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即国家”的时代早已远去，但“朝廷”与“国家”的边界之争，却始终在历史的褶皱中隐隐回响。当朝廷与国家不再一体，我们究竟该爱什么?
作者|太湖之南
《大生意人》第30集中，商界巨子古平原一句“我不爱这个朝廷，但我爱这个国家”，揭开了中国士人深植于历史的忠诚困境。这句看似轻淡的话语，映照出个体在“政权”与“家国”之间难以弥合的精神撕裂。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国”与“朝”本就界限分明。古平原的清醒，正源于这种深厚的文化认知。儒家所重的“天下”，超越一朝一代的兴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的“天下”，指向的是文明传承与文化共同体，而非一家一姓之权位。顾炎武曾辨析：“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谓之亡天下。”古平原所否定的，是腐败无能的晚清朝廷;他所深爱的，是这片土地上延绵的文化根脉与万千生民。
历史上，此类“悖论爱国者”并不鲜见。明遗民黄宗羲、王夫之痛斥旧政，却以余生守护华夏文明;梁启超流亡海外批判清廷，心系的却是民族的新生。他们共同构筑了一种超越王朝的爱国传统，爱的是文明积淀与生民福祉，而非执政的权柄。这种剥离并非疏离，而是更深的责任：正因深爱这个国家，才无法坐视其被腐朽政权所蚀。
古平原的矛盾，实则揭示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持久张力。爱国情怀需要制度依托与实践通道，而腐败政权却可能成为家园前行的枷锁。如何在不认同朝廷的同时深爱国家?如何在批判中不卸责任?这一命题贯穿晚清以至近代诸多志士的生命实践。谭嗣同的血、鲁迅的笔，无不是对这重困境的回应。
古平原的剖白，照见了爱国主义的复杂本质：真正的爱国，从不是对权力的盲从，而是对文明与人民的深切关怀。这种爱，可体现为对不义政权的疏离、对进步力量的呼唤、对文化命脉的坚守。当政权背离家国根本利益，批判反而可能是最深沉的爱国。
回望历史，朝廷与国家的分离，往往是时代变革的重要节点，也是对个体价值取向的终极考验。有人选择盲从朝廷，沦为历史的尘埃;有人选择坚守国家的本质，成为推动时代进步的力量。
时至今日，“朝廷”的概念已被现代政权体系取代，但“公权力是否背离国家利益”的追问，依然具有现实意义。我们爱的，不应是某个抽象的权力符号，而是权力背后所承载的土地、人民与文化;我们坚守的，不应是僵化的秩序，而是能让国家焕发活力、让民众安居乐业的公义与良知。
归根结底，当朝廷与国家不再一体，我们的爱，应投向那个更辽阔、更永恒的生命共同体，爱这片滋养众生的土地，爱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人民，爱世代传承的文化根脉。
这份爱，无关某个统治阶层的兴衰，只关乎国家的存续与发展，只关乎每个个体的尊严与未来。古平原以他的挣扎给出回答：真爱国者，从不是爱龙椅上变换的面孔，而是爱龙椅之下，那个历经风雨却始终向前的文明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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