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简体中文互联网中，近几年逐渐浮现出一类颇为特殊、却很少被严肃理论讨论的人群。我将这群人命名为“新文化保守主义”，因为其典型特征在于同时具有反资本主义的先进性和前资本主义的保守性。
这是一群以男性为主体、受教育程度整体不高，但政治情绪高度活跃的人。一方面，他们普遍具有爱国情感，对美西方的种种制度失灵和不义高度敏感，拥有朴素的社会主义认同与阶级观念，反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西方霸权。另一方面，他们在文化与道德议题上却明显趋于保守，甚至呈现出前现代色彩：厌女、排斥性少数、敌视外国人，对国内人文社科知识分子高度不信任，倾向于把复杂的学术分歧迅速压缩为“人民的学者”与被西方意识形态洗脑甚至带着“任务”的学者之间的对立。
在他们的话语中，“敌人”几乎总是作为一个整体被处理的，或者是某一个平台(如小红书、知乎)，或者是某一所学校(如清北、武大)，或者是某个学科(新闻学、法学)。他们倾向于将这些群体与他们心中的“邪恶他者”，例如国外NGO联系在一起。虽然这种渗透是客观存在的，这些人中的部分也会意识到不能搞扩大化，但是现实中的扩大化却是必然且持续发生的。
牢a就是这类人的一个代表，他最核心的粉丝很大程度上也是这些人。我不否认他提出的“斩杀线”极具穿透性，的确为展现美式资本主义的阴暗面提供了新鲜的材料(我也从理论上分析了美国存在斩杀线的原因)。但如果仔细看他本人“立”的部分，那简直是惨不忍睹。且不说他的粉丝们整出“三通一达”那样恶俗的梗，我就谈我刷到过他的两个切片：一个切片的内容是，不要被西方人人平等的那一套骗了，奸夫淫妇怎么配和正人君子平等，中国只有靠道德而非法律才能发展起来;另一个切片的内容是，马克思的学说的底色是基督教，资本主义是人性之恶的表现，社会主义源于基督教原罪下的慈善心，苏联之所以被西方围猎是因为它背叛了基督教。前者讲前现代的纲常伦理比现代的人人平等更优越，后者则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彻底追溯为人性、文化。如此暴论，我也无需批判了。但他的存在这么多受众这个事实本身，可以说明我所说的新文化保守主义是广泛存在的。
从右派的角度分析这群人，是很容易的。因为右派理论中并不存在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超资本主义这样的三分法，只有现代与前现代的二分。在这种视角下，前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往往被一并归入前现代或者说反现代。于是，也不存在什么新不新的了，这帮人可以被轻松地统一命名为“民粹”。他们身上同时出现的民族主义、反智、厌女与建制立场，并不会被视为需要分析的矛盾，而只是同一类主体的不同侧面。
从分析上看，这种处理并未减少复杂性，而只是将复杂性隐藏在概念之下，使得任何进一步的政治判断都只能停留在道德厌恶的层面。当“民粹”同时指代一系列不同历史逻辑与意识形态来源的现象时，它就失去了作为解释性范畴的有效性。我觉得右派的虚伪也体现在这里：宣称自己要“带路”，却连对自己要指引的对象本身进行理性的分析都做不到。
因此，重要且困难的，正是从左派立场理解这一现象。问题并不在于用各种大词批判这群人——这群人的问题一眼可见——而在于如何理解一种现实存在的政治主体，其内部同时包含着落后观念的残余与历史进步的冲动。
要回答这个问题，可以尝试回到发生学层面。在我此前关于中国对美国态度的文章中曾经分析过，新中国政治合法性的建构，围绕着两个美西方意象展开：一个是作为意识形态邪恶他者的美西方，另一个则是作为现代化样板的神圣典型的美西方。改革开放后相当长的时期，自由主义现代化话语逐渐占据主流舆论位置，从制度、文化、性别到学术，深度嵌入中国社会的日常经验之中。
而随着中国的高速发展，以及国际政治中意识形态再对抗的强化，西方作为“他者”的一面被重新激活。这些新文化保守主义者，很大程度上正是在自由主义现代性扩张过程中被压抑、被边缘化、被道德化指责的主体的回返。他们对自由主义的反感，并非源于抽象理论上的反对，而是根植于一种切身的、带有情感强度的历史经验——一种在主流话语中反复被指认为“落后”“需要被改造”的经验。
问题在于，这种回返发生在一个极为特殊的时间结构之中。在西方历史经验里，自由主义现代性是对前现代秩序的否定，而马克思主义现代性又是在自由主义现代性的基础上展开的超越，三者呈现出相对清晰的历史递进关系。但在新中国的路径中，前三十年里，前现代秩序与自由主义现代性被一并否定;改革开放后，自由主义现代性复归，在压制前现代因素的同时，也压制了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公共表达;而在当下的意识形态环境中，前现代思潮与社会主义叙事的反攻又几乎是同时的。
正是在这一结构性错位中，反美西方、反自由主义、反精英话语、反现代性这些本应被严格区分的内容，被现实地纠缠在了一起。再叠加大众整体政治与意识形态教育水平的有限，使得这种回返缺乏足够的概念加工与区分能力——结果便是，批判冲动无法被稳定地锚定在其对象之上，只能在相邻而相似的立场之间游移。
人们难以判断哪些观念是资本主义的(例如资产阶级法权、白左话语)，哪些观念是现代性的(例如人人平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建立在现代价值之上，而超越了资本主义现代性。如果把反对资本主义变成反对现代价值，那么无疑是把婴儿连同洗澡水一并倒掉了。当然，右派同样无法完成正确的区分，他们对前现代伦理与社会主义价值的反复混淆，同样是同一结构性错位在不同意识形态位置上的对称表现。
更值得警惕的是，当“反美西方”逐渐成为新的政治正确，一些本质上厌女、反知识、反平权的立场，就获得了合法外衣。它们可以借助反美西方的修辞，输出实质上高度保守、甚至倒退的道德观。这种现象已经被自由派反复验证——某些自称自由派的声音，同样也只是借“自由”之名，行反权威、反建制、为资本权力辩护之实。
因此，我更愿意把这些人理解为一种在特殊历史阶段、国际对抗结构与具体阶层经验交织之下形成的一种混合形态。对他们的分析，真正需要的不是道德洁癖式的站队，而是更清醒、更严格的区分能力——哪些反抗冲动是可以被承接和转化的，哪些历史残余是必须被克服的。
本文对这个群体的分析仅仅是初步的。我觉得这部分群体值得更严肃的社会学分析，因为这个群体一定程度上是中国现代化进程这个阶段的诸多内在矛盾在文化和集体心理上的表现——中文互联网上的一些“女权主义者”和“自由派”同样如此。如果左翼放弃严肃讨论这些集体，仅仅满足于规范性层面的批判，或者像右派一样把一切都交给“民粹”“粉红”这类模糊标签处理，那么其结果可能是非常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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