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经验论”是在反宗教教条和经院哲学的斗争中兴起的，是近代欧洲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的思想武器。经验论承认一切知识都来自经验。但是它仅仅承认感性经验，不承认理性思维，认为只有感性认识靠得住，理性认识是靠不住的。在英国，自培根以来，后经霍布斯到洛克，唯物的经验论一直处于统治地位。1688年，英国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相互勾结，以牺牲劳动人民的利益为前提，进行了所谓“光荣”的或“不流血”的革命。实际上这是英国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的一次妥协。通过这次妥协，结束了英国封建王朝的专制统治，建立了君主立宪制，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得到了充分的照顾。从此，英国资产阶级的哲学急转直下，出现了贝克莱和休谟的主观唯心论。贝克莱和休谟是在承认“经验”的形式下，论证他们的唯心论的。所以，他们的哲学被称为“唯心的经验论”。当时唯物的经验论与唯心的经验论的斗争反映了英国资产阶级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利益和要求。
约翰·洛克(生于公元1632年)出身于英国的一个律师家庭，政治上站在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一边。恩格斯指出:洛克“是1688年的阶级妥协的产儿。”这种妥协，不仅反映在哲学上，也反映在政治上和宗教上。洛克和霍布斯一样，用唯心的历史观解释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用资产阶级的人性论辩护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不过霍布斯生活在英国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前，洛克生活在英国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及其以后的一个时期内。因此他们在政治观点和宗教观点上是有些区別的。洛克主要是为英国的君主立宪和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制造舆论的。霍布斯认为，在自然状态下，人与人之间像狼一样。洛克则认为，在自然状态下，人与人之间是和平的、善意的，相互帮助的，人们都靠理性生活。但是人们的自然权力，包括生命、财产、自由，经常受到威胁，生活难以保障。因为人们可以依照理性生活，也可以不依照理性生活，存在着发生战争的可能；同时，对人们的行为缺乏一个共同一致的是非标准(法律)和公认的独裁者。这样，就会出现混乱，引起暴行。于是人们互相订立契约，把自己的自然权力交给公认的人、机构，过渡为国家。
霍布斯认为，统治者的权力是绝对的，这是由臣民之间原来相互订立的“社会契约”规定的。因此推翻统治者就是破坏契约。而洛克认为，订立契约正是为了保障自己的自然权力，生命权、自由权、平等权、特别是私有财产权，是天赋的人权，不能因订立契约而失掉。统治者如果不能保障人们的天赋人权，人们有权推翻它。显然，这是在为1688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制造舆论。
洛克的“天赋人权”论，离开阶级和阶级斗争，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而不是什么自愿的结合；人权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和阶级斗争的要求而转移的；没有什么“天赋人权”，只有人赋人权，英国资产阶级的权，是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赋予的。永世不变的、对各阶级都能适用的所谓“天赋人权”，是根本不存在的。洛克从“天赋人权”论出发，把国家权力分为三种:立法权、行政权、联邦权(外交权)，立法权最高，属于由资产阶级和贵族共同掌握的国会，行政权和联邦权是执行国会订立的法律的，可由君主和贵族掌握。它是资产阶级对封建贵族的一种妥协，也是资产阶级对君主权力的一种限制。但不论任何权力，劳动人民是根本没有份的，这就表明“天赋人权”中的“人权”并不是天赋的，对社会上所有的人也不是一律平等的。
1688年，英国资产阶级通过与封建贵族的妥协，建立了以立宪君主制为政体的资产阶级专政，18世纪中叶又发生了“产业革命”，英国资本主义迅速地发展起来了。随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英国劳动群众与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日益加剧了，并且逐步上升为社会生活中的主要矛盾。从18世纪初年开始，英国工人、农民反抗资产阶级的运动澎湃发展，反宗教的“自由思想”广泛传播。资产阶级由革命开始转化为反动，由真老虎开始转化为纸老虎，它所关心的已经不是社会进步和科学发展了，而是如何镇压革命，维持自己的政治统治。为此，它除了用武力镇压群众以外，特别需要对群众进行精神奴役。恩格斯曾指出:英国资产阶级“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用精神手段去控制人民，而一切能影响群众的精神手段中第一个和最重要的手段依然是宗教。”贝克莱的主观唯心论和休谟的不可知论就是适应这种需要产生的。
乔治·贝克莱(生于公元1684年)曾长期担任爱尔兰克罗因教区的主教。贝克莱是欧洲近代主观唯心论的奠基人，是利用哲学保卫宗教的凶恶打手。他说:“不能忍受宗教”的无神论思想，是“ 一切罪行中对公众危害最大的罪行”，并且直言不讳供认:一个君主如果以为只靠自己的权力就可以使人民敬服他，就是犯了“一个可悲的错误”，只有使人们信仰宗教，敬畏上帝，人们才能以“内心的忠诚”，服从国家的权力。
从培根以来，唯物的经验论一致认为，感觉是认识的来源，人们只有通过感觉才能认识外界事物。贝克莱也从感觉出发，却引出了主观唯心论的结论。他说:一个苹果，我们感觉到圆形、红绿色、光滑、香、甜、冷、硬......。这只苹果除了这些感觉以外，我们感觉不到它还有什么。因此，我们称之为苹果的这个苹果，只不过是圆、绿、香、甜、硬等等一堆或一组感觉，即许多“感觉的集合”。推而广之，其它东西也无非是许多“感觉的集合”。而所有这些感觉都是通过我们的心灵得到的。也就是说感觉是离不开感觉者的。从而得出一个臭名昭著的主观唯心论结论: “存在就是被感知”。
这就是说，在贝克莱看来，认识的对象不是外部事物，而是人的自己的感觉，感觉以外的一切事物，“它们的存在就是被知觉”，“它们离开能知觉它们的人心或能思想的东西，便不能有任何的存在”。我们知道，感觉是意识与外部世界直接联系的桥梁，没有外物刺激引起人们的感觉，人们就不可能有意识。但是，感觉和被感觉者不同，感觉是被感觉者(外物)作用于主体(人) 而引起的。贝克莱却把感觉和被感觉者混为一谈，把认识的途径(感觉)与认识的对象(客观事物)混为一谈，感觉就变成唯一的存在了。列宁指出:“唯心主义哲学的诡辩就在于:它把感觉不是看作意识和外部世界的联系，而是看作隔离意识和外部世界的屏障、墙壁；不是看作同感觉相符合的外部现象的映象，而是看作“唯一的存在’。”贝克莱论证主观唯心主义的手法是：当分析具体事物时，首先把它分解为许多感觉，感觉也就是性质，也叫做观念。感觉、性质、观念在贝克莱哲学中实际上是一个意思。事物除了这些感觉、性质或观念外，再也没有别的东西了。这些感觉、性质或观念只有通过主体(即人)才能得到。因此，存在(也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就是被感知，或者说“感觉的集合”、“观念的集合”。感觉或观念以外的事物是没有的。这样一来，不是客体决定主体，而是主体决定客体，因为既然世界只不过是感觉或感觉的集合，离开感觉者世界就不能存在了。这种荒谬的哲学不仅同人类的全部实践经验相违反，而且也是直接违反自然科学的。因为自然科学证明在人类出现以前，那时没有主体或感觉者(人)，但自然界已经存在了。如果说世界离开感觉就不存在了，那时有谁去感觉它呢？上帝吗？
贝克莱的论证是十分拙劣的。
第一，他把事物的性质与人的主观感觉看作是一个东西；第二，他利用人的感觉的相对性否认事物的客观性；第三，他把主体与客体、感觉与被感觉者混而为一，宣布一切从属于主体或主体的感觉。
贝克莱把一切归结为感觉以后，特别着力于攻击唯物论关于“物质”的概念。他说:唯物论和无神论“一切怪异体系”，都是建筑在“物质学说或有形实体学说的基础上”的，因此，“一旦把这个基石抽掉，整个建筑物就一定倒塌”。他疯狂攻击唯物主义的“物质”概念，胡说什么:“如果你觉得合适，你就可以在别人用虚无一词的意义来应用物质一词，并把物质和虚无互相掉换。”
既然物质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各种性质，即我的感觉、观念，那就不可避免地要陷入“唯我论”。就是说，世界上除了唯一的自我以外，什么也不存在了，我在，即我感觉它，它就存在；我不在，即我不感觉它，它就不存在。这就要引出极为荒谬的结论。为此，贝克莱曾自我辩白说:他并不否认单个事物，如桌子、苹果的存在。但是，单个事物不能离开心，即人的感觉而存在。假如我感觉不到它，別人还可以感觉到它，假如任何人都感觉不到它，它也存在于上帝的心中，即上帝还可以感觉到它。是的，贝克莱向上帝求救了。当他搬出上帝的时候，他已经不是一个主观唯心论者了，而是一个客观唯心论者了。因为除了他自己的主观精神外，他承认了一个更为巨大的的客观精神了。他不再以一个哲学家的身分讲哲学了，而是以一个神学家或主教的身分讲神学了。
贝克莱公开地宣扬信仰主义了，但是当时自然科学已经发生了巨大的作用，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认它。为了掩盖宗教与科学的冲突，并使科学“有益于人生”，贝克莱施展了“调和”科学与宗教的两条笨拙伎俩。
第一，如果每一个人都以自己的感觉为标准，就没有客观真理了。没有客观真理，也就没有科学。因为，各有各的真理标准，科学就不能成立。贝克莱必须确定真理的标准。但是，他不到观念以外的客观事物中去确定，更不到社会实践中去确定，而是到观念本身的相互比较中去确定。例如酒，当大家看见、闻到、尝到，并且感到喝酒以后的效果，不再怀疑了，即得到共同一致的感知，就证明是酒。这样，贝克莱实际上取消了客观真理。毛主席教导我们：“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一种认识或理论，不论有多少人“共同一致”地感知它，承认它，也不一定是真理。
第二，科学是必须承认自然规律的。因为自然界如果没有规律，一切自然科学就没有意义了。贝克莱认为自然界是没有规律的，自然科学上的“一般规则”并不是反映客观自然界的因果联系，而只是一些“感觉符号”。例如，火烧了手，我们感到痛，并不是客观的火引起的，火与痛之间并无因果联系，而只是一些“感觉符号”之间的联系。这些“感觉符号”是上帝以确定的规则和方法给予我们的警告或信号，叫我们躲避火。火并不是引起灼痛的原因，贝克莱这是在赤裸裸地宣扬信仰主义了。
贝克莱“调和”科学与宗教的伎俩就是如此笨拙，列宁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让我们把外部世界、自然界看作是神在我们心中所唤起的‘感觉的组合’吧！承认这一点吧！不要在意识之外，在人之外去探求这些感觉的‘基础’吧:这样我将在我的唯心主义认识论的范围内承认全部自然科学，承认它的结论的全部意义和可靠性。为了我的结论有利于‘和平和宗教’，我需要的正是这个范围，而且只是这个范围。这就是贝克莱的思想。”
大卫·休谟(生于公元1711年)出身于苏格兰的一个破落的贵族地主家庭。他是在英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确立的条件下开始活动的，政治上明显地反映了已经取得政治统治的英国资产阶级的性格。他认为国家的基础不是社会契约，而是一般人对统治者的服从，这种服从是长期养成的习惯，已经成为人性的一部分，是不可改变的；同时，追求私有财产是社会前进的动力，国家的目的在于保护私有财产。他竭力为英国现存的统治秩序护，认为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是最好的制度。在宗教问题上，休谟认为理论上的上帝是不能证明的，但并不直接否认上帝的存在；宗教不能作为知识和知识的对象，但作为道德和信仰的对象仍然是可以的。并且主张，应该为下层群众保留宗教信仰，因为宗教是人们生活和感情所要求的。 此外，他惧怕人民群众，认为民众激动都是可怕的。凡此种种，都表达了已经取得政权的英国资产阶级的性格。
休谟认为，人类的一切知识仅只是知觉。知觉以外究竟存在着什么？是物质还是精神？无法知道。所以，他的哲学叫做“不可知论”，即主张世界是不可认识的。休谟说: “存在物不是别的，只是心中的一些知觉”，知觉以外还有什么，无法知道。因此，唯物主义所主张的物质实体是没有根据的，唯心主义所主张的精神实体也是没有根据的。上帝、灵魂等超出了人们的经验，在知觉中是无法得到的，所以上帝是否存在也是不可知的。这样，只好不加可否，采取不下判断的怀疑态度。列宁指出:“休谟所谓的怀疑论，是指不用物、精神等等的作用来说明感觉，即一方面不用外部世界的作用来说明知觉，另一方面不用神或未知的精神的作用来说明知觉。”他甚至大费周章的来否定因果关系，这样一来，世界本身就没有任何规律了，只是一堆杂乱无章的东西。
休谟的不可知论是荒谬的。首先，休谟把一切知识归结为感觉，这个根本前提就是错误的。从这种错误前提出发，只承认感觉，并把感觉当作唯一的实在，从而把因果联系归结为主观的心理习惯，本身就是违背自然科学的。因为自然科学证明，在人类出现以前，在没有任何能感觉的生物以前，自然界就存在了；第二，他形而上学地假定了事物之间是互不联系的，他只承认一个一个地存在着的单个对象，不能由个別上升为一般，由感性上升为理性，因而也就不能从现象中发现它的内在本质、联系、规律；第三，休谟哲学本身也是矛盾的，他一方面否认因果联系，另一方面又承认人们有因果观念，那么因果观念从何而来？这就与他的一切观念来自印象(感觉)的前提矛盾了。恩格斯指出:“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实践证明，人们是可以认识世界的。休谟哲学否认人们洞察事物本质，探讨事物发展规律的可能；否认科学预见；否认科学对实践的指导意义，目的是模糊劳动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方向。符合了资产阶级的政治需要，因此，直到今天，帝修反及其豢养的走狗文人都喜欢到处鼓吹“不可知论”，以妄图阻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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