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希腊是欧洲古代文化的发源地。大约公元前7-6世纪，希腊已经由原始社会发展到奴隶制社会。希腊奴隶制国家是以城邦政治形式出现的，刚刚建立起来的城邦国家，政权大都操纵在氏族贵族奴隶主手里。氏族贵族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在希腊奴隶制发展初期，他们拥有大量财富，享有种种特权，而且世代相继，居于社会的统治地位。但是，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希腊奴隶制内部的阶级分化开始了。从商人、手工业者当中，产生了一批新兴的工商奴隶主；与此同时一些氏族贵族奴隶主的经济地位开始下降了。初期，工商奴隶主在城邦政治中还没有任何权力；后来，由于他们的经济地位不断上升，要求有相应的政治权利要求打破原来的血统界限。实际上就是向原来的氏族贵族奴隶主要求分享政权，要求给予新兴奴隶主以“民主”。所以，他们又被称为民主派奴隶主。不论是贵族派奴隶主或者民主派奴隶主，都属于奴隶主阶级。他们在维护奴隶制，镇压奴隶的反抗上是一致的。在奴隶主内部两个政治派别斗争中，形成了两个哲学营垒，分别代表着两个不同的奴隶主阶层，即贵族派奴隶主与民主派奴隶主。在希腊奴隶制社会中，由于手工业、农业、商业和航海业的实际需要，引起了天文学、气象学和物理学知识的产生和发展。这些原始的知识，同政治观点、哲学观点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广泛的知识整体。
希腊最早的唯心论哲学，有毕达哥拉斯学派和爱利亚学派。前者因创始人毕达哥拉斯的名字而得名，后者因活动于爱利亚城这个地方而得名。这两个唯心论学派最初都在希腊本土西边的殖民地，即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一带活动。这个地区较为落后，反动贵族奴隶主的势力较强，因此唯心主义能够在这里建立自己的地盘。后来逐渐向希腊本土扩散。毕达哥拉斯学派是围绕毕达哥拉斯(约生于公元前580年)建立起来的。它是一个政治、宗教、哲学的混杂体。毕达哥拉斯和他的信徒直接操纵政权组织，为奴隶主反动政治服务；并且规定有许多清规戒律，活动十分隐秘；它也谈哲学，甚至音乐、数学、医学、天文学。不过，一切都围绕着他们反动的政治需要。据说，这个反动团体在一次聚会时被当地群众包围，放火烧了他们聚会的房子，许多反动分子被烧死了，毕达哥拉斯也被烧死或者在出逃中被困死了。不管怎样，这是群众对他们的一次重大惩罚。后来，这一学派的成员逐渐向希腊本土转移，继续从事反动政治活动，它的影响一直延续到公元后3世纪。
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中心思想是“数”、“和谐”和“灵魂不死”。他们断言:世界万物的本原不是物质，而是什么数；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由数产生的，数是一切事物的决定者，是事物的根源。照他们看来，数是先于经验，先于认识的，“没有数，人就不能认识事物，也不能思考什么”。这是欧洲哲学史上最早的唯心论的先验论。人们头脑中数的观念，是从现实事物中抽取出来的。为了计算方便，人们将存在于现实事物中的数量关系抽取出来，使它暂时脱离事物，变成头脑中纯粹数的观念。例如1+1=2，这就是一种抽象。因为，在现实事物中，纯粹的1、2是不存在的，它总是同1头牛或者2匹马联系在一起的。但为了从数量方面计算事物，人们可以搬开事物的其它特性，仅仅抽取它的数量方面的关系。这是人类生产实践长期发展的结果。毕达哥拉斯学派把本来与物体联系在一起的数人为地分割开来，并且把它看作是脱离物体的，独立于物体又先于物体的东西。这样，数就变成某种神秘的东西了。另外，事物的质，即一事物所以成为该事物，与事物的量是密切联系着的，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同样，没有质量也就没有数量；质量与数量是统一的，相互联系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却把事物的数量方面片面地加以夸大，把数绝对化，变成事物存在的本质。这就是“数”的唯心主义。
关于“和谐”，照他们看来，宇宙的秩序是由神秘的数决定。天体运动服从一定的数量关系，服从一定的比例数，从而有了“天国的秩序”，形成“天体的和谐”。人间秩序是以“天国的秩序”为原型的。因此，人们必须服从社会秩序，服从执政者，维护“和谐”。当时的唯物论者赫拉克利特认为“正义就是斗争”，毕达哥拉斯却针锋相对地提出:“美德乃是一种和谐”。他们认为，人类最大的恶就是目无君长，犯上作乱。他们就以这种反动理论到处帮助贵族奴隶主“恢复秩序”。
关于“灵魂不死”。他们认为，身体是灵魂的监牢，人死了以后才能逃离监牢，进入永生或者在其它生物(或人)的躯体上转生。因此他们说要“净化”灵魂，并把研究数学、医学、天文学、音乐做为“净化”灵魂的手段。他们在数学上是有些客观贡献的，比如毕达哥拉斯定理(直角三角形两边的平方和等于斜边的平方:a²+b²=c²),以及三角形内角之和等于二直角(∠a+∠b+∠c=180⁰)。但是，他们却把它用来为贵族奴隶主的反动统治辩护。例如毕达哥拉斯定理所表示的那个直角三角形，尽管可以有无限的形状，大小也可不同，构成的边也可彼此不相等，但斜边的平方永远等于两边的平方和。他们就断言说什么社会上的正义就如同几何学上的真角三角形一样，是一种不平等中的“和谐”。
希腊奴隶制社会另一个最早的唯心论派別，是爱利亚学派。爱利亚学派的主要特征是否认事物的“多样”与“变化”，企图证明世界上的事物是“统一”与“不变”的。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巴门尼德(约生于公元前6世纪末）他出身于贵族奴隶主家庭，是爱利亚城邦反动的政治活动家。巴门尼德把意见与真理形而上学地对立起来，认为感觉是不可靠的，感觉得到的只是意见，意见不能提供真理；要达到真理，只能靠思维。这是明显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因为它把感觉与思维完全割裂了，绝对排斥感觉，否认理性认识来源于感性认识，他们所说的“思维”，就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从这个前提出发，他认为把世界看作是多种多样、变化万端，属于“意见”，即感觉范围。实际的“真理”是不动不变的，统一的。这就是“存在”。存在，可译作“有”、“是”。巴门尼德把“有”什么或“是”什么的内容完全抽掉，剩下的就是一个最抽象、最一般的存在了。仅仅谈到存在，至于存在着的究竞是什么，是物质还是精神？他并不涉及。只是说:世界统一于存在。这个存在就是一个虚无，是一个没有任何内容的抽象概念。因为，它不反映存在物的任何特性、任何运动和变化，它脱离了单个物体，脱离了整个自然。巴门尼德正是从这一观念出发而得出结论说:存在只有一个，永无变化，不能产生，也不能消灭；不能此处大一点，彼处小一点，它“均匀地充满着一切”。
巴门尼德企图用空洞无物的“存在”概念反对世界的多样与变化，反对当时米利都学派和赫拉克利特用某种物质性的东西来解释世界的统一性。结果，存在与思维就变成了一个东西，“能思想就能存在”（我思故我在），世界仅仅统一于这个存在概念(思想)。这是欧洲最早把“思维与存在的同一”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上的观点，它反映了贵族奴隶主对社会变革的抵抗。恩格斯对杜林的批判，也完全适合于巴门尼德。恩格斯说:“杜林先生的世界的确是从这样一种存在开始的，这种存在没有任何内在的差别、任何运动和变化，所以事实上只是思想虚无的对偶语，所以是真正的虚无。”
巴门尼德的学生芝诺(约生于公元前5世纪中叶)，追随他的老师，特别着力于反对事物的运动。在他看来，承认了运动，必将导致矛盾。因此，运动和变化是不真实的，唯一真实的是“不动的存在”。芝诺的论证是形而上学的。他把运动和静止，运动的不间断性和间断性，截然分开。我们说，物体在运动中，就是说在某一瞬间，物体在空间的某一点上，因为它尚未移于另一点上；同时，它又不在这个点上，因为它正移于另一点上。否则，就不能构成运动。因此，运动就是物体不在第一个地方，也不在第二个地方。如果在一个地方，那它就是静止；如果在两个地方(点)之间，等于什么也没有说，因为它还是在某一地方(点)。只有既在这点，又不在这点，同时也不在另一点上，才使运动成为可能。恩格斯说:“运动本身就是矛盾”；“这种矛盾的连续产生和同时解决正好就是运动。”列宁在反对“运动就是物体在某一瞬间在一个地方，在接着而来的另一瞬间则在另一个地方”的形而上学观点时指出:“(1)它描述的是运动的结果，而不是运动自身；(2)它没有指出运动的可能性，它自身没有包含运动的可能性；(3)它把运动描写成为一些静止状态的总和、联结，就是说，那种(辩证的)矛盾没有被消除，而只是被掩盖、推开、隐藏、搁置起来。”
芝诺的根本错误在于他认为物体在某一瞬间只能在某一点上，而不能同时不在这一点上，这就从根本上排斥了运动的可能。但是，他只是把运动的矛盾性质掩盖起来了，实际上运动本身的矛盾并未消除。另外，芝诺对有限与无限的了解也是形而上学的，他认为运动的物体在达到某一段路程的终点以前，必须经过这段路程的一半，即一段路程可以分为两段；而在达到两段路程之一的终点以前，又必须经过这两段路程之一的一半，即整个路程一半的一半。这样推下去，可以推到无穷。既然我们可以把这段路程分割为无穷的间隔(点)，那么物体就不可能通过它。因为物体在它必须经过的道路上被无穷的间隔(点)阻碍着。我们说，路程的全长既可以无限分割，各个被分割的部分又是与整个路程(全长)联系在一起的。运动的不间断性与间断性是联系在一起的。芝诺夸大了运动的间断性，抹杀了运动的不间断性，否认了运动就是间断性与不间断性的统一。芝诺为了否认运动，他就排斥矛盾。这是纯粹的形而上学！！！当然，芝诺在客观上揭露了运动的矛盾性质，提出了有限空间可以无限分割，以及概念自身的矛盾。但整个说来是反辩证法的，是对当时奴隶制社会急剧变动的一种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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