都在大山上，常年积雪，我们劝杨部长不要上山，听我们汇报就可以了，但他拄着一个用树枝做成的拐棍，坚持和我们一起爬上雪山哨所，看望每一个官兵，送去党和部队的关怀。
他长期深入基层，研究论证战区后勤工作特点。足迹遍及西藏各个部队哨所，积累了丰富的后勤工作经验。他在西藏高原战斗了14个春秋，他与战友们积极贯彻中央关于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克服一切困难，带领部队在西藏高原拓荒，耕耘，兴办工矿业，接出了累累硕果，得到了周总理的赞扬，展现了革命军队先行官的才干，展现了老西藏的精神。
我的母亲武玉明1920年出生在河南省南阳市邓县，现改名邓州市。1938年母亲到延安，是抗大第五期学员。她跟着刘邓大军，南征北战。1958年随父亲进军西藏，到了拉萨，任西藏军区八一学校副校长。她全身心投入工作，是全校几百个孩子的贴心母亲。而我们六兄妹都被丢在成都，送进幼儿保育院和成都八一学校，由奶妈和阿姨照顾，长期住校，很少见到父母。
我已进入花甲之年，想起父母泪水长流。我们的父母跟着毛主席闹革命，在艰苦的战争年代，把自己的生死，家庭都置之度外，一心为了人民能过上好日子。他们这一代人是特殊材料锻造出来的，铮铮铁骨，宁折不弯。他们对人民鞠躬尽瘁，甘做牛马。我父亲是后勤干部，廉洁奉公，两袖清风，从不拿公家的一针一线，公私分明，坚持原则。我的妈妈文化不高但智商高，职务不高但原则性强，出身贫困，信仰坚定。她开朗自信，正派廉洁，团结同志，努力工作。我们为有这样的父母感到骄傲自豪。
中国走到今天不容易，希望党员干部不忘初心，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杨虹，1969年入伍，在昆明军区58医院外二科，1979年在中越自卫反击战中荣获三等功，1982年入党。1999年在北京军区8分部天津仓库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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