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改开以来。一种论调广泛的存在于社会上，即：“要实现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就必须走一段资本主义的道路，否则将没有足够的物质基础。”，“我国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匆忙的，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放任资本主义的发展，不能让资产阶级缺位。”本文将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义为视角入手，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工具，深入分析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与我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来揭露这种补课论的丑恶面目，看看这是一种何等无耻的言论。揭穿说出这些言论的人向资产阶级投降的卑劣行径。
一、卡夫丁峡谷
(一)马克思的科学论断：历史必然性是有范围的
马克思在1881年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中分析俄国的农村公社是否会走向消亡时分析到，他所说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建立在对对农民的剥削——这一历史必然性是限制在西欧各国的范围内的。
在西欧各国内，资本主义对农民的剥削，是将大多数的分散的小的个人的生产资料转化为少数人的大财产。是将一种私有制转化为另一种私有制，但是这在俄国是不成立的，因为俄国的农民并没有私有财产，土地并不掌握在他们手中。
在俄国，农村公社并不像西欧那样是一种零星分布的存在，相反，它是在俄国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它不是像原始公社那样处于一种生产关系已经不能容纳其内部生产力的状态，相反，它与资本主义处于同一时代，并在俄国已经存活了漫长的时间。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已经身处这样一种同它自己所产生的生产力本身相对抗的境地。
(二)农业公社的二重性与历史环境的决定作用
农业公社在生产上具有二重性。在主要的生产资料(如耕地)上实行公有制，而公社的附属财产(如牲畜等动产与房屋)则是社员的私有财产。这是公社内部两种所有制的矛盾，并不是一定就是像西欧各地那样私有制战胜公有制。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俄国的农村公社与资本主义同处一个时代，且不是作为殖民地的被入侵者。可以不用经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即可以不必屈从于资本主义的活动方式而占有它的各种成果。最终回到一种与古代类似的公有制，这种回复不是传统主义的形而上学的简单回复。而是辩证唯物主义式的扬弃，否定之否定。如同一颗种子，当在它生长成了树，开出了花，结了果，那颗种子仍然是它自身，但已经是对它原来种子的形态的否定。它已经处于更高级的形态，发展了的形态了。
(三)沙皇制度对农村公社的破坏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所谓的农奴解放，把俄国的公社置于一种不正常的地位。用国家的力量来压榨农村，激化公社内部的所有制矛盾，利益冲突，增加了公社瓦解的因素。同时通过向农村吸血培养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制度。这些并不能发展农村的生产能力，而是培养起了寄生虫。
农村公社在这种影响下将逐步破灭，如果没有一种反作用力打破这种不正常的状态。这种旧的剥削方式正在逐渐杀死给他们生蛋的鸡。换而言之，已经过时了。这种方式所导致的，是农村土地贫瘠，粮食供应不足，需要进口。最终创造一个由比较富裕的少数农民组成的农村中等阶级，并把大多数农民干脆都变为无产者。
固然，这就是资本主义所需要的——大量只以自己的劳动力为商品出卖的人。然而打碎了原来的农村公社，农业将变得脆弱不堪，在贫瘠的土地上，私人的耕作，小生产无法产出足够的粮食。农业无法为国家的工业输血。最终导致的只有工业化的失败或者畸形发展。在这一点上，中国的资产阶级深有体会。集体劳动代替小生产在这里是必须的。但是，要使集体劳动在农业本身中能够代替小地块劳动这个私人占有的根源，必须具备两样东西:在经济上有这种改造的需要，在物质上有实现这种改造的条件。
经济上的需要，只要打碎这种不正常的地位，也就需要俄国的革命，将俄国公社重新放回正常条件下，就会马上感受到。
而物质上的条件同样具备。它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同时存在为它提供了集体劳动的一切条件。它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且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适合于利用机器进行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实行合作劳动的农业经营。
(四)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辩证法
正如上文所述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与对共产主义的推断，都是建立在西欧各国的“材料”之上的，从中抽象出最本质的东西，因而能够广泛地适用于文明社会。但这种推断仅仅是宏观上的必然性。譬如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根本矛盾，即使资产阶级做出各种各样的变革，最终仍然是无法解决的，只要其生产资料私有制不被破除，最终必然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然而其走向社会主义的过程，走向共产主义的过程是存在偶然性的。换句话说，是由其特定的历史环境决定的。我们知道，在一般情况下，一棵树的主干是会往上生长的。然而在这主干上，各种各样的分支，其走向究竟是怎么样的。如果我们不从这棵树的水平切面去看，即从这分支所处的特定的历史环境去分析，是绝无可能知道的，一切的分析也毫无意义。当我们处于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又会遵循一定的必然性……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辩证统一。
在理论上，的确存在通过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必然性，然而如何实现这种必然性是建立在偶然性之上的。通过一段资本主义的道路再实现社会主义，这是不一定的。
庸人们不懂得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于是对着马克思，列宁，毛主席的各种分析断章取义，甚至庸俗化后驳斥这一他们自己树立的稻草人。以为这样就打倒了马克思，打倒了马列主义，并且沾沾自喜。不过是精神胜利法罢了，让他们自己乐着去吧，革命的辩证唯物主义最终会将这一切砸得粉碎。
二、国家，社会主义与资产阶级法权
（一）国家——历史的产物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在原始社会并不存在国家，而是以血缘制度的氏族为单位构成的。在私有制，阶级诞生后整个社会陷入了越发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为了使这些对立面——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的相互斗争不至于将社会本身毁灭，就需要一种表面上站在社会之上的力量来抑制冲突，这种产生于社会又站在社会之上的特殊力量就是国家。
在国家中，与氏族不同的是，氏族，或者部落联盟是以血缘来划分，而国家是按照地区来划分的。其二，就是公共权力的设置，与自我组织成武装力量的居民相脱离。这是因为，国家已经分化为经济利益冲突而不可调和地敌对的阶级，如果存在自我组织的居民力量，冲突就会不可避免的武装斗争。构成这种公共权力的不只是武装的人，更有物质上的附属物，如监狱等强制机关。这种从社会中诞生但又居于社会之上并日益与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的“特殊力量”，其主要是由监狱等特殊的武装构成的。
这种公共权力并不是一种中立的力量。他是由官吏掌握的。在旧的氏族社会中，官僚并不存在，也没有在管理上形成一个独立的利益集团。但在国家中，官僚是居于社会之上的政权机关，成为了一种特权阶级。
同时，国家是在为了控制阶级斗争的需要中诞生的，也是在阶级斗争中产生。也就是说，国家是由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控制的，这个阶级借助国家也成为在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也就获得了压迫和剥削被统治阶级的新手段。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即各个相互对立的阶级在社会上势均力敌时，国家作为表面上的调解者才会暂时展现出一种相对于两个阶级的表面的独立性。所以国家是统治阶级剥削和压迫被统治阶级的工具。
同时也说明了：国家并不是什么永恒的物，只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使社会分裂为阶级而诞生的。在生产力经历不断发展后，阶级将会消失，而这种工具必然也会随之消失。
（二）国家自行消亡与暴力革命的辩证统一
国家最终是自然消灭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否定暴力革命，只有国家不再是国家时，国家才有可能自行消亡。这并不是一句废话，而是说：资本主义国家是不可能自动消灭的，在这里，仍然存在着阶级，还是一个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着的社会，且在这里阶级不能自行消亡。资产阶级要生存就必须赖于剥削无产阶级。只要仍然存在着阶级，就仍然存在着阶级之间的斗争，矛盾，国家存在的基础就依然没有消失。而无产阶级要解放，就必须推翻资产阶级专政，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将生产资料变成国家的财产，将生产资料公有化。这样一来，就消灭了无产阶级自身，和作为国家的国家。因其逐渐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不再是一种“特殊力量”，且阶级在这里是不断消亡的，无产阶级的生存并不依赖于资产阶级，即使资产阶级在这个新社会的诞生之初仍然以某种形式存在着，但他终究是逐渐走向灭亡的。因而国家也只有在成为这样的国家时才会自行消亡，他的社会基础在这里将逐步消失。然而国家要成为这样的国家就不可能是平稳的，缓慢的。它要求无产阶级通过有组织的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一方面，在这里，在新政权成立后，国家已经不再是少数人对多数人专政的工具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家不再是原来意义的国家。但另一方面，国家仍然是一种执行镇压的特殊力量。在资产阶级专政国家被推翻后，资产阶级不会立刻消失，要实现过渡至国家的自行消灭，就必须要无产阶级专政，运用国家的力量进行镇压。在这个意义上，国家仍然是国家。也就是说，国家只有在以整个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后才能够自行消灭，然而从资产阶级专政国家发展到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是必须由暴力革命完成。这两者是辩证统一，不相互矛盾的。
（三）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
无产阶级要完成革命，就必须将自己上升为统治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需要的国家仅仅是消亡中的国家。仅仅是为了镇压剥削者，资产阶级的反抗，同时便于组织一切被剥削阶级去建立新的经济结构。其他阶级虽然同样受到资产阶级的剥削，甚至相比于无产阶级，其受剥削更甚。但是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够独立的进行斗争。无产阶级的生存的经济条件就为他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做了准备，其在社会化大生产中所起的经济作用让他能够把一切被剥削阶级组织起来，成为革命的领袖。实际上阶级斗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点，在马克思之前的资产阶级学者就提出过阶级斗争和阶级叙事。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之处在于无产阶级专政，如果只提及阶级斗争，就是把阶级斗争现在在资产阶级的框架内，否认社会继续革命的必要性。
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推动了变革的发生，而一切的变革都是使国家机器更加的完备，而不是将它打破，它先使议会权力趋于完备，又使行政权力趋于完备。然而革命使议会权力趋于完备，是为了推翻这个权力;使行政权力趋于完备，是为了使它成为和自己对立的唯一的对象，以便用自己全部的力量去推翻它。官僚和军队，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寄生虫，在一次又一次的革命中逐渐趋于完备，最终把无产阶级革命引向“集中自己的一切力量”去“破坏”国家机器。
（四）用什么去替代资本主义的国家——巴黎公社的经验
至于如何替代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巴黎公社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材料和经验。巴黎公社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是无产阶级革命史上的一次伟大的尝试。其中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原则。首先是废除常备军，公社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常备军而用武装的人民去替代它。然后是令公职人员由人民普选出来，且随时可以撤换，并仅仅给予相当于一般工人的工资。这些看上去仅仅是量上的变化实际上造成了质上根本的不同。原来意义的国家，是由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工具，其中的民主与武装力量，都是代表少数人，由少数人组织的。在现在，已经转变成了由多数人镇压少数人，民主由少数人的民主转变为了多数人的民主，管理由少数人参与变为了多数人的参与。在这里，已经是人民这个大多数自己镇压少数压迫者，因而那种“特殊力量”已经不需要了，国家在这个意义上已经消亡了，多数人还是少数人量上的差别，在这里造成了质的变化。
资本主义社会的大生产，为我们创造了各种物质上的条件。同时，在这个大生产的基础上，资本主义还将各种国家的职能简单化了，加之资本主义对教育的发展使无产阶级文化水平得到了一定限度的提升。在这里，原来国家政权的大多数职能已经可以由一般的工人来胜任了，只需要给予他们“一般工人”的工资，并可以随时撤换，将特权制铲除，掐断了对生产资料的管理转换为支配乃至私有的途径。不难看出，国家已经由执行镇压的特殊力量转变为大多数人共同镇压压迫者，少数人的民主已经转变为多数人的民主
（五）议会制的废除与真正工作的机构
巴黎公社的另一项经验是对议会制的取消。旧的议会制是作为国家的机构，也就是国家的统治工具的一部分的。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真正本质不过是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镇压人民、压迫人民，除此之外的唯一功能就是转移人民的视线。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废除代表机构和选举制，而是将议会变成真正工作的机构。在资本主义国家，议会不过是形式上的最高立法机关，实际上的决议都是国家在幕后做出的，由各行政机关做出的，各位大会的大代表根本不是决定者，也不是工作的。这就是在转移人民的视线，国家而真正的决定和工作却在幕后由行政机关做出。在公社中则不同，每位代表亲自工作，亲自执行自己通过的法令，亲自检查实现的效果，并对自己的选民负责。议会成为真正工作的地方，行政和立法在这里真正统一了。
一下子废除官僚是不可能的，但是立刻打碎旧的官僚机器却是必要的。一下子不需要任何服从和管理是空想，将管理去除是需要漫长过渡的，但是去除管理的官僚属性却是必要的。
我们需要将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然后像工厂主雇佣“监工和会计”一样雇佣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使他们服从于多数人的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在资本主义大生产之上的管理工作，只需要一般市民就能胜任。无产阶级则利用资本主义的成果，将技术和管理去官僚。
（六）国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
说国家资本主义垄断组织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雏形，这是正确的。在国家资本主义垄断组织中，生产时社会化的生产，但是国家机器，生产资料仍然由资产阶级掌握，且有沉重的资产阶级官僚机器压在劳动人民身上。无产阶级需要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把资产阶级推翻，用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镇压剥削者的反抗，摧毁资本主义的官僚机器，我们就会看到这样的一个国家：国家机器由组织起来的工人掌握，雇佣技术人员，监工和会计，付给他们工人的工资，这是一个除去了“寄生虫”而技术装备程度很高的机构。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才能使无产阶级的机构免受资产阶级的寄生，取消议会制而保留代表机构。
（七）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社会主义与资产阶级法权
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与对共产主义的推断，都是建立在西欧各国的“材料”之上的，从中抽象出最本质的东西，因而能够广泛地适用于文明社会。
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存在这样一个过渡时期，即一个从前者转变为后者的革命时期，相应的，也有一个政治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在这里，民主和专政的关系不是庸俗唯物主义式的组合起来，而是有机的，辩证的。
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民主，即使是在比较完全的民主共和国内也都是受到限制的。其仅仅是在形式上是所有人的，平等的。然而，却存在各种各样细微的障碍，限制大多数人参与到民主中，譬如手续的繁杂，教育的匮乏等等，这些各种各样的细微障碍，最终组合起来，将民主变为了少数人的民主，将大多数人排斥在民主之外，不能积极参加民主生活。只要还停留在资本主国家，民主——按照马克思的原话就永远只能是：“容许被压迫者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压迫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镇压他们!”
只有打碎了资本主义的国家，民主才会变成大多数人的民主。然而要实现这大多数人的民主，就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对少数剥削者镇压，专政。显然，只要是在专政的地方，就不存在民主，自由。无产阶级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敌人，将人民的剥削者、压迫者排除在民主之外。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存在的社会根基彻底消灭了，国家本身也就不存在了，才有可能能谈到自由。真正的，没有任何限制的民主才能实现，也就是这个时候，民主才开始消亡。人们摆脱了自上而下的公共规则，习惯于遵守，因而是自觉遵守自下而上的公共生活规则。也就不需要服从，不需要强制。
（八）资产阶级法权的本质
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国家是处于正在消亡的状态，它是从资本主义中发展出来的，还带着脱胎于旧社会的各种痕迹。在所有制上，生产资料不再是私人所有，而是归全社会所有。社会成员在完成一定量社会必要劳动后，领取凭证证明自己完成的劳动量，以此为凭据从消费品的社会储存中领取相等的量，这样，在扣除了作为社会基金的部分后，劳动者从社会中所得的恰好等于他所给予社会的。平等在这里看似实现了，实际上，这只是形式上的平等。在这里，每人按照等量的劳动换取等量的产品的平等的权力，这种平等的权利，实际上仍然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法权。任何权利，都是将同一标准应用在不同的人身上，应用在不同等的，不相等的人身上。因而，这种平等的权利，事实上是不平等的。各不相同的人有些劳动能力强些，有些较弱，在这种权利下就必然会出现某些人比另一些人富些。
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资产阶级法权仅仅在已经实现了经济变革了的范围内取消，仅仅在同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取消了。资产阶级法权承认生产资料是人的私有财产，第一阶段废除了在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将生产资料变为社会所有，资产阶级法权在这个限度(所有制)内就被消灭了。
但在社会产品的分配与劳动的分配上，资产阶级法权依然是占统治地位。其作为同一原则调节着分配领域。马克思说：“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社会主义原则已经实现了;“对等量劳动给予等量产品”这个社会主义原则也已经实现了。但是，这还不是共产主义，还没有消除对不同等的人的不等量(事实上是不等量的)劳动给予等量产品的‘资产阶级法权’。”
这种资产阶级的法权，是不能被立马废除的，资本主义的废除立即不能为这种变更创造经济前提。任何法权都是由经济关系决定，产生的，而不是反过来。
（九）资产阶级法权的社会基础
经济权利，主要指权利者对所有物的排他性的处置权。可以分为两种，一是仅仅由经济活动当事人彼此相互承认并共同遵守的权利行为准则，二是在此基础上，经由国家、法律进一步对权利的承认和保护，而规范的普遍的社会行为准则。
资产阶级法权，之所以被冠以“资产阶级”的前缀，根本上来说是它是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带着旧社会的痕迹的。按劳分配，是一种社会原则，其中通行的是调节商品交换的同一原则，也就是一种平等的权利，是资产阶级法权。这商品交换的原则在商品抽象为等价物时就开始出现了。但商品活动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一直在缝隙中活动，直到资本主义社会，才因为劳动力的商品化而全面展开，被资产阶级感觉法律制度全面重视、承认保护起来，成为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社会行为准则，由此被马克思冠以资产阶级法权
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原则，除了资产阶级法权以外，还没有其他准则。还需要有国家在保卫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同时来保卫劳动的平等和产品分配的平等。国家正在消亡，阶级已经不存在。但是这种消亡是不完全的，因为还要保卫那个事实上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
只有当物质财富极大的丰富，已经可以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时候，也就是人们能够习惯于遵守公共生活的基本规则的时候，资产阶级法权的社会根基才会消失，人们才会完全自愿地来劳动，使劳动不再是一种“斤斤计较”的事务，国家才会消灭。
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资产阶级法权依旧存在，那么就是说，资产阶级国家依然存在。如果没有一个能强制别人遵守法权规范的机构，法权就等于零。也就是说，在共产主义下，，一定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法权，还会保留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即使资产阶级和一切其他阶级存在的条件已经消灭了。
一方面，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国家的主要功能已经简化为由工人自己来进行的这样一种计算和监督的时候，国家就是“非政治国家”或“半国家”，社会职能就由政治职能转变为管理职能。另一方面它仍然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出来的新社会，不得不带有那个“旧社会的痕迹”。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具有两个特征，暴力与形式的平等。列宁概括说：“民主是国家形式，是国家形态的一种。因此，它同任何国家一样，也是有组织有系统地对人们使用暴力，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形式的平等在这里已经转化为了实践。即由工人进行管理的非政治化国家。但国家仍然是暴力的，用以维持资产阶级法权。
（十）中国社会主义的特殊性
中国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列宁所述的社会主义第一阶段有根本不同。在其不发达社会主义的条件下，不但资产阶级法权存在的社会条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存在的社会条件也依旧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形势，仍然处于“谁战胜谁”的质变状态。这一点，是毛主席在新中国前17年的社会建设中不断实践得出的结论。
在中国，是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即生产资料所有制改变了，变为了以公有制为经济基础的国家，但还没有变成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国家。虽然是资产阶级国家，但是在现实中仍然是由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这一点上“资产阶级国家”与上文并无差异。而在资产阶级法权和商品制度和按劳分配制度的关系上也是与上述一致的，仍然是由资产阶级法权作为按劳分配内通行的同一原则在商品分配领域占统治地位。
以上仅仅是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一般性论述，要批判当下的补课论思潮，就不得不回到新民主主义时期，深入分析我国是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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