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成量从国营企业到私营企业再到国有企业的曲折命运，绝不是一个孤立的企业兴衰故事。它以一种近乎残酷的方式，揭示了两种“国企”之间那条看似模糊、实则判若鸿沟的分界线。
这两种企业形态下，工人阶级的地位有着天壤之别。在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时期，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消灭了剥削阶级存在的经济基础，劳动者不再是出卖劳动力的雇工，而是与自己占有的生产资料直接结合的主人。那时的管理者是人民的公仆，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通过“两参一改三结合”融为一体，管理权威与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和谐统一。
然而当私有化的浪潮席卷而来，一个由原管理层和外部资本构成的新生资产阶级迅速崛起。夏义宝等人的侵吞行为，本质上是一场野蛮的原始积累;而两千七百九十九名职工被以人均两万两千元的代价“买断工龄”，则是工人阶级从主人翁跌落为雇佣劳动者的残酷定格。这笔微薄的补偿金，就是劳动力被商品化后的市场价格，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之后，不得不接受的无情定价。企业叫什么名字或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工人阶级在生产关系中处于什么位置——是站着当家作主，还是跪着出卖劳动。
两种企业形态的运行逻辑同样背道而驰。在生产目的上，社会主义国营企业为满足国家建设和人民需要而生产，成量初创时期的产量第一、出口创汇，正是这种逻辑结出的硕果;而私有化之后，生产沦为资本攫取利润的工具，关联交易和资金转移的种种乱象说明，生产本身已经异化为财富转移的通道，而非社会财富的创造。在内部管理上，社会主义企业依靠的是劳动者基于主人翁意识的自觉协作，纪律与权威生长在共同利益的土地上;而资本主义形态下的企业——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私营企业或者外资企业三资企业，管理是资本通过科层制对劳动施加的强制控制，劳资之间横亘着一道无法弥合的裂缝。在财富的分配与积累上，社会主义时期，剩余产品归全社会所有，用于扩大再生产和增进全民福祉;私有化时期，巨额利润以各种名目流入私人口袋，这是按资分配对按劳分配的彻底置换，是社会财富向少数人急剧集中的根源所在。
这两种企业形态的差异，最终凝结为一个根本性的追问：谁来掌握生产资料，为谁的利益服务?成量在改制前后，甚至在回归国有之后，可能都披着“国有”的外衣，但外衣之下的灵魂截然不同。社会主义国营企业属于全民所有制，国家代表人民行使所有权，实现的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企业是人民建设祖国的阵地，发展为了人民，工人是真正的主人。
而资本主义国有企业，本质上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以“总资本家”的身份占有生产资料，为整个资产阶级、特别是私人垄断资本服务。无论它的外壳如何堂皇，内里运行的仍然是雇佣劳动制度，工人无权真正参与决策和监督，利润最终通过各种隐秘的渠道流向私人资本的囊中。成量私有化期间发生的种种怪象，正是这种逻辑的必然产物。
成都成量的历史，用血与泪的真实经历告诉世人：社会主义国营企业与资本主义国有企业，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前者发展为了人民，工人是主人;后者服务于资本——国资或者私资，工人是商品。评判一种所有制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标准从来不在于那块名义上的所有权招牌，而在于它是否真正消灭了剥削，是否让劳动人民昂起头来当家作主。成量重新回到国有序列，只是回归 非 社会主义的国有企业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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