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每侵吞一个地方，其国内舆论就会埋怨新增加的「同胞」给国内人民增加经济负担。
如下图，即是1910年日韩合并时，报刊上讽刺日本政府占领朝鲜所带来的巨额财政压力。
右侧是当时日本人刻板印象中的朝鲜人，左侧被刻画为辛勤工作的日本国民
每一次日本帝国主义扩张领土时，国内都会出现类似的声音，主张日本要镇压当地人民、建设殖民基础设施的费用太高，虽天南地北而莫不如是。
琉球：
1875年，《邮便报知新闻》刊载的社论认为「纳入琉球既无益又劳财费资」，纯粹是「政府徒好虚名」的行为，主张日本出售琉球。同年，被内务省派往琉球出张所(设于外地的办事处)的官僚河原田盛美便提出意见，认为废止琉球王国是「未审思轻重缓急的愚策」，理由是要在琉球实行现代化政策不划算，「远海孤岛何以花费政府巨资补助也」，「衡量得失便可知其难免于浪费」。在1879年执行琉球处分的处分官松田道之，也在前一年11月递交的报告中认为，日本废除琉球王国必然会造成经济赤字：「以过往藩内的岁入与将来新政的岁出相较，收入将不足以支付支出」。事实上，即便是琉球被日本吞并的三十多年后，曾有人设想一个把冲绳并入台湾总督府的直辖之下，新设一个「南洋道」的计划，但台湾总督府方面依然认为琉球方面处于财政赤字之中，故而予以拒绝。
松田道之
台湾：
面对此起彼伏的武装抗日起义，在最初的几年里，日殖台湾当局接连出现巨额财政赤字。为了解决此事，日本政府对台湾总督府的补助就接近日本全年财政收入的1%之多，成为「国库的一大负担」。总督府首任民政长官水野遵在当时的谈话中承认「世人动辄质疑在台湾投下莫大经费究竟能否获得回收」。当时的日本国内出现一种论调，主张以1亿日元价格把台湾卖给欧美的随便一国。为了缓解财政危机，日本殖民者中的翘楚后藤新平发展制糖业，并实施了食盐、烟草、樟脑、鸦片等一连串的专卖制度。正是因为后藤大量制造、卖出鸦片，才使得台湾总督府的财政走上正轨。
韩国：
作为初代统监的伊藤博文曾经因「韩国诸经费今后必然会日益增加负担，此对我国税赋而言绝非长久之计」，主张「合并甚为劳烦。韩国必须自治」，反对日韩合并。然而日本殖民者无法让朝鲜又是傀儡又要自治，最终还是在明知道日韩合并会增大日本经济负担的情况下，选择了吞并韩国。
伊藤博文
果不其然地，财政负担不断飙升：
众所周知，合并当时的报纸报导说，作为朝鲜总督府恒久财源，当下预估不过需要1千5百万日圆，但统监府时代末期岁出竟攀升到4千2百万日圆。5年期间的保护国统治，已经从日本政府借取款项与公债高达到4千6百万日圆，并合时更发出勅令赐予3千万日圆的恩赐金。这对租税收入约3亿多日圆的当时日本政府而言，是相当沉重的负担。而且朝鲜不像台湾，几乎没有可以增益收入的鸦片、樟脑、砂糖等特产物。对此朝鲜总督自然会加强对朝鲜人的搜刮，但之后仍旧持续从内地获得补助款的挹注。
面对政府给予朝鲜大量补助金，日本国内媒体提出诸多指责，认为日韩合并会导致经济上的不利状况，如《万朝报》的社论就表示：「简要来说，我财政界因为合并韩国受到的好影响，反而不如坏影响来得多」。而随后的事实正如他们所言。
在吞并韩国十多年后，总督府提交给内阁的报告中仍旧写著「朝鲜内部的财源颇为缺乏」，因此要求「在可见的未来……仍必须仰赖全面会计援助」。此时的朝鲜总督府甚至考虑为此推行殖民地政治改革，借自治之名设立一个被总督府控制的朝鲜议会，藉此机会夺走众议院手中的朝鲜预算分配权。
这些有关财政成本的论调发展到顶峰，就是石桥湛山著名的小日本主义，主张日本放弃朝鲜、台湾。
石桥湛山
日本政府对外殖民时，每每选择一些人口稠密、新开发余地可疑的地方，其选择似乎未必符合经济利益，使它遭到国内舆论「增加巨额财政负担」的攻击。然而每当这个时候，支持殖民派就会祭出自己的法宝——有关国防的理由，声言日本假如不控制这些地方，就会陷入到欧美的军事包围之中。如他们为日本强占台湾而给出的理由就是：「若我邦未领有台湾，届时他国在北方据有海参崴，在南方以台湾为根据地，那我邦将受双方夹击。」
每到这个时候，出于日本必须随时牢记自己是在与欧美紧密竞争的共识，前一派就只好噤声不语，接受更高的「国家利益」。与此同时，支持殖民派更表示巨额财政赤字证明日本不同于英法的殖民地经营主义，的确是将朝鲜、台湾等地一视同仁地加以治理，日本纯粹是出于道义之心才吞并这些地方，远胜为牟取经济利益而夺取殖民地的英法列强。
结果，经济成本派总是让步于「重视国防派」，从未成功阻击任何一次日本帝国的扩张计划。从历史来看，如果要阻击帝国的扩张，唯一的办法就是彻底击溃其国防构想，而财政成本论实不足为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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