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义：这段话出自马克思1844年4月至8月间写于巴黎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当时的马克思正处于思想剧烈转型的关键节点。此前担任《莱茵报》主编的经历使他遭遇到一个根本困境：面对森林盗伐、自由贸易等物质利益问题，他原有的哲学与法律知识无力应对，这迫使他从纯粹的法哲学批判转向对物质生活关系的考察。与此同时，恩格斯发表于《德法年鉴》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直接促使马克思下决心研究政治经济学，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则为他批判黑格尔的思辨哲学提供了方法论武器。正是在巴黎系统研读斯密、李嘉图等国民经济学家著作的基础上，马克思写下了这部后来被称作“巴黎手稿”的未刊文本。这段话的深刻之处在于，马克思并非泛泛地谈论“理论联系实际”，而是对哲学本身的存在方式提出了根本质疑。他所说的“理论的对立”，指的是青年黑格尔派乃至整个德国古典哲学传统中那些看似纯粹思辨的争论——精神与物质、主体与客体、应有与现有之间的对立。马克思指出，这些对立之所以在哲学内部永远无法真正解决，是因为哲学误把自己的任务限定为“认识的任务”，以为通过概念的重新排列或辩证法的精巧运作就能消除对立。但理论对立本身就是现实生活分裂的投影，异化劳动使人与自己的本质相分离，私有财产使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相分离，这些现实的分裂投射到观念领域，才形成了种种看似无法调和的理论对立。因此，马克思的论断包含着一个革命性的转向：解决理论对立的力量不在理论内部，而在“人的实践力量”之中。这不是说理论不重要，而是说理论必须承认自己的限度——它不能靠自身完成自己的使命，只有当现实生活的矛盾通过实践被实际地改变时，理论的对立才会失去其存在的基础。这一思想标志着马克思与一切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决裂：旧唯物主义把对立当作认识对象来直观，唯心主义则试图在概念中消解对立，而马克思要求把哲学的问题转化为现实生活的问题，把批判的武器转变为武器的批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手稿》中的这段话构成了马克思实践观的初次系统表达，也为后来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一著名命题埋下了伏笔。
我们看到，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
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决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一个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4—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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