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头巾而死：西方女权主义在“可接受屠杀”时代的道德崩塌

一名戴面纱的伊朗妇女走过德黑兰前美国大使馆旁的反美壁画。

2026年3月8日迎来国际妇女节(IWD)。联合国今年国际妇女节的官方主题是“权利·正义·行动·惠及所有妇女和女童”。尽管BBC在整个周末通过其平台推出了特别节目，其他主流媒体也同样在彰显其对以色列的忠诚，但它们却对美国和以色列侵犯妇女和女童人权的骇人现实视而不见。

在加沙的国际妇女节，巴勒斯坦儿童因轰炸失去母亲，母亲们痛失儿女。伊朗境内，美以联合袭击不仅对伊朗城市实施空袭，更暗杀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及多名官员，造成平民伤亡。冲突首日，168名小学女生与教师(编著注：根据最新消息，该女子学校也有部分男小学生遭轰炸丧生)在“二次打击”轰炸行动中遇难。随后数日，一所女子体育馆及至少十余家医疗机构——包括妇产医院、新生儿病房及其他卫生设施——均遭袭击。人道主义组织警告称，以色列封锁所有加沙过境点并阻断人道主义援助之际，这场战争正加剧加沙地区妇女、儿童及男性面临的人道主义危机。

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NHS)医院顾问、巴勒斯坦和平正义倡导者尼兹·马哈尼指出：倘若特拉维夫某所小学遭轰炸致160名女童遇难，BBC、CNN等所有新闻媒体必将“全天候不间断报道，我们甚至会知晓每个孩子的姓名”。他评论道：“显然有些孩子的生命比其他孩子更重要......”

过去两年半间，“世界上最道德的军队”屠杀数千名巴勒斯坦妇女儿童的行为，已使针对妇女儿童的暴力常态化，为最新一轮违反国际法和战争罪行铺平道路。正如联合国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问题特别报告员丽姆·阿尔萨莱姆所预言，这场种族灭绝已使西方社会麻木不仁——尽管我们自诩为妇女儿童权利的捍卫者。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言人詹姆斯·埃尔德对此表示认同。儿童遇害事件未能立即引起主流媒体关注，这表明“某种根本性的转变已经发生……如果一个孩子的死亡无法唤起我们全体的痛惜，那么我们失去的远比想象中更多”。

国际妇女节

在英国，外交大臣伊维特·库珀竟将身着传统服饰的巴勒斯坦女孩当作社交媒体道具，这一令人不安的场面出现在国际妇女节。她宣称“应对全球暴力与虐待危机、提升女性政治经济参与度、释放全球女童潜能，将成为英国外交政策的核心。” 但库珀担任内政大臣时，曾应以色列游说团体要求将“巴勒斯坦行动组织”列为恐怖组织，并试图以《2000年反恐法》指控数千名反对种族灭绝、支持和平直接行动的抗议者噤声。她效忠并捍卫的政府不仅武装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女孩的种族灭绝行径，更厚颜无耻地利用在英巴勒斯坦女孩来粉饰其女权主义形象。可耻!

与这种自私的虚伪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借国际妇女节之机揭露了其中的诸多伪善。在绝大多数欧洲领导人甘当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无法无天政权的附庸之际，桑切斯正展现出特立独行的姿态。在近期西班牙举办的全球妇女斗争纪念活动上，他批评了将攻击伊朗描绘成促进妇女自由的论调。他指出，此类说辞实则掩盖了其他地缘政治利益。他表示：

我们不能接受在便利时援引自由，在受阻时便将其抛诸脑后。妇女和女童的权利、人民的自由，绝不应为发动服务于其他利益的战争而被剥夺，更不应成为轰炸他国的借口[…] 我要大声疾呼：若真心捍卫伊朗女性自由，答案绝非更多暴力，而应是强化外交斡旋、支持国内抗争者，当然还有更严格的国际法约束。

马德里议员玛努埃拉·贝尔热罗特指出：“右翼分子竟以庆祝160名女孩遇害的方式'捍卫'伊朗女性权利。” 她强调，正因身为女权主义者，她才坚决反对美以袭击。“右翼将袭击描绘成女权主义的伟大胜利，欢呼这场将给所有人带来动荡与混乱的战争。”西班牙欧洲议会议员伊雷娜·蒙特罗同样声明：

美国炸弹或非法侵略从未解放过任何女性。叙利亚未曾，伊拉克未曾，黎巴嫩未曾，阿富汗未曾。伊朗也不会例外。我们受够了我们的权利、我们的身体以及女性遭受的暴力被当作非法轰炸和帝国主义侵略的借口。整整一年，他们称我们为'觉醒者'，把所有问题都归咎于我们。但当他们想兜售他们的石油战争、金钱战争、殖民与帝国主义战争时，突然就拿女性权利当挡箭牌。

在伊朗以捍卫女性权利为名屠杀妇女和女孩的行为，必须受到国际谴责。若要让国际妇女节超越战争宣传的空洞意义，政客们必须挺身而出，将以色列的侵略行径定性为针对妇女和女孩的暴力。目前西班牙是唯一秉持人道主义原则的国家，其立场为那些标榜捍卫文明价值观的领导人树立了行为典范。

为头巾而死!

网络正流传着女性身着比基尼殴打已故阿亚图拉的恶搞图片。批判性女性主义者无疑反对将女性自由描绘为在公共场合近乎裸露的自由，以及为迎合男性凝视而自我物化的自由。然而她们同样参与着一种话语体系——其中女性选择穿着的权利被置于其他人权原则之上。对许多人而言，头巾被神化了——他们将摆脱头巾的自由视为不可妥协的人权，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种权利似乎凌驾于伊朗女孩和妇女免遭杀害的权利之上。

最受推崇、最直言不讳的批判性别主义女权主义者是作家J.K.罗琳。她曾描述伊朗女性因拒绝受男性束缚与控制而遭杀害的“难以言喻的勇气”。伊朗女性确实勇敢。根据伊朗伊斯兰刑法典，女性在公共场合必须佩戴头巾。近年来，伊朗反对强制佩戴头巾的女性主义运动日益壮大，通过有组织的抗议和公民抗命行动持续发声，尤其在2022年玛莎·阿米尼在所谓“道德警察”羁押期间死亡后，抗议浪潮愈演愈烈。抗议活动引发了“妇女、生命、自由”起义，女性领导了全国性示威，焚烧头巾、剪发以示声援，高呼反对女性压迫和政权政策的口号。值得庆幸的是，这使得女性——尤其在伊朗城市——得以自由出入公共场合而不必佩戴头巾。若没有殖民干预，这种松动本可能获得更大发展势头。

内塔尼亚胡屡次援引“女性、生命、自由”运动，宣称伊朗女性正等待以色列作为救星。正如里姆·阿尔萨莱姆所指出的，这些言论仅有一个目的：并非解放女性，而是为进一步军事干预和杀戮女性寻找借口。自2023年10月7日起，以色列除巴勒斯坦外还非法袭击了至少五个国家，造成妇女儿童惨遭屠杀。她指出“骇人真相”在于：加沙大屠杀的电视直播已使全球范围内杀害妇女女孩的行为变得司空见惯。她质问：“我们该何去何从?”

在X平台因好战支持以色列等言论而臭名昭著的“女权主义者”让·哈切特(Jean Hatchett)宣称，她对那些“曾为伊朗女性权利撰文、发声、抗争”却如今反对战争的英国女权主义者“深感厌恶”。她咆哮道："你们这些他妈的纯粹主义蠢货，真让我作呕。你们那左派大脑都掉光了。‘唯女权·生命·自由’?什么鬼?靠这些破词就能解放她们?我他妈绝望了。让我们开创新女权主义。"

2026年1月，伊朗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起初是和平示威，由美国多年实施的严厉制裁引发的经济不满所驱动。抗议最终演变为骚乱，表面上针对伊朗神权政权——正如美以两国宣称的那样——导致数千人死亡，其中包括伊朗安全部队的杀戮。另一些人则持谨慎态度，认为骚乱并非完全自发，而是由摩萨德等外国特工策划的政权更迭行动，且死亡人数被严重夸大。

罗琳批评那些未积极支持骚乱者：“若你自称支持人权，却无法对伊朗争取自由的抗争者表示声援，便暴露了真实面目。只要施暴者是'你敌人的敌人'，你根本不在乎人们遭受压迫与暴虐。” 所谓“你的敌人”，罗琳意指以色列人;所谓“他们的敌人”，则暗指伊朗人。

这种非黑即白的“亲以或反以”立场，在其他所谓“自由派”公众人物中亦屡见不鲜——他们往往对不同意识形态背景下女性权利的侵蚀视而不见。例如大律师兼电视名人罗布·林德(Rob Rinde)曾于2021年在LBC电台采访印迪尔·威洛比(India Willoughby)——一位异性恋男性父亲，中年时开始宣称自己是真正的女性。林德竟问威洛比是否在“小女孩时期”就意识到自己是“女性”。然而面对伊朗冲突，林德尔突然宣称关注女性权益。他声称：“当代伊朗存在拒绝屈服的女性群体。若以以色列或美国为借口抛弃伊朗女性，你就是在与压迫者同流合污。”

哪位女权主义者不支持伊朗女性抗议强制佩戴头巾?女权主义者及其盟友的双重标准在于：以色列可以为所欲为，犯下任何罪行，拥有任何武器(包括核武器)，但伊朗——以色列最新扩张主义和霸权目标——却不应反击。这无助于促进伊朗妇女和女孩的自由。反驳罗琳的论点，她与其他对以色列暴力保持沉默的“进步人士”显然漠视针对妇女儿童的暴力行为——只要施暴者是“他们朋友的朋友”。

让巴勒斯坦和伊朗女性发声!

国际妇女节之际，以色列监狱关押着72名遭受严重人权侵害的巴勒斯坦女性政治犯。巴勒斯坦女囚描述了突袭、殴打和脱衣搜身。她们发声称：“士兵强迫我们俯卧在地，踩踏我们的身体，绑住双手，将我们拖拽过庭院。”在伊朗，成千上万女性勇敢抗议，高呼支持武装部队，纪念哈梅内伊大阿亚图拉的殉难，并要求为降临在她们身上的暴力行为复仇。

街头抗议的女性与西方女性同样受过良好教育。需知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女性接受与男性同等的高等教育，如今大学录取人数已超越男性，包括在著名的德黑兰大学。无论女权主义者是否认同，对许多伊朗女性而言，头巾正是抵抗西方帝国主义的象征。今日德黑兰革命广场人潮汹涌，男女民众齐聚表达对新任伊朗领袖穆贾塔巴·阿里·哈梅内伊的忠诚，并谴责持续的以美侵略行径实为西方殖民主义。

德黑兰大学世界研究系助理教授塞塔雷·萨德基博士(Setareh Sadeqi)探讨了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逝世事件及其作为伊朗女性的自由处境。她阐释了阿亚图拉遇刺事件如何激发什叶派民众的斗志，使伊朗在捍卫国家完整与生存的斗争中实现团结。伊朗裔加拿大女权学者兼纪录片导演萨米拉·穆赫丁(Samira Mohyeddin)指出，反对战争的伊朗侨民数量远超媒体及激进亲战中产阶级侨民群体所宣称的规模。她强调，任何理性之人都不可能为轰炸同胞而欢庆。支持以色列的伊朗侨民群体并不代表侨民主流，他们终将为接纳“这些怪物”进入本国而悔恨。

综上所述，一种新的右翼女权主义正在崛起，它建立在曾经挑战父权权力与制度控制的深思熟虑的女权主义废墟之上。如今，女权主义者正投身于言论自由倡导者之列——这些文化精英只支持不反对以色列的言论自由。她们还与英国脱欧派站在一起，这些曾高举英国主权旗帜的政客如今却屈从于美国和以色列，散布伊斯兰教导致英国道德沦丧的论调。女权主义者正向改革党或保守党靠拢，其领导人皆是鹰派人物，甘愿摧毁数千伊朗妇女儿童的生命。

当女权主义者选择对美以暴行保持沉默时，她们背弃了国际妇女节倡导的普世原则——为所有遭受暴力的女性伸张正义，无论其宗教、种族或社会背景。若世界终能恢复理性，我预见一场道德清算。未来世人回望这段历史时，不仅会将其视为女性权利运动的耻辱篇章，更将见证女权主义原则被扭曲至何等境地——女权主义者竟以女性之名，与好战分子结为“并肩作战的姐妹”。建立在“以色列以强凌弱”理念上的世界，注定沦为无休止冲突与死亡的温床，而妇女儿童永远是主要牺牲品。但愿这些女权主义者不会成功地将我们所有人——无论是否佩戴头巾——拖入第三次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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