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着我的眼睛!”
01
《伟大的长征》给我的印象是,剧本尚须打磨。
剧本不够精雕细刻,导致两个问题:
一是人物面目模糊。
除了于和伟饰演的毛泽东令人印象深刻,以及李德长着一张外国人的脸外,其他人物,都令人难分彼此。
比如,饰演朱老总和彭老总的演员,都是胖墩墩的,昂首挺胸,怒目圆睁,讲起话来像吵架。
他们没有个性化的语言,观众很长时间都对不上号。

而扮演“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演员,从博古、张闻天到王稼祥,又都是瘦瘦气气,戴个眼镜,说起话来啰里啰嗦,也很难分清谁是谁。
二是台词冗长。
冗长,是因为承担了很多交代背景的功能——这些功能本该由旁白或字幕来承担,或者默认观众具备一定党史知识,无需赘述——结果就变成了复读机一样的“表白式陈述”,听着尴尬,也容易出戏。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先举个例子。
苏联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拍摄的《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从五零后到七零后的几代中国人,都非常熟悉。
这两部影片,不仅成功塑造了列宁的形象——既有政治家的老练、革命家的激情,又富有幽默感、人情味——也塑造了众多十月革命领袖和普通革命者的形象,而且个个鲜活生动。

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台词非常精彩,且很有个性。
——瓦西里安慰妻子:“会有的,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不仅令人眼含热泪,同时也充满希望;
——契卡领导人捷尔任斯基面对混入内部的奸细,一句“你看着我的眼睛”,就尽显全部冷峻与不怒自威;
——正在察里津前线指挥战斗的斯大林,面对后方托洛斯基要求撤退的命令,在电报上签字“我们不理睬他!人民委员斯大林”。
这个签字,把斯大林的霸气与意志,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两部电影,以列宁为绝对主角,其他人的戏份,都很有限,但之所以能够令人过目不忘,就是因为台词与人物浑然一体,水乳交融,充分凸显了人物个性。
这些台词,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仍然是现实生活和网络上活的语言。
02
而《伟大的长征》中,有些台词,听上去简直像是在“背党史教科书”。
比如,教员在防空洞里,为萧劲光被军事法庭判刑的事找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
王稼祥在听完教员的“牢骚”【点击阅读】后,说了这样一番话——
“泽东同志,对他们搞这一套,我是完全不能苟同的。参与指挥四次反‘围剿’之后,我王稼祥就不是以前的那个王稼祥了,前三次反‘围剿’都是由你来指挥的,第四次反‘围剿’,虽然没有用你这个老中医,但是,还是用你这个老药方,照样打赢了。现在倒好,所有的军事指挥,都听那个洋顾问的,可是结果呢?……”
这番话,说得无头无尾,你不能说王稼祥说得不对,但于情于景都不合适——似乎王稼祥根本不关心萧劲光的事,而只是要抓住一切机会对教员表白。
结果这样一来,真的把教员给整不会了,他一脸懵懂地问:
“那萧劲光的事,你打算怎么处理呢?”

再比如,红军长征出发前夕,教员不顾自己正在发疟疾、打摆子、发高烧,一定要在于都渡口下河打桩修浮桥(这是电视剧虚构的情节,似不合情理,因为会有生命危险,哪怕一个战士生这样的病,也不会允许他下河),为红军出发预做准备。
这时,瞿秋白来找他了,在河边说了这样一番话——
“润之啊,我是专程来给你道别的。”
“思来想去,我还是要见你一面,一是送别,二是有些话,想当面对你说”,“当年我第一次看到你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我就认定,你毛润之,是真正通晓中国国情之人,后来我也亲眼见证了,你这位农民运动的王,成为了拿着枪杆子的山大王,在井冈山开辟了新的局面,又建立了中央苏区……”
“润之啊,我们党这一路走来,已经十三载有余了,也走了很多弯路,不容易啊,当年我主持中央工作的时候,也犯过错误,让你去打长沙,你偏偏上了井冈山,为此,我还开除了你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结果还被传成开除了你的党籍。可你并没有放弃,你坚持在农村搞工农武装割据,结果,你的路走对了,我认为,你总是比我们看得更远一些,润之啊,如今是革命的危难存亡之际,我希望你跟以前一样,不要消沉,关键时刻,你一定当仁不让。”
这番话,当然也是完全正确的,讲得都是党史的常识,但此情此景说出来,又令人分外尴尬。

这里略作辨析。
在中央苏区期间,教员和瞿秋白都受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排挤和打击——这种共同的逆境,构成了他们彼此同情与理解的基础。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瞿秋白曾当面向“三人团”请求参加长征,却被拒绝。教员虽然向临时中央进言,希望能带上瞿秋白,也未被采纳,他只能无奈地告诉前来求助的吴黎平,“他的话不顶事”。
瞿秋白并非赣南本地人,身体很差,也不擅长打游击战。中央红军长征后,苏区必然沦陷,国民党军和地主还乡团武装,必然疯狂报复,搜山、清剿、屠杀,瞿秋白的处境极其凶险,牺牲概率极高。
1935年2月,瞿秋白在突围去往闽西的路上被捕,同年6月18日在长汀罗汉岭就义,年仅36岁。

对这样的结局,瞿秋白早有预感。据吴黎平回忆,长征前夕,他置酒与瞿秋白告别,席间瞿秋白情绪激动,饮酒甚多,感慨“不知以后怎样,我们还能相见吗?”
试问,在如此心境下,他又怎么可能对教员发表这样一番预言式、党代会演讲式的言论呢?
其中,“你总是比我们看得更远一些”一句,已经了有了林总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的味道,不免令人有穿越之感。
还有周恩来、张闻天等等的类似台词,这里就不一一例举了。
概括来说,无论王稼祥的表白式陈述,还是瞿秋白的表白式陈述,都像是在说“同志们,八年抗战今天开始了”——他们似乎已经知道不久之后将召开遵义会议,毛泽东将成为领袖,并带领党和红军赢得全国胜利。
这里,需要强调一点:不是说王稼祥、瞿秋白讲得不对,更不是说,电视剧不应该传递这样的历史观,而是说,不应该用这种背诵党史教科书的方式表达,这相当于揪着观众的耳朵硬灌。

从文艺创作的角度看,把本来应该通过鲜活、饱满、真实的艺术形象传递出来的理念和观点,借剧中人之口直白地说出来,是一种偷懒的做法。而偷懒,是不会取得预期效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