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往往追求自身利益，全然不顾任何更大的目标，彭湃对此并不感到意外。政治上的成功，在于使这些利益与党的政策相吻合;在一个短暂时期内，他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编者按
农民的利益与革命政党的目标，如何在乡村社会中彼此结合?海陆丰的经验把这一问题放在了具体的历史情境之中：传统的平等、正义与兄弟情谊，同新的政治理想相遇;地方农民的愿望，也进入了国共冲突与革命路线的选择。本文从彭湃在上海的生命终点回望他的乡村实践，呈现农民运动与党的学说之间既相契合、又未必重合的关系。海陆丰苏维埃短暂存在的意义，也正在于它让工农政权成为一种已经发生的可能。
序言
本书讲述中国现代农民运动创始人彭湃的故事，表明有组织的农民与中国共产党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建立联系。因此，本书的部分史料属于中共党史研究的范畴。不过，最早的农民协会与最早的苏维埃，都是在海陆丰建立起来的;这个地区由广东东南部的两个县组成。长期以来，这里一直是传统道德与现代改良主义相互交融的熔炉，而这两者本就有许多共同之处。在这里，农民秘密会社所奉行的平等、正义和兄弟情谊，与部分精英人士所抱持的无政府社会主义新理想相契合，甚至当地军阀也在这些精英之列。
1919年五四运动中涌现的“新同志”，在此后的几年里将自己的理想带入农民运动;这些理想与农民的基本愿望颇为契合。经过运动中共产党领导人的诠释，一套切合中国农民心态的思想和术语被传授给蓬勃发展的农民运动，成为其自身的思想资源。这套思想和术语与党的学说相近，却在某些关键方面并不相同。在统一战线时期的国共政治关系中，它又传入了后来形成的农民协会。农民向孙中山表明，任何国民革命都必须由他们用脊背扛着走遍中国;此后，这两条平行的脉络继续延伸至海陆丰苏维埃和红军。然而，彭湃及其广东助手首先是热爱乡村与农村群众的农民运动活动家。他们逐渐将农民的利益视为共产主义的目标而加以维护，由此模糊了这两条平行脉络之间的界线;而这两条脉络原本就更多地关乎情感，而非理智。这便提出了如何从历史视角加以理解的问题。
一旦决定同农民一道革命——即使未必是为了农民——农民便被直接置于国共冲突之中，并最终使天平倒向那个承担起他们的事业、似乎能够实现他们梦想的政党。农民的乌托邦主义与共产党的政治需要，在1927年的海陆丰苏维埃中交汇。这是一项计划的早期实践;后来，中共和农民为夺取政权而进行的“长征”，便以这项计划为目标。因此，本书讲述的是彭湃及其农民运动如何在中国乡村发动一种新型革命，而那时毛泽东尚未产生任何此类构想。
彭湃肖像，摄于20世纪20年代。来源：Wikimedia Commons；作者不详；中国公有领域（PD-China）。
本书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我应在此向他们致以个人的谢意。施拉姆(Stuart Schram)为这项研究提供了最初的推动，并与毕仰高(Lucien Bianco)一起，为牛津大学东方研究所审查了由此完成的学位论文。在多年的研究过程中，伊懋可(Mark Elvin)一直在旁指引方向，以理解和支持帮助我坚持下去。John Eynon与Richard Newnham协助将材料整理成可供出版的形式。许多热心的朋友贡献自己的时间，承担打字及其他类似的枯燥工作。参与这项工作的共同目标，是为一个伟大国家的历史书写作出贡献。我个人还感到一种关切在推动着自己，而关切也就是爱的另一种说法。
F. G.
Introduction: Death in Shanghai
绪论：上海之死
1929年夏天，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处于艰难时期;用官方的说法，是“两次浪潮之间的低谷”。前一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代表大会，曾谈到革命新高潮必然到来，以及必须在城市和农民苏维埃中迎接这一高潮。然而，十二个月后的上海，中共背离了农村，正在走上一条无视广州公社教训、终将再次以城市起义失败而告终的道路。1仅从党员构成的数字，便可看出这条路线注定失败。这条路线的倡导者李立三本人也承认，农民占党员总数的70%至80%;1930年惨败之后，周恩来不得不报告，无产阶级出身的党员仅有2,000人。2谈及1929年的上海，周恩来说：“我们一直未能掌握工人的自发活动。”3其动力是改良主义，而非共产主义：“黄色”工会直接争取提高生活水平，因而胜过了赤色工会。总之，在上海找不到已经觉醒的群众。4
必须承认，人们在寻找这些群众时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记载了当地共产党人试图通过示威与宣传激起人们对国民党敌意的种种努力。当时举行了约四十次示威，散发了五百种传单，发生了123次罢工，以及纵火和谋杀事件。58月1日，法租界举行了一次纪念南昌起义的示威。法国警察从一处似乎是中共中央宣传机关的地方，查获了一吨多小册子和宣传画，以及手枪、步枪和弹药。《北华捷报》的记者宣称，上海的共产党组织“如此完备，甚至连那些力图击败它的人都为之赞叹”。6
在法租界的一次此类搜捕中，党的两位高层领导人彭湃和杨殷被捕。两人都是政治局委员，一位是全国农民运动领袖，另一位是保卫工作专家。他们是在中共江苏省委军事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被捕的;此前，两人都被派到省委承担临时应急工作。8月26日，他们被带到公安局;28日，又被转押至龙华警察总部。周恩来派出一支特别行动队袭击押送人员，但行动队抵达上海北门的预定地点时，发现事先藏在那里的武器浸满了煤油。还未等枪支清理干净，警车便已驶过。7
起初，彭湃以化名掩饰身份，自称广东南海人王子安，但被一位熟人认了出来。广州和香港的报纸刊登了他被捕的消息，同时又向上海发电报请求证实——此前，它们已经多次受到错误消息的误导。上海特别科回电，证实了它们所要核实的消息。8
国民党海丰县党部也致电上海，要求立即处决彭湃，因为这将“大快人心”。国民党广州市党部发出了一封措辞相近的电报。上海方面则要求广东省政府指示海丰县政府，支付捕获这位重要囚犯的一万元赏金。9
共产党方面的史料将彭湃描绘为对逮捕他的人毫不屈服。他谴责国民党背叛革命，并赞颂中共。在向法庭所作的一次陈述中，他全面讲述了自己的工作，从入党之前一直说到海陆丰苏维埃的建立。他最后说：“我们在海陆丰杀了许多像你们这样的国民党反革命分子。不必再审问我了，直接把我拉出去枪毙就是。”10监狱的戒备想必有些松懈，因为他能够将信件秘密送出，而且显然希望说服驻守龙华的士兵加入革命阵营。另一份史料记载，他在士兵中开展宣传，以致不久后士兵便被禁止与他进行任何接触。看来，彭湃及其难友并未遭到虐待或酷刑。不过，有些史料确实声称，他被殴打至多次昏厥，并遭受了残酷的刑罚：舌头被割掉，双眼被剜去，筋腱被拉扯，直至死亡。11另有一份记述称，他在8月30日受刑之后，四处安慰狱友。他在牢笼上画了一条龙，对其他人说：“我要上天堂了。”据这份史料所述，临刑之前，他又用这些话安慰难友：“这是意料之中的事。你们要振作起来，斗争到底，使共产主义在中国蓬勃发展，开花结果。”12
彭湃还设法向中共中央送出一封信，特地写给“冠生”，即周恩来的化名：13
冠生暨家中老少：
我等此次被白害，已是无法挽救。张、梦、孟都公开承认，并尽力扩大宣传。他们底下的丘及同狱的人，大表同情。尤是丘等，听我们话之后，竟大叹气而捶胸者。我们在此精神很好。兄弟们不要因为弟等牺牲而伤心。望保重身体为要。余人还坚持不认。——[化名]
这成了彭湃最后的遗笔：1929年8月30日，在他昔日的朋友蒋介石亲自下令之后，他被处决。行刑地点是龙华警察总部。彭湃当时33岁。14
共产党方面的史料说，他高呼口号而死，在场的国民党人和士兵都感到不安。另一份史料记载，国民党害怕引发民众暴动，决定秘密处决他。有人给了他一杯酒，饮酒时所有囚犯都为他欢呼。在刑场上，他向行刑队讲话，随后行刑队拒绝服从命令。一名军官于是拿起步枪，将他射杀。据这份史料所述，另有三人也同时遇难。15
在香港，彭泽从报纸上得知兄长的死讯，随后将消息转告母亲。一位目击者说，她哭着喊道：“我虽说不准，心里却早知道会有这样一天。”16
周恩来是最早宣布这些处决消息的人之一。他代表中央委员会撰写了一份公开声明：《以群众的革命斗争回应反革命派的屠杀》。周恩来满怀悲愤，发表悼词，敦促人民继续斗争，完成烈士们未竟的事业。17
彭湃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想必不会容许自己产生任何念头，认为自己的工作也许已经完成。将他的工作看作革命史中独立成章、不受诋毁与嫉妒侵扰的一章，是后来的事情——或者说，是后来才可能作出的尝试。然而，有一点确实无疑：在截至1929年的革命历程中，曾有那么一个时刻，他是救星，也是最后的希望。
海陆丰苏维埃尽管阶级意识粗浅，土地政策处理失当，农民也很快回归旧习，却在其存在的三个月中，为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急需的可能性证明。它表明，国民党毕竟并未掌控农村。在中国的土地上，可以自下而上地建立工农苏维埃。共产国际的命令，唯独在这一次，能够与中国的现实相容;尽管最终结果并非双方所预料的，因为它既来自地方上的偶然际遇，也来自领导层制定的计划。实际上，在许多个月里，海陆丰的实践一直走在其理论依据的前面——那个理念的时机尚未成熟。当意识形态理论家承认需要它时，它已经存在，只待认可与祝福，便可在一切意义上获得确立。18
海丰红宫、红场旧址中的红场，2014年2月15日。来源：Wikimedia Commons;Zhangzhugang;CC BY-SA 3.0。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所面临的难题——应在何处、如何唤醒群众——其最有效的答案，恰恰来自最少受这一问题困扰的领导人。对彭湃的农民运动而言，农村居于至高地位。它通过福利组织、社会斗争，最终通过政治对抗，将乡村的正义观与公平感施加于城市;彭湃在1923年将这种做法称为经济封锁政策。这要求完全认同农民——认同他们的福祉，他们的教育、历史自豪感和自我意识，甚至他们的过激行为与幼稚之处。至于马克思主义在非资本主义、非城市化的中国所面临的意识形态困境，即群众所在之处与理论预期不符，在他这里根本不成问题。革命所需要的无产阶级，即“新无产阶级”，正是这些远离城市腐化氛围的农民。彭湃通过将农民置于首位，使这些群众与党的学说相协调，并创造条件，让他们认识到自身的力量，能够不依赖外部力量而实行自治。农民往往追求自身利益，全然不顾任何更大的目标，彭湃对此并不感到意外。政治上的成功，在于使这些利益与党的政策相吻合;在一个短暂时期内，他确实做到了这一点。19
1930年之后，随着李立三的城市战略失败，党别无选择，转向农村的农民，并与这些支持者谨慎而老练地展开一轮又一轮的周旋，在很大程度上按他们的条件行事。20随着红军成为“父母军”(fu-mu-chün)，中共也逐渐在千百万农村民众的眼中重新成为普遍的救星。这是20世纪20年代海陆丰与广东的旧有模式，在30年代和40年代再度展开，只不过置身于不同的、全国性的环境之中。红军背后的新农民运动，又一次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同一种基本农民心态的制约;这种心态规定了所有相关者的行为方式与行动手段，同时又为了共同利益而接受党的高层指示，而这些指示远非一套纯粹的共产主义纲领。21
如今，我们能够看清——从这段漫长历史的视角回望，也许更容易看清——为什么海陆丰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可以被描述为在本质上属于意识形态。据一位共产党作者所言，这场起义影响了广东乃至整个中国。22无论是农民的起义尝试，还是共产党的革命努力，其成败最终只能取决于他们如何从意识形态上解释现实，而这种解释又与他们在特定政治和经济环境中如何认识自身的权利与义务相联系。23
这种认识和这种环境，与主人公的生平本身一样，构成了本传的主题。在许多地方，局外人的误解如此离谱，以至于叙事似乎偏离了一切与有血有肉的农民有关的事物。在这些地方，彭湃本人的声音或许常常并不突出：他的气质并非典型的党的理论家。然而，他确实出席并熬过了整整一系列这样的会议，而且参与了表决。这些会议的决议直接影响着他的生活。而那些荒唐之举，用一位见证人的话说，足以令党的政治局啼笑皆非;24它们与这位凭借清醒眼光和务实智慧行事的农民运动创始人一样，都支配着20世纪20年代中国农村的局面。
「 支持乌有之乡！」
乌有之乡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