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弄清所有制，社会主义就失去了骨架
有人问我，为什么“国营企业”不能随便换成“国有企业”？这两个词有什么大不了的？
但恰恰就是这一字之差，往往隐藏着整个社会结构的巨大转变。如果你真相信“名词无关紧要”，那就已经走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对立面。
要知道，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命线，就系在所有制结构上。只有搞清楚什么属于人民、谁来掌握企业，才能谈得上社会主义的根基不动摇。
“谁拥有”与“谁管理”不是一回事
我们常说“生产资料归人民所有”，这在社会主义制度里是铁打的原则。但如何落实？这就需要区分两个关键维度：所有权和经营权。
所有权是根本，它回答的是：企业到底属于谁？
经营权是手段，它只回答：谁来管这家企业？
在真正的社会主义框架下，企业的产权是归全体劳动者集体所有的。但劳动者不可能一个个排班轮流去当厂长，这时候就必须要有一个中介机构，代为进行日常经营。这个中介就是国家，也可以理解为是人民授权的“托管人”。
于是，“国营”的含义就出来了：全民是主人，国家是代理人。
“国营”不是修辞，而是一种制度逻辑
“国营企业”的核心在于两个方面：
一是它的产权归属清晰，不属于个别人，也不属于国家官员，而是整个社会劳动群众的集体资产。
二是它的运作机制有边界，国家负责的是经营职责，不拥有变更产权的权力。
通俗说，国家在这里扮演的是“受托人”的角色——既然企业归人民所有，那么任何管理行为都必须以人民利益为导向。国家不能反过来把企业据为己有，更不能任意处分企业资产。
这才是“国营”的实质意义：经营权服务于所有权，而不是吞噬所有权。
劳动者不是“雇员”，而是主人
一个巨大的误解在于，把社会主义企业里的劳动者当作“打工人”。
这是严重违背马克思主义的。
在马克思的设想中，劳动者是生产资料的主人。他们不是靠出卖劳动力为资本家谋利，而是通过共同组织生产，为自己创造和分配价值。
在“国营”企业中，劳动者作为社会的一员，拥有对企业资产的共同所有权。他们在企业中，不是为了给“老板”赚钱，而是为了全体社会的共同福祉工作。
所以你不能拿资本主义那一套“劳动合同”、“绩效考核”、“员工淘汰”来套在“国营企业”上。
主人能和自己签劳动合同吗？
主人能被企业“辞退”吗？
显然不能。这种观念上的错乱，正是源于对所有权结构的误读。一旦把国家当作企业的“真正东家”，那么劳动者的位置就自然沦为“雇员”，企业也就从社会主义经济蜕变成了“披着红旗的公司”。
国家角色的边界必须严格划定
马克思讲：“国家不过是一个阶级统治的工具。”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它的职能是代表无产阶级执政，保障劳动人民的利益。
当国家受托管理全民资产时，它的权力是来源于人民的授权，而不是自生自发的统治权。也就是说，国家的管理权利并不等于所有权。
如果国家在没有全民民主授权的情况下，就把企业从“全民所有”变更为“国家所有”，这不仅违背了法理，更违反了政治伦理。
试问：
国家能把属于全体人民的企业据为己有吗？
国家能在未经全民同意的前提下，擅自改变企业的产权结构吗？
理论上，这是不被允许的。实践中，一旦发生这种行为，后果便是——人民不再是所有者，只剩下被管理的对象。国家则不再是人民的执行者，而成了凌驾于人民之上的权力集团。
从这个角度看，捍卫“国营”概念，是捍卫人民作为主体地位的根本要求。
制度的模糊，不是进步，是倒退
有一种说法，说“国有制也是社会主义”。这话要具体分析。国有制如果没有全民所有制的制度保障，只是一个词语上的红色标签。
“国有”这个提法，在法律术语中混淆了所有者与管理者之间的边界。如果没有制度上的配套安排，“国有”就很容易演变为国家对资源的单边控制，从而使人民变成被代表、被排除的角色。
它会带来三个严重后果：
劳动者权利萎缩，企业不再是他们命运的一部分；
权力不受监督，国家以“国有”名义处置资源，不再受全民授权；
社会主义名存实亡，剩下的只是一种带有“国家色彩”的管理方式。
这不是理论上的杞人忧天，而是所有制模糊的必然结果。
我们要警惕的，不是“叫法变化”，而是理念变质：当“国营”变成“国有”，当人民从主体变为客体，社会主义的实质就已经悄然滑落。
把概念搞清楚，是对社会主义最低限度的忠诚
制度不是口号堆砌起来的，理论更不能靠情绪去维系。
一个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必须首先在所有制问题上站稳脚跟。
如果你连“全民所有”与“国家管理”的区别都说不清楚，那就别怪资本逻辑趁虚而入。
我们今天讲“国营企业”，不是缅怀过去，也不是抱残守缺，而是要捍卫一个社会主义的底层逻辑结构：人民是主人，国家是工具，制度是保障。
所以，请不要再说“国营、国有差不多”了。那不是“差不多”，那是生死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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