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初的空想社会主义直接宣布: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黑白颠倒的世界”(圣西门)、“复活的奴隶制”(傅立叶)、 它“使人变成魔鬼，使世界变成地狱”(欧文)。他们这种机智猛烈的批判引导人们认识: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罪恶、苦难和不幸，不是个别的、偶然的、暂时的，而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造成的，必须从根本上否定它。因此，它们提供了启发工人阶级觉悟的极为宝贵的材料。
19世纪初的空想社会主义不仅批判资本主义，而且幻想通过和平途径，实现他们的社会理想，他们失败了。但他们失败的教训变成了科学地研究资本主义的宝贵材料。恩格斯说:“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依靠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位思想家而确立起来的。”19世纪初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启蒙学者一样是以拯救人类自命的，他们并不是想解放某一个阶级，而是想解放全人类。但他们与资产阶级思想家存在着天壤之別。在他们看来，按照资产阶级启蒙学者的原则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世界也是不合乎理性的；也应该像封建制度和以往一切社会制度一样被抛到垃圾堆里去。资产阶级的学者把私有制、资本主义的剥削和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看作是永世不变的，19世纪初的空想社会主义不仅愤怒地指责它，无情地暴露它，批判它，讽刺它，咒骂它，而且一致认为资本主义只不过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暂时阶段，没有欺诈、没有压迫、没有贫困，没有苦难的美好社会必将到来。 他们用幻想的方式，召示着人们向往未来！但是，他们的世界观却是唯心主义的。
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资本主义社会所表现出来的种种社会现象，归根结底都导源于这个基本矛盾。这个基本矛盾最集中、最深刻的表现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对立。恩格斯指出:“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19世纪初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无一例外地离开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在这个基本矛盾基础上产生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圣西门把资本主义的罪恶归结为“游手好闲者”的存在；傅立叶把造成资本主义罪恶的根源说成是专事骗人的“商人”；欧文虽然触及私有制问题，但是他不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没有提出剥夺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正因为他们离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只到它的现象中寻找原因，因此，他们就无法了解这种生产方式所造成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圣西门天真地认定，“王权从诞生之初起就一直保护人民的利益”，傅立叶所设想的未来社会，虽然不允许王权存在，却允许资本家存在，并且给予资本家以特殊的权利和优厚的待遇；欧文主张消灭私有制，但没有摆脱阶级合作的思想。此外，他们不仅反对阶级斗争，更反对暴力革命。圣西门把革命看作是把社会“带到悲惨境地”的“错误道路”，傅立叶把革命看成是“折磨国家”的过失行为，欧文认为革命是“无知识粗鲁”的人们的行动。照他们看来，他们自己的任务就是防止革命和革命暴力的重演。
恩格斯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而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却把理性、天才人物的天才发现看作是决定一切的。他们把资本主义仅仅看作是一个罪恶的社会，不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就创造了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社会力量；他们把无产阶级仅仅看作是一个贫穷的受苦的阶级，不了解正是无产阶级才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他们不是把希望寄托在无产阶级身上，而是寄托于个别“天才人物”的“天才发现”上。他们自视自己是天才，在他们看来，今后的世界历史不过是宣传和实施他们的社会计划的历史，因此他们拒绝一切政治行动，特别是一切革命行动。
恩格斯指出：“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在它产生的初期是进步的，在历史上是起了积极作用的，是无产阶级的一种“象征、表现和先声”。当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还很不发展，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还没有充分展开，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还处于自发的经济斗争阶段，因此，空想社会主义者还不可能摆脱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影响。当无产阶级形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由一个“自在的阶级”转变为一个“自为的阶级”，进行有意识有组织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以后，空想社会主义就变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保守的、反动的思想了。1847年，空想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为一种资产阶级思潮，是可以进出资产阶级的沙龙(客厅)的。后来一切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者，无政府主义和一切机会主义者，以及修正主义者，都把空想社会主义者反对阶级斗争，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作为自己的思想武器，用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他们用修修补补的补缀办法，在不触及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范围内，妄图“和平”地改造资本主义。他们反对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用暴力夺取政权。他们企图用个人的发明代替社会的实践斗争，用空洞的幻想代替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用组织全体社会成员的办法代替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义，是同历史的发展成反比的。阶级斗争愈发展和愈具有确定的形式，这种超乎阶级斗争的幻想，这种反对阶级斗争的幻想，就愈失去任何实践意义和任何理论根据。所以，虽然这些体系的创始人在许多方面是革命的，但是他们的信徒总是组成一些反动的宗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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