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很多同志都听说了日本正在闹米荒，日本大米价格已经连续17周上涨，一年时间米价涨了一倍，现在日本米价折合成人民币是20多元一斤，创下了有统计以来的最高价格纪录。日本民众表示，大米涨价给日常饮食造成了直接冲击，不少人甚至减少米饭摄入。部分日本民众从原来的每天吃米饭，减少到大概一周三次左右。日本米价持续上涨公开说的主要原因是自去年夏天以来，受极端高温影响，日本大米歉收，实际上这背后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老猫尝试运用马克思社会主义的理论来进行分析，日本当前的“米荒”现象并非是偶然的供需失衡，而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矛盾、资本逐利本质及阶级利益冲突的集中体现。
首要原因是日本小农经济与垄断资本的矛盾，造成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束缚。日本农业以小规模、分散化经营为主，70%农户经营面积不足1公顷，且农民平均年龄高达68岁。这种传统小农经济模式难以适应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需求，导致劳动生产率低下。与此同时，日本农协通过控制种植面积、流通渠道和定价权，形成垄断资本集团，进一步固化生产关系。比较显著的是农协长期推动限制水稻种植面积“减反政策”，通过人为制造供给不足维持高价，使市场丧失调节能力。这点完全符合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论断，表现为旧有生产关系的垄断性阻碍了农业技术的进步和规模化生产。而日本政府为保护农协利益，长期实施高关税和补贴政策，日本进口大米关税竟然高达700%以上，限制国际竞争，导致日本国内大米价格与国际市场脱钩。这种政策本质上就是资本通过国家权力维护自身利益的体现，这正像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国家是管理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同理农协通过政治献金影响日本政府的政策制定，2021到2023年农协向自民党议员提供1.4亿日元政治献金，这充分暴露了资本是如何向政治权力进行渗透。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本农民与资本集团的复杂剥削关系，造成剩余价值分配严重失衡。日本稻农依赖农协或批发商销售大米，需缴纳高额手续费，而农协通过控制流通渠道攫取大部分利润。比如尽管米价上涨了一倍，但农民因化肥、燃油等成本上升，农民的实际收入并未增加，甚至陷入亏损，钱都让农协挣走了。这点可以用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被流通资本侵占”的理论很好解释，农民作为直接生产者没有也无法获得合理的收益。同时日本农业劳动力高龄化与年轻人口流失，反映了资本主义下农业部门无法实现劳动力再生产的问题。农民收入微薄，迫使年轻人逃离农业，形成了农业贫困与劳动力短缺的恶性循环。而这种阶级固化现象印证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贫困积累”规律的批判。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资本主义市场下的政策短视与系统性风险，加剧了资本危机的积累。日本政府通过“减反政策”限制产量，实质上是为了维护农协及垄断资本的超额利润，而不是为了维护农民的利益。一组数字对比能够很好的说明：2024年日本大米的实际产量增加了18万吨，但是流通到市场上的大米商品量反而减少了21万吨，这暴露出资本囤积居奇贪得无厌的丑恶嘴脸。这种人为制造短缺的卑劣行径，完全符合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为利润而破坏生产”的批判。而且农协下属的金融机构日本农林中央金库，因投资美债暴雷亏损1.5万亿日元，直接损害农民利益。金融资本脱离实体经济的投机行为，加剧了农业系统的脆弱性，验证了马克思关于“金融资本成为独立剥削力量”的理论观点。
此次日本的米荒引发了日本阶级矛盾与社会危机，引发了消费者与资本集团的对抗。米价暴涨导致日本恩格尔系数升至28.3%，为1981年以来最高，日本家庭的实际收入连续下降。而日本政府延迟到今年2月才开始投放储备粮，采用小包装降价的欺骗性策略，激化了民众对资本与政权合谋的不满。这种矛盾的激化是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对立的具体表现。日本通过高关税限制进口，实质是将国内资本矛盾转嫁至全球市场。当全球大米库存回升时，日本因封闭市场无法平抑价格，反而加剧了国际粮价波动。这正是国际资本剥削体系的延伸，符合列宁关于“帝国主义通过垄断转移危机”的观点。
日本的“米荒”绝不是孤立的偶然事件，而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结构性危机，其本质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矛盾的爆发。垄断资本通过控制生产、流通和政策制定，将农业部门异化为利润工具，最终导致系统性危机。唯有打破资本对农业的垄断、推动生产关系变革，比如推行土地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农业集体合作社模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粮食安全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批判不仅适用于日本，也适用于全球性的粮食危机！反对农业私有化，坚持土地公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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