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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是如何看待达尔文进化论的

tankvv · 2026-05-20 · 来源:tankv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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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9年《物种起源》的出版,不仅引发了生物学界的革命,更深刻震动了整个19世纪的思想界。但是长期以来,人们看待达尔文进化论还是模糊不清的,有人支持有人反对,有人认为马克思全盘接受了达尔文进化论,并将它作为唯物史观的自然科学基础。还有人认为进化论本身就存在问题,进而批判马克思唯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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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9年《物种起源》的出版,不仅引发了生物学界的革命,更深刻震动了整个19世纪的思想界。但是长期以来,人们看待达尔文进化论还是模糊不清的,有人支持有人反对,有人认为马克思全盘接受了达尔文进化论,并将它作为唯物史观的自然科学基础。还有人认为进化论本身就存在问题,进而批判马克思唯物论。

这个问题确实比较复杂,马克思主义和达尔文进化论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接受或者不接受。通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始文献会发现,他们对进化论的态度是辩证的,既有肯定也有批判。马克思也从未将自己的理论建立在进化论之上,相反,他以唯物史观揭示了达尔文进化论的逻辑缺陷以及隐藏的意识形态。

所以,本期将以马克思的视角如何看待达尔文进化论,来梳理二者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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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克思对进化论的肯定

马克思在初读《物种起源》时,确实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1860年12月19日,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这本书我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虽然存在许多缺点,但是在这里不仅第一次给了自然科学中的‘目的论’以致命的打击,而且也根据经验阐明了它的合理的意义。”

这种肯定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1.摧毁了神学目的论与物种不变论

在达尔文之前,欧洲思想界长期被“神创论”和“物种不变论”统治,认为所有物种都是上帝一次性创造的,永恒不变。达尔文以大量实证材料证明,所有生物都是由共同祖先逐渐演化而来的,不存在任何超自然的设计或目的。这个发现彻底扫清了生物来源的神创论,为唯物主义自然观扫清了最大的神学障碍。

2.证明了自然界的历史发展性

达尔文的进化论第一次系统地证明了,自然界不是静止的、永恒的,而是一个不断运动、变化、发展的历史过程。生物界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演化,与唯物史观所揭示历史发展规律高度契合。正如恩格斯后来所说:“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

3.揭示生物界的矛盾运动

达尔文通过“生存斗争”和“自然选择”的概念,揭示了生物界内部以及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矛盾是推动生物进化的动力。这一点与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辩证法不谋而合。马克思认为,矛盾是一切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自然界如此,人类社会也是如此,阶级斗争就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

但是,马克思对进化论的肯定,只限于自然科学领域和方法论层面。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早在1845年《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已经系统形成,比《物种起源》的出版早了14年。进化论只是为已经确立的唯物史观提供了自然史的佐证,而不是理论来源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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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马克思对进化论的批判

随着研究的深入,马克思很快发现了达尔文进化论的严重缺陷,并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指出进化论存在的逻辑缺陷和阶级本质。

1.批判达尔文将资产阶级社会关系投射到自然界

马克思指出了达尔文进化论的意识形态根源。1862年6月18日,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指出:

“达尔文在动植物界中重新认识了他自己的英国社会及其分工、竞争、开辟新市场、‘发明’以及马尔萨斯的‘生存斗争’。”

达尔文生活在19世纪英国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他所处的社会充满了自由竞争、殖民扩张和阶级压迫。他不自觉地将这种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关系,投射到自然界并将它理解为普遍的自然规律。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达尔文的“生存斗争”理论,直接来源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而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本质上是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贫困和失业辩护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达尔文将它推广到整个生物界,实际上是“把历史上不同的关系变成一种抽象的数字关系。这纯粹是凭空捏造,既没有自然规律作根据,也没有历史规律作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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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批判“适者生存”的同义反复与逻辑循环

马克思明确批判了进化论最著名的命题——“适者生存”,这是一个存在逻辑闭环的同义反复表述。

进化论的逻辑是:

-什么物种能够生存下来?——“适者”

-什么是“适者”?——“能够生存下来的物种”

这个逻辑并未做出实质性解释,只是用不同的词语重复了同一个事实:存在的就是存在的。它没有给出独立于“生存结果”之外的、客观的“适应性”标准,无法预测什么样的特征会导致生存,只能在事后用“适者”来解释已经发生的生存事实。

这种循环论证使得进化论在很大程度上无法被证伪。任何物种的存在,都可以被解释为“适者生存”;任何物种的灭绝,都可以被解释为“不适者被淘汰”。它变成了一个万能的解释框架,但在科学预判上存在明显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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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批判达尔文的被动视角

达尔文认为,生物进化是一个缓慢的、渐进的、连续的过程,是无数微小变异通过自然选择逐渐积累的结果,他对跳跃式进化持保留态度。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的批判是,事物的发展既是量的积累,也包含质的飞跃,而达尔文仅强调微小变异的连续积累,忽视了进化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突破性变革。

更重要的是,达尔文只看到了生物被动地适应环境,而较少关注生物能动地改造环境的能力。在达尔文的理论中,生物是自然选择的被动对象,环境占据主导地位。这种视角容易导向机械宿命论:生物的命运完全由环境和偶然的变异决定,缺乏主动能动性,这就无法解释人这种存在了。

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指出,劳动才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正是劳动使人从被动适应自然的动物,变成了主动改造自然的主体。提出了“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个著名论断,超越了达尔文的被动适应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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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批判将自然规律普遍泛化

达尔文本人并不主张将进化论套用在人类社会,他在后续著作《人类的由来》中强调,人类与动物的核心区别在于拥有道德感、同情心和社会协作能力,这些特质会削弱“生存斗争”在人类社会的作用,间接否定了“弱肉强食”适用于人类社会的合理性。

但达尔文将社会关系投射到自然理论的研究方式,为后来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滋生提供了空间。一些学者将社会竞争与生物演化强行绑定,最终形成了极端反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社会达尔文主义将“生存斗争”、“弱肉强食”这些自然界的规律搬到人类社会,本质上是把特定历史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永恒化、自然化。它告诉人们,贫富差距、阶级压迫、殖民侵略都是“自然规律”的结果,是不可避免、不可改变的。

马克思尖锐地批判道,这不是科学,而是为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的“伪科学”。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一开始就与这种意识形态论划清了界限。他们指出,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是两种根本不同的规律,不能混为一谈。

自然界的规律是盲目的、自发的、无意识的,它通过无数偶然事件的相互作用表现出来。而人类社会的规律则是通过人的有意识、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实现的。人不仅是历史的剧中人,更是历史的剧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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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唯物史观与进化论的根本区别

马克思对进化论的批判,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辩证的扬弃。二者的根本区别,集中体现在以下方面:

进化论通过地质研究、生物研究等实践方式,发现了生物“进化”的相关证据,本质上是一种解释生物演化的科学假说,而非绝对真理,有效性必须在人类实践范畴内讨论。马克思所研究的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与生物演化研究的范畴不同,进化论这个假说产生于人类实践活动之后,因此不能用它来对生物发展作出带有目的论的预设或意识投射。

达尔文进化论认为,生物进化的根本动力是自然选择的被动筛选,生物只能在环境的约束下,通过微小变异的积累被动适应自然以实现存续,这个观点同样属于科学假说,并非绝对定论,它忽视了生物自身的主动因素,尤其在人类身上。人类历史的发展轨迹,完全不符合生物进化论的被动适应逻辑,或者说,当生物历史进入人类历史阶段后,便发生了完全的质变,从纯粹的被动适应,转变为主动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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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通过有意识、有目的的劳动改造自然、创造社会财富,进而推动社会形态的迭代升级。在达尔文的理论框架中,生物始终是自然选择的被动适应者,其命运完全受制于环境变化和偶然的变异,缺乏主动改变自身处境的能力;而马克思唯物史观明确确立了人的主体地位,认为人不仅是历史发展的见证者,更是历史的创造者,人能够通过实践活动主动改造社会关系、推动历史向前发展。

达尔文进化论所揭示的,是自然界中盲目的、自发的、无意识的规律。这个结论源于对生物客体的实证研究,由于我们无法还原那些生物的真实生存场景,只能将它们作为客观研究对象进行分析,因此这个结论不可避免地带有意识形态倾向,本质上是对人类社会能动性的否定性归纳。正因如此,这种客体化的实证研究结论,决不能应用在人类社会,我们也不能将这种适用于生物演化的规律,简单套用于人类社会的发展之中,否则就会把人类有变成已经死亡的客体。

所以在最终指向上,达尔文进化论中的生物演化是一个无明确目的、充满偶然性的自然过程;而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最终指向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让人类摆脱剥削和压迫,获得真正的解放。

达尔文的研究方式偏向对生物客体的实证研究,这使得进化论在理论气质上偏向保守,它只承认缓慢的、渐进的变化,难以容纳较大的变革。但人类社会是人类主体实践活动的集合,其辩证发展过程更为剧烈,二者不能等效看待。人不是只能被动适应环境,而是能够主动改造环境,这也决定了达尔文进化论与马克思唯物史观有着本质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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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当代意义

今天,距离马克思批判达尔文进化论已经过去了一个半世纪,进化论的逻辑缺陷和意识形态偏见,以新的形式不断复活: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伪装:“内卷”、“躺平”、“优胜劣汰”等话语的流行,本质上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当代变种。它将贫富差距、阶层固化说成是个人能力差异的结果,掩盖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构性矛盾。

基因决定论的泛滥:随着基因技术的发展,“基因决定智商”、“基因决定性格”、“基因决定命运”等观点甚嚣尘上。它将人的一切差异都归结为基因的差异,否定了教育、社会环境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

技术决定论的盛行:将技术进步看作是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认为人类只能被动地适应技术的发展,而不能控制和引导技术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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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对进化论的批判,为我们识别和批判这些错误思潮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它告诉我们:

不能把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关系,说成是永恒不变的自然规律;

不能把人的社会属性,还原为生物属性或基因属性;

不能把人的命运,交给盲目的自然力量或技术力量;

人是历史的创造者,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可以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来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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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马克思对达尔文进化论的态度,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典范。他既充分肯定了进化论在自然科学史上的革命意义,又深刻揭示了它的逻辑缺陷、阶级局限性和意识形态偏见。他没有把进化论当作绝对真理来崇拜,而是以唯物史观为武器,对它进行了批判性的改造与超越。

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一个封闭的、僵化的体系,它总是不断吸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来丰富和发展自己。但同时,马克思主义也始终保持着持续的批判精神,坚决反对任何将自然科学理论意识形态化、绝对化的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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