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舞台上，总有一些宏大的叙事被精心编织，它们如浓雾般弥漫，试图遮蔽社会肌理中最深刻的裂痕。当人们高唱着同一首爱国歌曲，挥舞着同一面旗帜，一种“我们”属于同一民族的强烈感觉便油然而生。然而，在这看似团结一致的合唱之下，生产资料私有制所固有的、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根本对立，却从未因这和谐的旋律而消弭。统治阶级所做的，正是用民族的宏大外衣，去包裹并试图化解阶级冲突的尖锐内核。
将阶级矛盾转化为民族矛盾，是资本主义统治术的精髓。资产阶级在掌握国家机器后，面临的最大威胁并非外敌，而是内部无产阶级的觉醒与联合。正如历史所揭示的，当工人们意识到他们共同的阶级利益，并跨越国界携手时，将对资本秩序构成颠覆性挑战。因此，淡化“阶级”这一揭示经济地位差异的概念，代之以“民族”这一看似天然、包容所有人的身份认同，便成为维护统治的关键策略。通过教育体系、媒体宣传和日常文化仪式，一种“民族共同体”的神话被不断建构和强化。在这个神话中，资本家和工人被描绘成“同胞”，是休戚与共的整体，从而巧妙地将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劳动异化等真问题，转化为如何让“我们的”民族国家在国际竞争中更强大的伪命题。这种话语转换，使得剥削关系被掩盖在“国家利益”的帷幕之后。
民族主义在此扮演了双重角色：对内是粘合剂，对外是排外情绪的催化剂。当国内社会矛盾激化，不满情绪累积时，将矛头引向外部“他者”——无论是经济上的竞争对手，还是文化上的“异类”——是屡试不爽的转移视线之法。资本家可以一边将工厂迁往劳动力更廉价的国家以最大化利润，一边在国内鼓噪“保护本国就业”的民族主义情绪，将工人因失业而产生的怒火，从资本逻辑本身引向外国或移民。这种策略成功地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潜在威胁，扭转为服务于资产阶级国家利益的民族沙文主义。工人们被教导去仇恨远方的“敌人”，而非审视近在咫尺的剥削者。民族主义的情绪越炽热，阶级分析的理性之光就越显得黯淡。
这种意识形态运作的最终目的，是维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一个牢固的阶级社会，不仅需要经济和政治上的强制，更需要思想上的认同，或者至少是默许。通过将现行秩序自然化、民族化，将其描绘为历史传承的、毋庸置疑的“我们”的生活方式，统治阶级使资本逻辑的扩张和对劳动的支配变得合法且难以挑战。当人们将市场经济的法则、财富的巨大不平等视为民族特性或国家发展不可避免的阶段时，他们便丧失了对社会进行根本性变革的想象力。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这个特定的、历史的产物，就被巧妙地伪装成了与民族命运绑定的永恒存在。
不过，迷雾终有散去的时刻。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不断扩大的贫富鸿沟、全球性问题的加剧，一次又一次地戳穿着民族共同体的神话。这些危机揭示了一个冷酷的现实：在风暴来临时，统治阶级的“民族大义”往往优先服务于保全自身资本，而非普通“同胞”的生计。每一次这样的揭露，都是一次阶级意识重新萌芽的契机。真正的团结，并非源于虚幻的民族认同，而是建立在改变共同被剥削处境的实际阶级利益之上。穿透民族主义的重重迷雾，重新发现那被遮蔽的阶级现实，不仅是理论上的清醒，更是走向真正解放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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