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现代化，就是合乎历史规律地解决中国现代的社会矛盾，这首先就是主要矛盾。一些人看到近年来受官文化支配的传统官僚势力在一些地区和部门的祸国害民的行为，就不加分析地全面否定中国社会制度中的社会主义因素，看不到社会主义势力的存在及其与这股旧势力的斗争，得出相当悲观的结论，甚至认为只有发展自由资本主义，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
孰不知，迄今为止，这部分民营的私有资本，在中国依然是相当弱小的，而相当一批以“民营”形式出现的资本企业，实则是官僚资本或受其操纵的，这就是少数已经官僚化的公职人员及其子女们侵吞国有资财而形成的，他们绝非“自由资本主义”，也不可能是现代化的动力。这股势力不仅侵吞国有和集体资财，还会压制，甚至掠夺私有的民营资本，迫使其成为自己的附庸。在这种情况下，企图靠民营的“自由资本主义”领导和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是根本不可能的。（《中国官文化的奠基者与批判家》）
回想起来，毛主席所领导的最后一场伟大运动，就像笔者在《《李进同志》译者序》里说的那样，其核心目标并非单纯地反对一般意义上的资产阶级，而是要清理党内那些走兹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换句话说，这场斗争的真正矛头直指党内的官僚兹产阶级。由此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我们的批判对象不应仅仅是抽象的“资产阶级”（或者抽象的‘资本’），而必须首先直面、揭露并清算盘踞在国家机器中的官僚阶级。
这种官僚阶级的存在，并非偶然，它是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官僚传统的延续与变异。封建社会中形成的那种盘根错节的官僚法权，就像一种顽固的寄生虫，附着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之上——无论是封建王朝，还是资本主义，甚至是社会主义——都能以极强的适应力生存下来，并不断侵蚀原有的社会机体，直至将其异化为一种全新的官僚寄生形态。两千多年过去了，这种寄生结构几乎未曾改变。
这种官僚寄生体有一个显著特征：它永远追逐权力本身，而非权力背后的人民利益。什么“学而优则仕”、“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什么四书五经、八股取士，乃至今日的公务员考试，同一个框框，不过是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不过是这种寄生系统更新换代的形式。进入这个体系的人，他们大多数人的目标并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攫取民脂民膏，榨取人民的血与肉。从古至今，这一寄生组织之所以屡遭更迭却从未消亡，正是因为它们对统治者是谁毫不关心。汉武帝也好，李世民也罢，忽必烈、蒋介石，甚至外来的日本帝国主义，都无法撼动他们的核心生存逻辑。他们既不会真正融入任何政权，也不会对国家命运抱有忠诚，他们唯一的信条就是固守自身的利益。"英国高教会宁愿饶恕对它的三十九个信条中的三十八个信条展开的攻击，而不饶恕对它的现金收入的三十九分之一进行的攻击。" 面对侵犯他们特权的人，他们能以金钱的等量仇恨发起残酷的报复。他们的这种冷血与坚硬，正是寄生虫的本性。如此的机体，难道不该彻底清理吗？
而对于老百姓来说，官文化不仅是支配和统治的意识形态，也是不得不服从的强权的化身。在官僚统治下，老百姓的生活要由官来管，似乎离了官，他们就不会穿衣吃饭；老百姓之间有了纠纷，必由“官断”，才算解决；官在鱼肉百姓，可百姓却称官为“大人”、“父母”；百姓们敬官、畏官、恨官又盼官；民间关于贪官和清官的种种议论和传说，更加重了官文化的玄奥性。而为了遵循孔夫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种遗训，各层官僚不仅将其职业弄得高深莫测，而且还用各种仪礼加以装饰和威吓，官的活动，似乎成了神圣的宗教仪式。（《中国官文化的奠基者与批判家》）
而至于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他们则长期被裹挟在这种寄生体系之下，成为最大的受害者。无论国家的局势是繁荣还是衰败，他们都被迫承担工蜂、工蚁的角色，从未真正掌握过自己的命运。他们的思想被宏大叙事所支配，他们的希望寄托于寄生阶层施舍的“仁政”。正如一群乞丐幻想着土豪劣绅财富的增长能够带来自己的温饱，他们也总是把希望寄托在“明君良相”身上。李世民、包青天、海瑞，这些历史人物成为他们一代又一代的精神投影。他们盼望着出现几个清官，盼望着某个贤明的皇帝能带来安稳的生活，从而心安理得地继续苟活在被剥夺的现实中。
站起来，不许跪！
然而，寄生体如果不被根除，人民就永远不可能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真正的解放，不是等待所谓的“清官”来怜悯，而是要斩断那条延续两千余年不事生产的官僚寄生链条。只有当人民自己觉醒，认识到这种寄生结构的本质，才能真正撕开历史的宿命循环，开创属于自己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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