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编译局出版了乔治·诺瓦克所著的党内教材，《马克思主义逻辑学导论》。在其介绍当中，这本著作的理论意义被描绘为一般性的，被置于上个世纪世界范围内的托洛茨基主义乃至社会主义的运动与斗争的历史意义之外。
但是，面对着这样一本在本质上并没有实质性的哲学创见与突破的著作，从其纯然的‘思想性’角度来阅读和学习它的读者显然会大失所望。更根本地说，这本书在今天的价值是思想史性质的，它只能被置于历史语境当中来讨论。
40年的的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WP)
发生了什么?
只有真正理解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在40年代的历史争论，才能理解为何诺瓦克要在他的书中反复提到俄国与俄国革命，并理解这本著作真正的辩护对象。作为一个托洛茨基主义党派，SWP一直奉行着正统的托洛茨基主义见解：反对斯大林主义及其统治，但是无条件保卫苏联的‘工人国家’。但是，面对着西班牙的失败，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的签署，苏联对芬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的入侵...越来越多的党内同志开始反对无条件保卫苏联，而是提出‘第三阵营’(Third Camp)路线。这也就是说，既不支持莫斯科，也不支持华盛顿，而是要求独立的社会主义革命和运动。
这引起了强烈的轰动。在1940年，托洛茨基在《新国际》上发表文章，重申苏联的国家性质问题，表明它仍然是工人国家，希望能够以此赢得支持。同年稍晚时分，他开始把党内的反对派称为‘小资产阶级反对派’，并写道：
‘像社会主义运动内的任何小资产阶级团体一样，当前的反对派具有以下特征：对理论持轻蔑态度，倾向于折衷主义;对自己组织传统缺乏不尊重;对个人“独立”的焦虑胜过了对客观真理的认同;对革命的集中制缺乏理解并对其充满敌意;最后，倾向于用小圈子和个人关系代替党纪。’
为此我们看到，在《导论》的一开篇介绍逻辑规律的必然性时，诺瓦克就强调，
‘如果我们无法在种种变化中认清工人国家的本质，就很容易在当代阶级斗争的复杂局势中误入歧途。事实上，小资产阶级反对派在苏联问题上犯了错误，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反对辩证法，而且尤其是因为他们未能正确地将同一律应用于苏联的发展过程。他们无法看到的是，尽管苏联在斯大林主义政治体制统治下发生蜕化并产生了种种变化，但它依然保留著俄国工人和农民通过十月革命所创建的工人国家的社会经济基础。’
《导论》的论战对象是谁?
政策与纲领性的实践争辩如何上升为哲学问题?其根源在于詹姆斯·伯汉姆和麦克斯·沙赫特曼(James Burnham & Max Shachtman)在1939年发表的一本小册子：《撤退中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 in Retreat)。在这本小册子当中，他们写道：
‘本文两位作者在辩证唯物主义这一理论的评价上存在根本分歧，其中一位接受它，另一位则拒绝它。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们多年来在同一政治组织内为共同接受的目标而奋斗，也从未要求他们中的任何一方在私下或公开场合压制自己的理论观点。....在每位作者看来，对方都在‘哲学理论’与政治实践之间存在某种不一致。但它目前并未导致任何分歧，而且迄今为止也无人能够证明：在辩证唯物主义这些更为抽象的学说上是否达成共识，必然会影响今天和明天的具体政治问题——而政党、纲领与斗争正是建立在这些具体问题之上的。我们都希望，在前进过程中或当有闲暇之时，也能在更为抽象的问题上达成一致。不过与此同时，法西斯主义、战争与失业依然存在。’
这引起了托洛茨基的不满。他(1940)立刻写信给沙赫特曼：‘我刚读了你和伯汉姆写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文章。它非常出色。然而，辩证法的部分写的很糟糕。伯汉姆同志说：‘我不认同辩证法’——这是众所周知的。但你又怎么能附和说：‘虽然我接受辩证法，但是这其实无关紧要，因为它对现实判断毫无影响’?!’
为此，当伯汉姆和沙赫特曼开始在实际政策上反对托洛茨基，后者很快就把这界定为一个‘理论问题’。托洛茨基写道，‘去年一月，我们听两位作者说过：‘但迄今为止也没有任何人证明过，在辩证唯物主义这类更为抽象的学说上是否达成一致或存在分歧，必然会影响今天和明天的具体政治问题’然而没过几个月，伯汉姆和沙赫特曼自己就用实际行动证明：他们对辩证唯物主义这种抽象的态度，是怎样影响他们对苏联国家的态度。’那就是，未能够‘辩证的’看待苏联的国家性质，而是完全把它变成了需要对抗的敌人。
立刻，沙赫特曼反唇相讥，‘罗莎·卢森堡或许本可以在战争期间对考茨基和伯恩施坦作出更为彻底的批判，倘若她同时也抨击了他们在哲学领域的修正主义。但那样的话，李卜克内西便不会与她共同撰写或签署这些批判，因为他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反对态度是众所周知的。在更为紧迫的问题与争论的压力之下，哲学问题不得不暂时搁置。’
在随后的《党内小资产阶级反对派在哪里?——请托洛茨基说清楚》(Where Is the Petty Bourgeois Opposition? A Repeated Challenge Remains Unanswered)一文当中，这一回击达到了高峰：‘托洛茨基宣称，若不以唯物辩证法批判辩证法的反对者，便无法揭露伊斯门、胡克等人错误政治立场的本质。倘若如此，为何托洛茨基在1938年是提议由伯汉姆来撰写一篇驳斥伊斯门的文章?为何他不提议由坎农、韦伯、赖特、戈登、科克伦或莫罗这些他的‘忠实弟子’来撰写?而在伯纳姆完成答复之后，为何他对其观点也全无批评之声?如果该答复从党的纲领立场看是令人，特别是令托洛茨基自己满意的，托洛茨基是否理应提到这一事实?而最重要的是，在此当中，多数派的代言人——那些如今自封为马克思主义与辩证法的唯一捍卫者的坎农派分子——究竟身在何处?’
诺瓦克如何误解了辩证法?
但是，尽管沙赫特曼等人最终退出了SWP，并且在此后其立场不断地保守化(而不是像其最初退出时所说的，是因为过于激进)，托洛茨基和诺瓦克一方却很难说赢得了这场论战。在托洛茨基这一方，对于辩证法的理解停留在外在的，有时近乎庸俗的新形而上学的层面。如诺瓦克写到的，‘革命者不应该忘记逻辑学历史上的这个辩证的教训。成功不是简单的成功，失败也不是简单的失败，就像形式主义者所想的那样。每个成功里都有一些失败;而每一次失败中都有成功的成分——在一定的条件下，失败可以转化为成功。俄国革命的退化——也一定意味着它未来的再生!’
归根结底，美国SWP在40年代所遭遇的动荡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而是党的领导层长期妄图用理论玄思和神秘智慧来压制党内的自由讨论所造成的非民主恶果的集中显露。托洛茨基未能在经验与现实的层面用论证与逻辑来说服他的党内同志与他一同继续保卫苏联，于是不得不求助于绝对的至上真理——‘唯物辩证法’——求助于他的‘灵知’(Gnosis)。但是滑稽的是，在现实的运动面前，现代的诺斯替主义者已经法力全无。他的最终依靠也只能是坎农所挥舞的‘党纪’的大棒：坎农威胁说，如果少数派胆敢出版他们的期刊，他们就将被从党内驱逐...
这是描绘诺斯替主义的一幅图画，它描绘了一个人将头脑探出世界去窥探宇宙的终极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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