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中国玩具正在世界范围内流行——‘伤害娜塔莎’正在成为一种潮流。形如黑人婴儿的玩偶遭到摔打、针扎、撕扯，其视频在中文互联网上快速传播，并冠以‘解压视频’的名号。在近日，这一潮流已经为大陆官媒所注意，但是，在其‘批评’当中，这款玩具的危害仅仅被归结为‘色情与暴力’的倾向，其重点变成了‘反对低俗营销’。
似乎尚没有中文媒体提到，这款玩具可以被视为‘日常种族主义’(everyday racism)的典范。它表明，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当中，世界范围内的各种种族主义思潮如何汇聚在一起，以地方性的形式集中爆发。
日常种族主义
什么是‘日常种族主义’?日常种族主义是一个生活过程，其中：(a)社会化的种族主义观念被整合到日常意义之中，使各种实践得以被其即时定义和掌控;(b)具有种族主义意涵的实践本身变成生活的自然一部分且不断得到重复;(c)潜在的种族与族裔关系通过这些日常情境中的常规或实践得以具体化和强化(Essed: 1984, 52。值得一提的是，Essed来自荷兰，这是一个相对而言在法律上更具有平等色彩和包容性的国家，在其中几乎不存在制度层面的种族主义安排)。简而言之，日常种族主义将与其他社群与族裔之间的种族主义性质的互动模式包装成一种日常操持(practice)，在日常生活当中不断上演，使得人们在进入种族互动时自动地就进入种族主义的模式当中。
更进一步地说，日常种族主义将种族主义行为与常识，生活习性等高度融合，让人们将其看成是理所当然的，甚至根本不可能改变其生活模式。许多人认为拒绝种族主义的规范是一种外在的‘政治正确’，使他们的生活‘提心吊胆’‘疲惫不堪’，这正是日常种族主义的杰作——他们已经过着一种完全的，不自知的种族主义生活。
制造‘娜塔莎’
根据一般的语言和文化习惯，娜塔莎并不是一个常见的黑人名字——那么，玩具制造商为何要以‘娜塔莎’来命名一个黑人玩偶?简单的说法是，他们希望以此来规避种族主义的指控，但是更进一步，或许他们本身就希望制造一个‘娜塔莎’玩偶，只是最终改变了其肤色。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两种种族主义观的交汇。
在今天，‘娜塔莎’并不是一个中性的名字。在欧洲和美国，它被广泛用于指代来自东欧地区的，贫困的性工作者——绑架当地女性并将其贩运到世界各地的地下交易被称为‘The “Natasha” Trade’(Hughes: 2000)，并且在这些女性当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未成年人。在其著作《娜塔莎：新的全球性交易内部》一书当中，Malarek(2004, xvi)记录下了这样令人毛骨悚然的话语：
‘这个又肥又汗流浃背的猪头在我的身上开始喃喃低语：‘哦，娜塔莎!娜塔莎!’一开始我觉得被人叫另一个名字很奇怪。但很快我接受了它，把它当作我的逃避方式。当我在思绪和梦境中独自一人时，我是玛丽卡——摆脱了这座牢笼。但当我和那些男人在一起时，我变成了另一个女人——那个名叫娜塔莎的妓女，她在我内心冰冷而麻木。娜塔莎是我的噩梦。玛丽卡是我的救赎。我从没告诉过这些男人我的真名。’
作为一款意图销往世界的玩具，尚不清楚其制作方是否清楚这个名字背后的含义。不过，这似乎意味着更加可怕的事情，即这种异域的种族主义话语正在通过某种网络而渗透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在中文世界在进步和民权议题上还远没有与世界接轨的时候，它在种族主义话语上已经站在了同一高度。
习得压迫
娜塔莎玩具不仅仅是种族主义内部的两种潮流的交叉的结果，它本身也是多种极端压迫形式的交叉的产物：种族，儿童与性别。但是，这种压迫性的实践操演又并不是由权力金字塔顶端的人完成的。事实上正如我们看到的，正是儿童，女性，以及渴望一夜暴富的TIKTOK少数族裔网红在玩‘伤害娜塔莎’的游戏。
这也正是Essed所提出的，与日常种族主义相关的另一个概念：‘种族形成’(racial formation)。传统的种族主义(也包括其他的压迫性理论)一般被置于结构—个体，或是宏观—微观的二元框架内，以某一个机构(institution)，系统，或是个人作为压迫发出的主体。但是Essed注意到了在宏观结构与微观个体之间的深度互动：宏观结构或体制的存在依赖于个人，而个人又受到结构与体制的塑造和制约。在这里，种族主义压迫并不是发生在一个绝对的主体和被动的客体之间，而是通过每一个人的参与而构建。每一个人都在日常的种族主义实践当中。
为此，日常种族主义改变的不仅仅是个体的心理学，即将种族压迫视为理所当然的，它也是物质性的，种族主义(也包括其他的一切压迫)社会的建构过程。随着人们越来越多地参与这种游戏，他们也就越来越难以从中脱身。
保护儿童?
为此，人们也就不难发现流行于中文世界的一般批判话语的虚伪性。人们指责这种游戏‘低俗’‘色情暴力’‘会教坏孩子’，但是却对其中所反映出的，弥漫在整个社会的日常种族主义和日常父权主义熟视无睹。人们在进行批判时，甚至丝毫没有提及这种游戏根深蒂固的反人道性，它的准纳粹主义倾向，而是依旧固守着那一套傲慢的，狂热的种族主义逻辑——‘保护我们的孩子’‘保护民族的未来’。
在这种廉价的批判当中，伤害与杀戮不是罪过，‘污染’了本民族的儿童的‘心智’才是罪过。这种游戏本身可以继续存在，只要它停止变得‘低俗’，停止破坏‘我们的’社会的公序良俗。这些不经意流露出的话语，同样也是日常种族主义的一部分。
当这些媒体无耻地高谈‘保护儿童’时，他们当面没有一个提到，在中文互联网上，以各种方式虐待黑人儿童的视频早已经泛滥——譬如说在2020年，一段要求一群黑人儿童用中文跟读‘我是黑鬼，我智商低’的视频就曾走红网络，但是却鲜有中文媒体站出来指责这是虐待儿童，‘会教坏孩子’。从某种意义上说，伤害娜塔莎之所以引起警觉，恰恰是因为它的种族主义是‘恰到好处’的——它还不够赤裸，不够指向明确，以至于它还可能会成为指向‘我们的社会’的回旋镖。这印证了Essed的观察：日常种族主义不是‘某一次事件’，而是‘积累的实践的结合(a complex of cumulative practices)’(1991, 288)——直到这种量的积累引起一个质的转变。
总结
总而言之，‘伤害娜塔莎’的游戏是日常种族主义和日常性别主义(everyday sexism)的标准实践。在我们的社会当中，由于文化同质性和主流话语的压倒性地位，不存在Essed(1991)所提倡的那种基于被压迫群体的视角(standpoint)的抵抗策略。但是，这并非意味着我们不能对此施加一种批判性反思。特别是，与Essed主要关切的荷兰社会一样，我们的社会也存在着极为广泛的对压迫的否认，但是更少有谈论它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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