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Editorial Notes
这篇文章是社群成员tan35对公众号的政治学|社会主义国家怎样利用「协商民主」?一文之中「抽签协商民主方案」作出的批判性分析。
本文作者与《社会主义国家怎样利用协商民主》一文有着相近的问题意识：「个人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在于如何建立一种机制，既能容纳人民内部的分歧，不强行追求虚假的一致，又能防止资本权力的复辟，这可能比追求全体一致的协商要困难。」不过，根据这一问题意识，作者由社会学与法学思想出发，指出了《协商民主》一文中所提出方案的以下四点问题：
1．民选立法机关与抽签产生的宪法法院会产生二元合法性的危机，这可能会引发部门之间的拮抗乃至于将死。
2．抽签产生的协商会议合法性存疑：因为不同意一般的选举代表抽签代表，对于民众没有问责的必要。
3．社会主义社会可能依然会存在多样化的团体，虽然不存在阶级利益之异，但是会有其他的冲突。而协商民主能否调合这些冲突有待讨论。
4．抽签国会以及在协商日制度设计，事实上都比一般的代表选举制度需要更多官僚与技术手段的介入，这可能会造成隐性的官僚威权主义。
而上述的这些问题是否能够在理论上甚至实践上得到解决，尚有待进一步的探讨乃至于实践。公众号十分期待可以成为一个有着共同理想、但不同观点的研究者交流辩论的平台，日后若有其他社群成员与读者朋友投稿「评论性的文章」，我们会以「争鸣」为题头，各位若感兴趣，可先阅读编者按之中所给出的原文链接，或在文章的评论区中一起参与讨论。
从形式法治到实质民主：论协商与抽签机制在社会主义秩序中的逻辑悖论
如何为社会主义民主寻找一个具体的、可操作的理论框架，而不是停留在空洞的口号上?原文中试图通过引入协商民主和抽签民主来解决社会主义民主的理论困境，并试图打破自由主义民主的限制，一针见血地捕捉到了当代左翼政治理论的痛点，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无法明确定义“什么是更民主”，原文就意识到了社会主义应当追求比资本主义“更充分”的民主。但个人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或许不在于设计一个完美的后革命社会的议会制度，无论是选举的还是抽签的，而在于如何建立一种机制，既能容纳人民内部的分歧，不强行追求虚假的一致，又能防止资本权力的复辟，这可能比追求全体一致的协商要困难。
开篇引用了列维施特劳斯的观点，指出原始社会追求全体一致而非简单的少数服从多数，强调社会团结，且批评了简单的经济决定论和忽略了社会环境不平等会导致协商失效的制度机械拼凑，分析其在存在阶级的资本主义与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秩序下的不同表现，而亟欲解决的问题则是需要一个清晰的“民主性”定义和标准，用来衡量和比较代议制等体现的自由民主与公社原则等体现的激进民主哪个更具“民主性”，从而指导社会主义的制度设计，这表明了文章的立场即真正的民主可能不仅仅是投票，而是充分且深入的协商与共识。
其次，在指出经济决定论的谬误时，原文指出仅仅有公有制或经济平等并不能直接自动转化为政治上的民主，苏东历史的教训表明，如果没有具体的法律规范或是可诉的请求权基础、严密的正当程序以及独立的司法审查作为法律形式，抽象的经济平等规范将无法获得法律实证化的支撑，从而导致实质性的社会关系被行政裁量权力所腐蚀，最终异化为官僚集权。如果经济分配和资源调配绕过了公开、透明的法律程序，直接由官僚意志的延伸即行政命令决定，那么法律就沦为了行政管理的工具，而非约束权力的法权形式，在纯粹行政体制下，经济关系是从命令到执行的行政法的纵向关系。如果引入法权形式，本质上是将商品交换确立为经济生活的基础，在法学上构建出抽象的法律主体，将纵向的权力依附关系转化为横向的、形式平等的商品所有者之间的交换关系。原文的直觉判断很准确，且后文一直都在努力地试图给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之间的制度空白设计现代公法意义上的程序控权体系。
然而，原始社会之所以能追求全体一致，是基于特定的社会结构和物质条件，即在一个小规模、同质性高且缺乏复杂分工的社会里，物质供给极其匮乏。每一现代社会的复杂多变使得全体一致在操作层面极难实现，将这种原始部落共识机制，直接作为现代复杂工业社会的制度设计目标，可能会导致决策的效率下降甚至是直接瘫痪;且原文中提到【这两种社会秩序的差异在于是否存在基于生产资料占有的阶级】，作这就预设了社会主义秩序就是无阶级的，或者至少阶级属性是区分两者的唯一关键变量。然而，文章前文刚批评了【经济平等自然导致政治民主】的经济决定论。如果社会主义国家依然存在官僚阶层或事实上的不平等，那么基于无阶级假设推导出的协商民主有效性的结论就会崩塌，这里存在前提与论据的潜在冲突。
原文提出的制度模型大概是：前院即抽签定议程与后院即抽签做审查配合选举立法机关的模式，是一种混合政体设计，试图解决“代议制异化”，指出了代议制选举容易导致精英垄断和权力集中，后续的解决方案中通过引入抽签的程序，而抽签宪法法院的设想，试图用统计学上的人民来取代法律精英进行违宪性审查。这在现实中是对抗司法权力集中在非特定的法律精英的僵化和官僚的特权在司法程序的惯例化的一种激进但有反腐意义的思路，试图让普通劳动者直接进入立法和审查环节。这与赛里斯目前宣传机器中声称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有某种层面上的相似性，即不单纯依赖投票选举的票决民主，而是强调协商民主在决策前和决策中的作用,为“为什么要保留选举【原文是“为了斗争和效率”】，同时又“引入协商【原文中的答案是“为了公平和共识”】提供了相对完整的逻辑推导过程。
原文设想选举议会负责斗争，抽签法院负责把关。但存在潜在的合法性冲突风险，当代表多数人的当下意志的民选议会与代表抽象宪法原则或随机民意的抽签法院发生冲突时，谁具有更高的合法性?如果抽签法院频繁使用否决权，为了维护社会主义原则，会导致立法瘫痪。这种双重否决结构在历史上如波兰立陶宛联邦，往往导致国家决策层面上的崩溃。
从帕舒卡尼斯的学说来看，追求这种实质性的协商正义可能会牺牲法律的普遍性形式，导致行政专断。帕舒卡尼斯在《法的一般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中指出，法律形式的产生源于商品交换的需要。法律主体必须是抽象的、平等的，以便进行交换。只要商品交换存在，无私性就是谎言，法律形式本身就是阶级统治的工具，现代公法理论实除上是在商品交换形式或称为私法逐渐无法涵盖日益膨胀的行政技术管理即公法这一历史断裂带上，试图通过构建形式理性的程序机制，将阶级统治的实质权力强行纳入抽象法律主体的框架中，以维持法律形式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假象。
据此逻辑，我想对原文里有关无私性要求的论述稍作指正，文本提到【协商民主需要参与者「悬置个体利益」(non-interested principal)】，从《法的一般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看，这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首先是商品所有者，人的意识被物化，要求工人与资本家在协商中悬置个体利益，实际上是要求工人放弃对自己被剥削地位的认知，进入传统的资产阶级法权所设定的抽象人格假象中，原文的对此的论述就在法理学上存在谬误，协商民主试图通过程序来达成公意，但帕舒卡尼斯认为，法律本身包括协商程序就是阶级统治的形式，如果生产资料私有制未变，所谓的全体一致只能是资产阶级意志的普遍化，那种认为可以通过流动少数或选票交易来消解阶级对立的观点，就忽略了阶级利益是结构性的、不可交易的。从实践角度出发，通俗易懂地举个例子，资本家不能通过协商同意就被剥削，工人也不能同意饿死。
其批判核心在于，只要商品交换和阶级存在，抽象的法律主体就是虚伪的，协商民主只是资产阶级意志的伪装。但不代表原文中协商民主的方案是不可行，此方案可以作“批判的武器”，但只幻想“批判的武器”能解决所有问题是远远不够的，而我们要承认社会背景的前提，但改变相应的路径：原文提到的无私性要求在资本主义下确实是幻觉。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回应不是要求工人在资本主义框架下假装无私，而是利用协商机制去瓦解商品形式本身，这时协商可以作为去商品化的武器：首先协商不应发生在商品所有者之间，而应发生在生产者与社会需求之间。例如，在制定阶段性规划时，协商的内容不是价格即交换价值，而是需要即使用价值，这种情景下的协商不是为了掩盖阶级利益，而是为了让社会整体利益，一般来说就是生存与发展，压倒资本的特殊利益即利润;其次，从抽象人格到具体阶级的逻辑分析上来说，我们不应该先预设理想状态下的无私的主体，而是预设有阶级属性的主体，如将此置于协商过程的情景中，是让工人阶级意识到自身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一致性，从而在制度上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过程，协商不是为了维持现状，而是为了通过集体决策改变生产关系。
但没有实质同质性的协商是虚伪的，强行协商只会导致主权者的独裁，因为必须有人来裁定谁在阻碍共识。施密特在《议会制民主的危机》中指出，议会辩论的前提是同质性，协商需要实质上的同质性，而这在现代国家不存在，如果社会分裂为敌对的阶级或集团，协商就不可能，只能是斗争。而承认资本主义下有阶级冲突，所以协商无效。但它假设社会主义下就有了“同质性”。如果用《议会制民主的危机》的视角来看，这就存在潜在的自相矛盾。在现实中，为了维持“协商”的进行，必须有人来定义人民、破坏共识的敌人的概念，据此逻辑，这必然导致主权者独裁。也就是说，为了强行实现文章中的“全体一致”，必须有一个权力机构把被宣布其为非理性的、反动的人排除出协商桌。
原文中对抽签的论述可能存在去政治化的幻想，施密特认为政治的核心是敌友划分。文章推崇的抽签，试图通过统计学概率来消除政治斗争，在施密特的学说看来，这就可能存在自由主义试图消灭政治的嫌疑。其《政治的神学》中有一个核心观点：“主权就是决定例外状态的人。”如假设此制度模型可以运行，那可能的例外状态存在抽签议会做出了决定，比如决定削减某地区的福利，该地区的人就会意识到自己被随机的决策暴政统治了;再或者发生社会分裂，例如城乡分裂、工农分裂，抽签结果有一定几率选出反社会主义的多数，如果抽签结果是有碍于解决分裂的问题，此时，是坚持形式民主而尊重抽签结果，还是推翻它?如果选择推翻它是否又倒退回了专政?这时，政治冲突或说敌友之分瞬间就会爆发。所以，任何制度设计都无法通过某种程序的设计，无论是投票还是抽签，来消解实质性的政治冲突，试图用程序设计来解决政治本体论的问题，在施密特的角度来看可能是徒劳的。
施密特的逻辑推导链中，在《当今议会制的思想史状况》是自由主义的议会政治沉迷于无休止的讨论和妥协，这在和平时期或许有效，但在危机时刻会导致决策瘫痪，因为法律规范无法应对突发的“例外状态”，立法者当然不可能预知未来，而他在《政治的神学》和《论专政》中阐明，必须存在一个能够超越常规法律和协商程序的主权者，在关键时刻做出最终决断，这个决断行为本身就是一种专政。而主权决断，决断的内容是划分敌友，敌友冲突的极端形式是战争，所以，政治的本质与战争的可能性密不可分。
但社会主义民主认为，政治的最高形式是团结。【一言堂】与【协商】的在原文中的本质区别在于权力的归属，施密特认为协商会导致瘫痪，最终需要一个独裁者来拍板。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拍板】的权力不属于某个个体，而属于经过协商程序整合后的公意——而作为建设者的我们，追求的全体一致不是静态的终点，而是一个动态的、不断继续的最大公约数寻找过程。施密特的主权者是决断例外状态的人，而在协商民主中，人民本身就是主权者。通过广泛的协商，如提到的【前院】议程设定，人民在不断地界定谁是朋友即建设者、谁是敌人即破坏者，这说明协商不是为了消灭冲突，而是为了防止冲突演变为内战，将敌我矛盾转化为可以通过制度解決的是非矛盾。
其次，原文中对协商民主与投票民主的二元划分，以及将前者置于价值序列顶端的预设，在法理上会稍显简化。实证主义法学家凯尔森的法律理论着重于规范的有效性及其来源，而非某种决策程序的内在道德价值判断。从《纯粹法理学》的角度看，无论是全体一致的协商还是多数决的投票，都只是一种产生有效法律规范的程序。若将【全体一致等同于协商民主的有效公意】，但这在大型复杂社会中几乎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理想模型。当原文中也承认，现实的协商民主往往退化为“超级多数”如80%时，它在逻辑上就已经倒退回了投票民主的谱系。在逻辑上反推，这种界限的模糊恰恰说明，将二者视为截然对立的两种模式是站不住脚的。一个更凯尔森式的分析会认为，不同的决策程序，从一致同意到简单多数，只是法律体系为不同层级、不同性质的议题所设定的不同“授权规范”，其选择应基于功能性的考量如效率、稳定性、对少数权利的保障等，而非某种先验的价值排序。
另外，原文提出的具体制度模型，特别是抽签协商国会，在规范层级和权力配置上存在模糊性。凯尔森强调法律体系的金字塔型结构，即下位规范的效力来源于上位规范。文本中设想的【前院】模式抽签国会设定议程，选举国会表决和【后院】模式，抽签国会审议或否决议会通过的法律，都引入了一个新的、由抽签产生的权力中心。
这产生了一个根本性的法理学问题：这个抽签协商国会的规范效力从何而来?它在法律体系中的位阶是什么?如果它是一个与选举国会平级的机构，那么当两者发生冲突时，例如，选举国会拒绝审议抽签国会设定的议程，或抽签国会否决了选举国会通过的法律，解决冲突的最终规则是什么?原文没有提供这个最终的基础规范;如果它是一个高于选举国会的机构，如【后院】模式所暗示的宪法审查功能，那么它就相当于一个非民选的、由随机公民组成的超级上议院或宪法法院。这在法理上会引发关于人民主权如何体现的深刻矛盾：一个随机抽样产生的、不能负担政治问责的小团体，是否比一个经由普选产生、对选民负责的代议机构更能代表人民的意志?凯尔森虽然不认为民主是法律的唯一合法性来源，但他会要求这种权力配置必须有无矛盾的规范基础。最后，原文对【代表】理论的讨论，尤其是将问责制与选举绑定，描述性与抽签绑定，也存在概念上的混淆。在凯尔森看来，“代表”是一个法律授权的概念。一个代表”之所以能代表，是因为法律规范赋予了他这样做的权力和义务。
原文将“描述性”等同于“代表性”，这在法理上是一种跳跃。一个由抽签产生的机构，其决策的合法性并非源于它“像”人民，而是源于法律体系规定了由抽签产生的机构的决策是有效的法律。混淆这两者，会使整个制度设计的法理基础变得脆弱。问责制是确保代表行为符合授权者意志的一种法律机制如罢免程序，但它并非“代表”概念本身;“描述性”则是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相似性，它本身并不产生法律上的代表资格。一个随机抽出的公民群体，只有在法律上被明确规定为拥有立法或审议权时，才成为一个代表机构，其“描述性”特征只是其产生方式，而非其代表性的法理基础。
在社会学语境中，马克斯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以政治为业》则认为现代社会不可避免地走向理性化和官僚化，政治需要专业知识和卡里斯玛即魅力型领袖，而行政需要科层制专家。原文设计的抽签宪法法院和民主协商日，在韦伯的学说看来会导致专家的幕后操纵，抽签产生的公民法官缺乏法律专业知识，在审理复杂的宪法案件时，他们必须依赖文章也提到了的专家顾问，大概率的结果就是专家起草判决书，公民负责盖草。这不仅没有实现民主，反而创造了一个不负责任的、隐形的技术官僚寡头集团;且容易出现效率与责任的缺失，民主协商日涉及几千万人，汇总意见需要庞大的行政机器，这将导致行政成本的爆炸式增长，且由于责任分散，如果每个人都参与了，所以没人负责，最终导致治理瘫痪。
有趣的是，帕舒卡尼斯在《法的一般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关于法律形式与阶级社会、法律消亡论以及合目的性解释与法权解释的章节中认为法律形式与商品交换是同构的。法律的核心是抽象的主体和权利，是为了服务于市场交换。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法律应当逐渐消亡，被技术性的社会调节，即为了特定目的的管理和计划所取代。而原文章试图建立一个强大的“宪法法院”来审查法案是否违宪，这在帕舒卡尼斯看来是法律拜物教，是试图用一套复杂的法律程序如宪法审查、违宪判定，来固化社会主义。但这实际上是把社会主义原则变成了一个抽象的、僵死的法律教条。且存在形式与内容的冲突，真正的社会主义治理应当是合目的性的，即根据革命目标灵活调整政策，而不是法权性的。设立一个独立的法院来否决立法机关，哪怕是选举产生的，实际上是用资产阶级的司法独立外壳来束缚无产阶级的政治意志。(但有关帕舒卡尼斯“法律消亡论”一直都存在争议，可能就会前文所引用的马克斯韦伯、汉斯·凯尔森的学说其冲突，但争议和冲突已经独立于原文所探讨的问题，所以就不详细展开讨论)
在讨论协商日的问题时，原文承认几千万人的共识难以汇总，并寄希望于“复杂的数学工具”或“AI算法”。就可能存在黑箱操作风险，一旦引入算法来总结几千万人的意见，那算法的设计者就掌握了真正的权力，这就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如果算法存在偏差，无论有意还是无意，将复杂的政治观点压缩为几个共识点，必然伴随着信息的丢失和扭曲，所谓的全民共识就会变成技术官僚的意志。
此外，原文在论述上稍有瑕疵的是可能存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某种倒置，最后提到【民主性是社会其他环节社会主义因素的统一系统】，这可能造成一个口头上承认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在制度设计上，又似乎希望通过上层建筑的精密设计，如抽签、宪法法院，来倒逼或固化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潜在问题，可能有某种程度上一种制度决定论的倾向。马克思主义认为，真正的解放来自于生产方式的变革和人的自我解放，单靠设计一套完美的防复辟机器是远远不足够的。如果过分依赖制度设计，可能会忽视群众运动和生产关系改造这一更根本的维度。
原文在法理学最大的进步在于指出了自由主义形式法治，只看程序，不看结果的虚伪性，并试图建立一种实质民主法治，阐述了真正的社会主义法治，不能仅仅停留在投票和法律条文上，而必须深入到权力的产生方式和价值的审查机制如宪法法院中去;但如何在追求实质正义即社会主义目标的同时，不牺牲形式正义即法律的确定性、程序的公开性，并防止人民主权在复杂的制度设计中再次异化?这是仍需要从长计议的问题。
总的来说，这是一个极具建构理性主义色彩的法理蓝图，它相信通过精巧的制度设计如抽签、分权、协商程序，可以驯服政治权力，使其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这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消亡过程中，是社会自治能力逐渐增强的历史唯物主义设想。
稿件来自于tan35
编者按由NLS编辑部呈现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