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在欧洲不同国家和各个不同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内，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不同，在“只承认理性的实在性”的前提下，展开了唯物的唯理论和唯心的唯理论的斗争。这种斗争是哲学斗争的一个侧面，是反映新兴资产阶级内部不同阶层的利益的。唯心的唯理论者有笛卡尔、莱布尼茨，他们从思维中引出存在，是根本错误的；反对笛卡尔唯心的唯理论的有伽桑狄、霍布斯以及唯物的唯理论者斯宾诺莎。他们共同的特点是不承认认识开始于经验,不懂得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虽然唯物的唯理论也有片面的真理性，但由于他们不了解认识的历史性或辩证性，不懂得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所以从认识论的总体上看，也是错误的。
“唯理论”是欧洲近代资产阶级对抗经院哲学和宗教迷信的思想武器。它以“理性”为标志，反对盲从，反对迷信。所谓“理性”，笛卡儿标榜为“正确的作判断和辨别真假的能力”。似乎对社会上各个阶级都是适用的，实际只是反映资产阶级的利益和理想的，属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资产阶级人性论的一种表现。“唯理论”不承认理性认识来源于感性认识，割裂理性认识与感性认识之间的联系，它认为只有理性靠得住，感觉经验是靠不住的。笛卡尔(生于公元1596年)出身于官僚贵族家庭，是 17世纪法国卓越的数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同时也是近代欧洲第一个唯心的唯理论哲学家。17世纪上半叶的法国，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仍然占据着统治地位。资产阶级的力量本来软弱，又被遍及法的群众起义所吓倒，它没有勇气和力量推翻法国的封建统治。法国的封建君主国家也希望依靠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以维护自己的统治。正如马克思所说:“那时旧封建等级趋于衰亡，中世纪市民等级正在形成现代资产阶级，斗争的任何一方尚未压倒另一方。”于是，资产阶级(主要是大资产阶级)与封建君主国家相互妥协了。同时，那时法国天主教会的势力特别强大，资产阶级还不敢公开冒犯它。因此，17世纪法国资产阶级是软弱的、带有妥协性的。它的哲学代表就是笛卡尔。
笛卡尔主张“永远只许听从我们理性的证明”，并且反对仅仅关在书房里读书和进行思辨推理。这反映了笛卡尔对经院哲学、对传统的宗教教条持有一定的批判态度。这是笛卡尔的进步方面，它反映了法国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但属于次要方面。最主要的是:他对封建秩序和天主教会不敢有任何公开的触犯。他说:“服从我国的法律和习惯，笃信上帝恩赐我从小就领受到的宗教信仰”，笛卡尔主张“明哲”、“中道”，不走“极端”，实际上是反对社会变革，反对破坏旧有的封建秩序。这是他的保守方面，而且是主要的方面，它反映了行将没落的封建主的利益和愿望。笛卡尔政治上的这种二重性格决定了他的哲学也是二重性的。
他从唯心的唯理论出发，认为对凡是未经“理性”审查的一切，都应采取怀疑态度。一切都可以怀疑，但是，“有个正在怀疑”、“正在思想”的我却是无可怀疑的。于是他做出了一个主观唯心主义的结论:“我思故我在”。就是说，我在怀疑、我在思想，所以“我”存在。从思维引出存在，从思维的“我”的真实，引出存在的“我”的真实。但是，这个“我”还不是肉体的即物质的我，而是做为理性即思维的“我”。因为照笛卡尔看来，怀疑是一种思想活动，这时的“我”只能做为心灵，即精神实体而存在。这就是说，笛卡尔通过怀疑，首先肯定了思维实体的存在。做为思维实体的“我”的存在无可怀疑了。因为我十分清楚、明白地想到我在思想，我在怀疑。但是，客观事物是否存在，尚待证明。笛卡尔认为，如果在观念中找不到一个“清楚明白的观念”，以证明客观事物的存在，就不能保证它的存在。笛卡尔认为这个观念就是“无限完满的上帝”。他觉得既然上帝存在了，就可以保证我的观念真实。因为我清清楚楚地咸觉到物质世界的存在，如果它不存在，那就是主宰世界的上帝欺骗了我，但全智、全能、全善的上帝是不会欺骗人的。所以人们见到的物质世界是真实存在的。按照这种说法，世界有两个实体:一是精神实体-灵魂，它能思想，不占有空间，没有体积，一是物质实体-物体，它不能思想，占有空间，有体积。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各自独立的实体。精神实体不依赖物质实体，物质实体不依赖精神实体。这就是说，世界有两个本原，一是精神，一是物质。这就是哲学上所谓的“二元论”，其认为两个实体或本原都是最高的精神实体-上帝所创造的。因此，“二元论”归根结底仍然是唯心论。
和笛卡尔一样，伽桑狄（生于公元1592年）是法国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具有法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不过他反映了法国资产阶级中较为激进阶层的思想。政治上主张君主制，拥护当时法国正在发展着的中央集权制；伦理道德上，他从资产阶级享乐主义立场出发，主张人生最高美德是追求幸福，反对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哲学上虽然反对宗教神学，还反对笛卡尔唯心的唯理论，但是很不彻底。
斯宾诺莎（生于公元1632年）出身于荷兰一个犹太商人家庭。17世纪的荷兰已经是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已经取得了政权，建立了欧洲第一个共和国。但是封建贵族和天主教会的势力还很严重。荷兰的资产阶级在镇压人民上与封建贵和天主教会是一致的，在发展资本主义上，却还存在着矛盾。因此，它还表现着上升资产阶级的一般要求。斯宾诺莎就是它的杰出代表。
斯宾诺莎主张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受自然的必然性支配。表面看来，人是自由的，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自由行事，实际上是受情感、欲望支配的。这些情感、欲望又都是服从自然的必然性的。因此，人并不是自由的，为所欲为的，而是受必然性支配的。人们为了获得自由，必须使理性认识必然性，按照必然性行事。当认识了必然性以后，必须用理性控制感情，使自己的情感服从自然的必然性，否则就只是情感的奴隶。这样，认识必然性就成为获得自由的前提，自由就是对必然性的认识。照他看来，这是理性知识中最高的知识，是人们获得幸福的知识，也是保持高尚情感的知识。但是，斯宾诺莎认为，这种境界只有少数“智人”才能达到，人民大都出于一时的感情冲动，是达不到这种境界的。这充分反映了资产阶级对人民群众的卑视。当年的斯宾诺莎所以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同他以“智人”自居，孤傲于众是有联系的。
斯宾诺莎朴素地认识到了自由与必然是矛盾的统一。但是，这种认识是消极的、直观的。它离开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只是要求人们达到“人的心灵与整个自然相一致的认识”。自由就是认识了的自然必然性，而不是去积极地影响这种必然性。因此，它只能对人起一种限制作用。实际上，自由不仅是对必然性的认识，而且是对客观世界的改造，离开了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人们既不能获得自由，也谈不到对必然性的认识。斯宾诺莎脱离了人和人的实践活动，仅仅承认自然的必然性。人在自然的必然性面前就只能控制情感，听命自然了，人就成为自然的必然性的奴隶了。这种观点是唯物主义的，但却是反辩证法的。马克思曾指出他的哲学“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人的自然。”
莱布尼茨(生于公元1646年)是德国封建专制的辩护士。17世纪的德国还是一个有许多封建诸侯割据的封建国家，经济上分散落后，政治上各自独立。封建地主的势力特別猖狂，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刚刚萌芽。德国的资产阶级希望发展资本主义，但是还不敢提出自己独立的政治要求，他们希望通过封建君主，实行“开明专制”，发展资本主义。莱布尼茨就是当时软弱而新兴的德国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
17世纪的唯物论把物质看作是自己不能运动的，它的运动只能来自外力。莱布尼茨利用了这一缺陷，指出物质既然是不动的，就不能成为最后的实体。同时，构成世界的最后单位，必须是真正单纯的，不可分的；而物质性的“原子”，不论在理论上或事实上都是可以分割的。于是，他提出了唯心论的“单子论”。所谓“单子论”，简单地讲，就是:世界是由无限多的、客观存在的、不可分割的、精神性的单纯实体--单子构成的。单子是不可分的实体，是绝对单纯的；它不能有部分(有部分就能分开)。因此，不能从量上设想，不能像物质的东西一样来分；只能从质上，即从精神方面来着眼。正像圆可以分，圆的性质不可以分一样。由于单子没有部分，所以不能按自然方式产生与消灭，它的产生与消灭，只能由上帝决定。这是纯粹的神秘主义和唯心主义。最后，莱布尼为了替德国的封建秩序辩护，提出了“预定的和谐”。单子彼此各自孤立，但又相互和谐统一。这种和谐与统一，是上帝创造每一“单子”时预先安排好的。因此，整个世界是必然的，德国的封建等级制也是必然的，不能破坏的。莱布尼茨是一个客观唯心主义者，基本上是属于形而上学的。他力图证明上帝万能，等级制度合理，则表现了德国资产阶级投靠封建势力的软弱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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