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见属于私人领域,而公共领域的法治,必须对所有人一视同仁。”
作 者 | 郭松民
编 辑 | 南 方
01
1993年,乔纳森・戴米执导的《费城故事》上映,这是好莱坞第一部主流大厂出品,直面艾滋病危机、同性恋职场歧视的剧情长片。
影片取材于真实诉讼案件:才华出众的青年律师安德鲁・贝克特,身为同性恋者并感染艾滋病,被供职的大型律所借故解雇;他四处寻找代理律师,最终说服本身恐同的黑人律师乔・米勒,走上法庭,为自己被侵害的就业权利提起诉讼。
本片斩获奥斯卡最佳男主角、最佳原创歌曲两项大奖,汤姆・汉克斯凭借安德鲁一角封神。

本片上映当年,在美国社会激起巨大反响,迫使普通公众直面艾滋病恐慌、性少数群体遭受的制度性歧视。
三十多年来,在中国影迷圈,这部影片也长期被视作探讨尊严、法治与人权的经典文本,人们在法庭辩论与人物的痛苦之中,看见偏见、恐惧,以及个体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
影片故事发生在费城——这是《独立宣言》诞生之地,“兄弟之爱之城”,本身就是美国自由主义传统的象征性空间。
古典自由主义的核心要义,即个体权利优先于群体好恶——法律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格与机会,不必要求多数人在道德上赞同某个人的生活选择,才肯赋予他平等权利。
这也是本片区别于单纯“同情弱势群体”悲情故事的关键:它不强迫观众必须接受、理解同性恋,只要求社会尊重法律赋予个体的权利。

故事的核心冲突,恰恰落在黑人律师乔・米勒身上。
米勒本身带有根深蒂固的恐同情绪,但在庭审辩论中,他向陪审团陈述了自由主义最核心的主张:
“我和在座许多人一样,对同性恋抱有反感。但反感是我的个人道德偏好,法律不允许基于这种私人好恶剥夺他人的工作权。偏见属于私人领域,而公共领域的法治,必须对所有人一视同仁。”
这是古典自由主义对公私领域的清晰划分:私人道德评价不能侵入公民的法定权利。

全片最震撼、最具哲学重量的一幕,是安德鲁阁楼里的咏叹调片段。
安德鲁已经被艾滋病严重消耗,身上插着输液针头,病痛持续侵蚀他的身体。
他和乔复盘案件,没有继续纠缠法律条文,转而播放玛丽亚・卡拉斯演唱、乔达诺歌剧《安德烈・谢尼埃》中的咏叹调《La Mamma Morta(我死去的母亲)》。
磅礴悲怆的女高音填满空旷的阁楼,安德鲁扶着吊瓶支架缓缓踱步,混在歌剧声中低声喃喃,逐句翻译、讲述咏叹调的故事:法国大革命的烈焰焚毁家园,玛德莲目睹母亲为救自己葬身火海。
他气息断续,伴着病痛的喘息,将咏叹调里的苦难、毁灭、绝境之中对生命与爱的渴望投射于自身。
“看,抚育我的地方在燃烧!……我带给爱我的人悲伤。就在这无尽哀痛之中,爱降临于我。声音向我诉说:活下去,我即是生命!天堂就在你的眼中。难道世间只剩下血与泥沼?我是神性,我是遗忘,我是从天而降、将大地化为天堂的神。我即是爱!我即是爱!”
俯拍镜头俯瞰虚弱的安德鲁,暗红光晕笼罩房间,壁炉余烬微弱摇曳。

他沉浸于歌声,近乎与歌剧主角融为一体,他在死亡阴影下,诉说个体灵魂的尊严。
一旁的乔,原本固守偏见,此刻静静聆听,内心壁垒在美的力量与生命的苦难前渐渐垮塌。
在这一幕,法庭上所有关于证据、歧视、赔偿的理性争执暂时悬置。
自由主义在此不只是法条与诉讼,更是承认:无论一个人被主流社会贴上何种标签,他依然拥有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拥有审美、爱与生命的尊严。
这一段之所以成为影史经典,正是因为它把自由主义的“个体尊严”从法律条文,转化成了可被直观感受的生命体验。
回到影片所处的时代语境。
影片上映的 1993 年,带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民主党总统克林顿刚上台,里根-布什的保守主义时代落幕。
这一时期,美国艾滋病危机持续发酵,保守主义舆论长期将艾滋病与同性恋群体绑定,渲染道德污名,公共空间、职场普遍存在歧视。
许多保守派将疾病视作“道德失序的惩罚”,主张依靠社群传统道德、宗教伦理去规训个体。

而自由主义的立场,则坚持区分道德评判与公民权利:无论社会大众如何评判一个人的私人生活,就业权、人格权这类基本权利不可被剥夺。
《费城故事》正是90年代美国自由主义思潮在大众电影中的具象表达:它并不激进地要求全社会改变道德观念,而是诉诸法治、诉诸个体权利,要求公共制度停止对边缘个体的排斥。
当然,这部电影所承载的自由主义,也自带其内在局限。
影片选择白人精英律师安德鲁作为主角,选择“体面、优秀”的受害者形象来争取大众共情;代理律师乔的转变,更多是法律层面的认同,而非完全接纳性少数的生活方式。
它是面向主流大众的妥协式叙事,依靠法治与个体尊严来争取有限的平等,并未挑战更深层的社会结构。

这也是好莱坞自由主义电影常见特质:在现有宪政框架之内,寻求对边缘个体权利的保护,而非颠覆性的社会改造。
影片的法庭审判,最终陪审团站在安德鲁一边,判决律所构成非法歧视。

但这个胜利是短暂的:安德鲁在拿到胜诉判决之后不久,便在病痛中离世。
法律可以判定不公、给予赔偿,却无法挽回生命。
02
不妨将《费城故事》与80年代伯克保守主义代表作《军官与绅士》【点击阅读】并置对照,便能清晰看见两套价值体系在银幕上的分野。
《军官与绅士》信奉约束使人高贵:个体依靠既定制度、传统规训、层级秩序打磨心性,在共同体的严苛考验中习得德性,完成自我升华;

而《费城故事》的自由主义立场则认为解放使人高贵:个体价值不必经由集体规训来定义,制度首要使命不是教化、塑造人的道德,而是守护个体不受多数偏见侵害的权利。
《军官与绅士》的叙事核心,是普通人进入成熟建制,接受这套传统秩序的淬炼,赢得共同体的认可;
《费城故事》的核心,则是当建制本身裹挟偏见、伤害个体时,个体拿起法律武器,向共同体的不公提出抗辩。
二者都尊重法治,都认可人的尊严,但二者回答的根本问题截然不同:保守主义关心,一个人如何在既定秩序中变得高尚;自由主义关心,既定秩序如何不去践踏一个人的独立人格。
两部影片一前一后,恰好映照里根时代到克林顿时代美国主流文化内部,保守理念与自由理念的对峙与对话。

汤姆・汉克斯在《费城故事》次年,又凭借《阿甘正传》蝉联奥斯卡最佳男主角,这两部作品构成一组奇妙对照:《阿甘正传》正是90年代美国保守主义价值观的银幕寓言。
在表演层面,安德鲁是一个聪慧、敏锐、受过完整精英教育的成年人,汉克斯的表演聚焦于内在生命的损耗:他保留律师的思辨、审美与骄傲,再一层层剥离,演出疾病吞噬肉体、却不能摧垮灵魂的痛苦与坚韧,情绪内敛、细腻克制,咏叹调一幕,是一个热爱生命的人直面死亡的精神独白。
阿甘则完全相反,汉克斯塑造了一个心智简单、天性纯粹的普通人,表演依靠缓慢的语速、迟缓的肢体、澄澈懵懂的眼神,摒弃复杂思辨,把美德化作本能——忠诚、守信、顺从传统、坚守承诺,依靠朴素本心来承接时代洪流。

两部影片的价值取向形成鲜明反差:《费城故事》的安德鲁,作为同性恋与艾滋病患者,是社会边缘个体,主动运用理性与法律,对抗主流秩序里的偏见;而阿甘则是传统美德的载体,他接纳既有的社会伦理、国家与社群,凭借恪守古老的道德信条实现“美国梦”。
同一位演员,连续两年用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物塑造,分别诠释自由主义的个体抗争与保守主义的传统德性,这在好莱坞史上也堪称一段难得的奇观。
这里需要厘清一个概念:影片所呈现的这套古典自由主义,和中文互联网语境里常被提及的“白左”,虽有表层议题上的交集,但内核差异巨大。
二者交集在于,他们都反对针对少数群体的歧视,主张边缘人群应当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利,《费城故事》讨论的反职场歧视、艾滋病与性少数群体保护,也正是后世被纳入“白左”叙事的典型议题。
但二者底层逻辑完全不同。
《费城故事》式的自由主义,诉求的是底线层面的公民权利平等:它不强迫大众改变个人好恶,不要求所有人在道德上赞美安德鲁,只要求公共机构、企业不能因为私人偏见剥夺他的工作权;它立足于现有法律体系,依靠诉讼、证据、陪审团来解决纠纷,目标是消除制度性歧视,并不强行改造普通人的道德观念。

而网络语境下被称作“白左”的思潮,更多带有身份政治的色彩,倾向于以道德审判的方式强迫公众表态,甚至动用公共力量,用所谓“政治正确”去规训普通人的言语、观念,以彰显自身的道德优越感。
简言之,《费城故事》的自由主义追求“法律面前一视同仁,包容观念差异”;而被批评的“白左”叙事,则常常走向“道德站队,强制观念统一”。

《费城故事》用一场诉讼、一段咏叹,完整呈现自由主义的信念:权利不需要以多数人的认同作为前提;公共秩序的底线,不是大众的道德好恶,而是对每一个独立个体尊严的承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