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性”的历史作用

如果斗争只是在有极顺利的成功机会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末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

释义：这段话出自马克思1871年4月17日致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信，写于巴黎公社战士仍在浴血奋战的时刻。当时普法战争以法国惨败告终，资产阶级“国防政府”对外投降、对内企图解除巴黎工人武装，梯也尔政府派兵夜袭蒙马特尔高地抢夺国民自卫军大炮，直接触发了3月18日巴黎工人的武装起义。马克思写这封信时，公社的失败已逐渐显现，但他关注的并非一时的胜负，而是巴黎工人在绝境中展现的“历史主动性”——在普军兵临城下、内部叛变频仍的条件下，他们没有以“条件不成熟”为由退缩，而是抓住资产阶级统治虚弱的瞬间毅然起事。这段话的涵义需要放在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理解中把握。他首先反对一种机械的“条件论”：如果斗争只在有极顺利的成功机会时才着手，创造世界历史就太容易了。这实际上是在批评那种以“客观条件不具备”为借口回避行动的消极态度。巴黎公社的起义在战术上近乎冒险，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甚至曾认为在当时的危机中推翻资产阶级政府是“绝望的蠢举”，但马克思并未以成败论英雄，反而盛赞其灵活性与自我牺牲精神。其次，他拒绝把历史过程神秘化。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历史就会变成某种预成剧本的展开，人的选择、冲突、时机都失去意义。马克思的立场是：偶然性本身被纳入总的发展过程，并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这意味着历史规律并不排除偶然，而是在无数偶然的相互作用中为自己开辟道路。最关键的是第三层意思：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偶然性，包括站在运动最前面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承认了历史人物个体特质的历史效力：同样的客观形势，面对果敢或犹豫、决绝或妥协的领导者，历史进程的快慢与走向确实会不同。这不是英雄史观，而是在坚持经济必然性的前提下，为人的能动作用留下真实的空间。这段话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写于公社即将失败的关头，马克思既没有用“必然失败”来消解行动的意义，也没有把公社的成败归结于纯粹的运气，而是在必然与偶然的交织中，肯定了革命者“抓住时机”这一行为本身的历史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