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人：何海洋
受访人：赵月枝
访谈时间：2026年6月13日
访谈地点：清华大学紫荆园
一、温哥华的两场学术会议：北美知识界的分化与新生
何海洋：赵老师您好，很高兴以访谈的形式，请您分享5月26日至6月9日赴加拿大开展学术活动的经历。首先想请您简单介绍一下本次行程的整体情况。
赵月枝：这是我2019年年底回国后，第一次因学术活动重返加拿大。此行的主要目的是通过面对面学术交流了解近几年北美学术界的前沿动态。整体行程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在温哥华参与两场学术演讲，二是受邀到温尼伯参与加拿大社会主义研究会年会并作主旨发言，这是我本次旅程的最核心安排。
在抵达温哥华后，我首先拜访了两位昔日的学术导师，特意向他们了解如今加拿大左翼群体乃至整个西方社会，针对中国目前存在哪些质疑与负面评价。在国内的这几年，我真切感受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亮眼成果，可以说是“这边风景独好”，但也希望知晓海外学术界、尤其是西方左翼学术界对中国的真实批评声音。
我的导师罗伯特·哈克特(Robert A. Hackett)，也是和我合著《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的加拿大学者，向我列举了五六点外界对中国的批评，除了那些我们熟知的西方右翼(包括一些西方主流媒体)抹黑中国的话题，还有两点尤其让我感觉这些批评的荒谬：一是加拿大、美国环保领域的右翼群体，仍持续将中国当作自身在全球绿色转型中不作为的“借口”或“替罪羊”。他们声称中国是目前全球碳排放量最高的国家，是全球能源绿色转型的最大阻碍，只要中国不在经济发展模式和社会制度领域做出根本性改变，全球环保行动就会失去意义，可以说这是西方右翼长期渲染的“中国威胁论”论调在生态环保领域的延续。实际上，考虑到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尤其能源转型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这显然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表现;其次是关于所谓中国“全民监控”的误解。西方学界不少人士认为中国依托社会信用体系搭建起全国征信系统，目的是对民众进行全方位、无死角的管控。我向他们解释，中国的征信体系本质是经济领域的信用管理工具：针对拒不履行义务、违反市场规则的失信被执行人进行约束，目的是维护社会诚信与正常的经济秩序，并非将民众所有社会活动都纳入监管。实际上，西方资本主义金融体系拥有成熟且更为隐蔽的信用监控机制，个人一旦信用破产，各大金融机构都会停止放贷。二者的区别仅在于，相比于西方的金融资本社会，中国的征信制度是由国家统筹推行，根本目的在于维系社会整体信用、实现经济社会运转降本增效，并非仅作为金融资本增值和评估个体经济回报能力的工具，更不是实行社会控制的工具。显然，这种认知的背后，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尤其是冷战意识形态下西方在社会控制方面对中国挥之不去的错误想象。
何海洋：您能谈谈您在温哥华参加两场学术活动后的感受吗?
赵月枝：我在温哥华参与了两场学术活动，虽然都是我在西蒙菲莎大学昔日的同事组织的，但由于组织者的身份、所传承的学术脉络以及学术立场的不同，反差感非常强烈。第一场是5月28日的“媒体民主日：纪念斯普瑞专题研讨会”活动(Media Democracy Days: Spry Memorial Panel)。“媒体民主日”传承的是美国传播政治经济学者罗伯特·迈克切斯尼(Robert W. McChesney)和我导师哈克特等人所代表的西方左翼新闻与传播知识界致力于推动的媒体民主化传统，这个活动由西蒙菲莎大学传播学院主办，已经持续很多年了。Spry Memorial Lecture也是这个学院的一项标识性学术活动，旨在弘扬西方的公共广播电视传统。这两项原本分开的活动现在合办，而且以相当低调的形式展开，本身就是这两场活动背后所代表的学术传统已经走向式微的症候。当天的这场活动，聚焦传统媒介民主化议题，围绕虚假信息泛滥、算法驱动的回音室效应、媒体所有权高度集中、另类媒体“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等问题展开讨论。
图一：西蒙菲莎大学“媒体民主日”学术活动现场
虽然该场研讨会聚焦媒介批判议题，声称“重启‘媒体民主日’将能够赋予多元声音以力量，增强抵御错误信息的韧性，并在公众对媒体的信任处于历史低点之际，推动各方协力寻找解决方案”，但整场活动参与者基本都是年长的传统白人学者，现场讨论既缺乏活力与新意，看不到新生代力量的加入，也缺乏全球视野。
登台分享的四位新闻人，The Tyee的David Beers、The Narwhal的Carol Linnitt、The Level的Neil Malik、Fairchild Television的Iris Wu，都不是供职于主流媒体的编辑记者，而是在各类小众另类媒体、网络调查新闻平台或中文电视台从事新闻工作。这些从业者坦言，深度调查的新闻传统如今在北美主流媒体中已然式微，控制媒体的资本方并不重视严肃的调查类新闻，报纸内容愈发空洞、体量不断缩减。随着广告资源流向互联网平台，传统新闻业依靠广告交叉补贴维持深度报道的模式彻底崩塌，如今坚守调查性新闻的，只剩下他们自己创办或供职的这类小众媒体。总之，对主流媒体而言，“新闻已死”是既定事实，但调查性新闻在他们所代表的小众媒体里还能存活下来这一事实，也说明了西方社会对严肃新闻还是有需求的，只是主流媒体已经放弃了提供严肃新闻这一社会责任。
另外，早年媒介民主化领域的从业者曾对互联网寄予厚望，认为互联网能打破主流媒体的垄断，催生贴合大众需求的新闻内容。但如今他们普遍感到失望，因为互联网平台已经基本被右翼势力与资本所掌控，平台资本偏向右翼群体，还和右翼技术势力相互勾结。也就是说，媒体民主化运动所期盼的依靠新技术带来媒体民主化的希望，在互联网时代已经基本落空。此外，他们也提到西方传统媒体之所以至今没有彻底消亡，部分原因在于政客仍需要借助这些平台的公共性余晖来塑造公众形象、服务选举诉求。虽然我在会场上碰到了不少老同事，但整场活动所吸引到的听众不超过30人，发言者缺乏激情，讨论也并不热烈和深入，感觉大家只是在完成一件应该完成的事情。
6月1日，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举办的另一场以“重建世界：与努拉·埃拉卡特共度的夜晚”(Building The World Anew: An Evening With Noura Erakat)为主题、纪念爱德华·W·萨义德(Edward W. Said)的演讲活动，则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与Spry Memorial Lecture类似，Edward W. Said Memorial Lecture 是西蒙菲莎大学的一个伊斯兰文化研究中心为纪念萨义德教授而在近年设立的一项学术活动。这场活动由我的埃及裔前同事阿戴尔·伊斯坎达尔(Adel Iskandar)牵头举办，围绕巴勒斯坦相关议题展开，活动场地是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校内规格很高的陈氏演艺中心(Chan Center for the Performing Arts)。这个场所以往极少举办这类激进主题的活动。活动需要购票入场，我也是自己买了票的。
活动现场座无虚席，氛围热烈，参与者以温哥华的阿拉伯离散群体为主，但也涵盖不同族群，现场还有各种声援巴勒斯坦人民的学术与民间组织的宣传活动。本次活动由西蒙菲莎大学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两所高校的相关研究机构联合主办，两个学校的校内多个院系、研究机构、维多利亚大学相关部门和本地其他院校与社会机构，也提供了支持，活动支持部门的名称和logo填满了大屏幕上的一页PPT，我数了数，总共30来个，让人感受到很强的视觉冲击力，以及这场活动强大的学界和社会组织支持基础。主讲人努拉·埃拉卡特(Noura Erakat)是一位旅居美国的巴勒斯坦裔女学者，她以犀利的批判勾勒出了巴以冲突背后复杂政治经济权力关系，饱含激情地讲述巴勒斯坦民众的抗争历程，控诉相关暴行，还分享了一位战地记者为报道真相、投身社会运动而献出生命的故事。她充满政治想象力地指出，巴勒斯坦的去殖民化不仅是一场为土地争取正义的斗争，更是全人类实现可生存、公平未来的核心所在。虽然我听过无数的公共演讲，但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一场如此雄辩、充满激情、富有感染力、让人感到振聋发聩的演讲。这场演讲并非“狭隘”地聚焦新闻传播，就新闻谈新闻，这场演讲本身就是一场多维度的传播实践，她将新闻传播事业作为巴勒斯坦人民抗争运动的一部分展开讨论，在宏观、有机的社会运动中定位与理解媒体功能。虽然我提到的前一场活动也假定西方环保运动和社会正义理念的前提，但是就这两场活动所假定的新闻传播与社会运动的关联性以及这种关联的紧密度而言，存在天壤之别。当然，这也并不奇怪：毕竟，西方左翼知识界不像巴勒斯坦人民那样，正在为整个民族的生存而战。
图二：主讲人努拉·埃拉卡特(Noura Erakat)正激情澎湃地演讲
毫无疑问，这两场活动在组织程度上也是不一样的。除了大屏幕上的各种主题背景展示，在众人期盼的埃拉卡特登台演讲之前，不但有相关音乐人的现场表演和氛围铺垫，还有两位青年学子的“预热”分享，其中一位在西蒙菲莎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即将前往牛津大学攻读博士的学生表示，自己之所以研究巴勒斯坦问题而并非单纯做学术探索，是希望用学识助力巴勒斯坦民众争取解放。埃拉卡特的演讲结束后，阿戴尔作为主持人邀请两位巴勒斯坦女性学者达尼娅·马吉德(Dania Majid)和萨拉·基沙维(Sara Kishawi)与她展开圆桌讨论。在伊斯坎达尔的主持下，三位气场强大、知性风采十足的阿拉伯女性学者，以她们激情的言辞、深刻的批判和随性的互动，塑造起一个情理交融的话语空间。正如阿戴尔所指出的那样，仅仅从登台的三位刚好全是女性这一角度，就有力回击了西方社会“伊斯兰文化压迫女性”的刻板偏见。
图三：圆桌讨论现场
这场活动也让我清晰看到，在北美学界与社会，一股新的进步力量正在崛起，而且巴勒斯坦民众的抗争，已经和加拿大原住民争取土地和自主权益的斗争形成呼应。作为这场活动的核心组织者和主持人，阿戴尔是我在西蒙菲莎大学真正志同道合的前同事和阿拉伯裔的有机知识分子，一直致力于加拿大高等教育领域的去殖民化斗争和支持巴勒斯坦解放事业。活动结束后，我写了一封邮件，祝贺他举办了这么成功的一场活动，他十分热心地回信，在邮件署名之后，我关注到了如下一段话：
我承认自己是在未经原住民族同意并被侵占的土地上定居的。这些土地属于 xʷməθkʷəy̓əm(穆斯科姆)、Sḵwx̱wú7mesh Úxwumixw(斯夸米什)、səlilwətaɬ(特莱尔-沃图斯)、q̓íc̓əy̓(卡茨伊)、kʷikʷəƛ̓əm(基奎特勒姆)、Qayqayt、Kwantlen、Semiahmoo 和 Tsawwassen 等民族的未割让土地。我承诺将对我的工作和实践进行去殖民化处理，以确保它们能够促进并保障原住民族的权利和主权，无论是在我们所在的大学范围内还是更广泛的社会中。(I acknowledge that I am a settler on the unceded and stolen territories of the xʷməθkʷəy̓əm (Musqueam), Sḵwx̱wú7mesh Úxwumixw (Squamish), səlilwətaɬ (Tsleil-Waututh), q̓íc̓əy̓ (Katzie), kʷikʷəƛ̓əm (Kwikwetlem), Qayqayt, Kwantlen, Semiahmoo and Tsawwassen peoples and commit to decolonize my work and practices to ensure they empower and enable Indigenous rights and sovereignty both on our university and beyond.)
类似这样的文字是北美和澳大利亚进步学者致力于去殖民化的一种标志性话语实践，他们在自己邮件的签名处后面都会加上类似于“自己所在土地属于原住民”的语句。但是，阿戴尔这段话的第一句和最后的承诺是我第一次注意到的。承认自己是在“未经原住民族同意并被侵占的土地上“定居”，并作出相应的学术取向的承诺，不仅仅是一种话语姿态，更彰显了其内化于心的、真诚的学术立场和责任。也就是说，这位来自埃及的前同事，在知识去殖民化上是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当然，这需要个人的牺牲，还需要斗争精神和斗争策略，而且我也深知，阿戴尔一直在各种场合进行着斗争。这让我觉得，在西方左翼的学术圈子里面，还是有进步思想的“星星之火”。
二、加拿大社会主义研究会年会：西方左翼知识界仍无法绕开“中国的挑战”
何海洋：您能否谈谈您在温尼伯市参与加拿大社会主义研究会年会的感受?
赵月枝：结束温哥华的行程后，我前往加拿大曼尼托巴省省会温尼伯市(Winnipeg)，参加今年以“通向解放的策略”(Strategies Toward Liberation)为主题的加拿大社会主义研究会年会(2026 Society for Socialist Studies Annual Conference)，这是加拿大左翼学界规模较大的年度会议。会议从6月4日至6月6日一共持续三天，在温尼伯的法语大学圣博尼法斯大学(Saint-Boniface University)召开。本次社会主义研究会年会会议议题十分丰富，涉及“社会主义项目的障碍：反动右翼的修辞与媒体策略”、“社会主义创造力”、“21世纪的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者反对野蛮行为”、“原住民聚居地”、“批判性与社会主义教育”、“土地、基础设施与投资”、“当代加拿大”、“生态学与社会主义”、“技术与抵抗”等多个主题的分论坛与圆桌讨论。
图四：2026年加拿大社会主义研究会年会海报
在会议手册开头，有这样一段介绍圣博尼法斯大学校史的文字，映射出这片土地对原住民的关切和垦殖主义的反思：
圣博尼法斯大学坐落于第一条约管辖区域——红河梅蒂斯人(Red River Metis)的祖居地，具体位于曼尼多阿比地区的维尼巴克。我们确认这片土地是阿尼希纳贝格族、阿尼西尼纽族、伊尼尼瓦克/内特霍克族、奥切蒂萨科温/达科塔奥亚特族以及米奇夫(梅蒂)民族的祖先领地;同时，该地区对德内苏林人和因纽特人亦具有重要意义。温尼伯市的水源源自安大略省西部的肖尔湖(Shoal Lake)，该湖由第四十第一民族管理。(L’Université de Saint-Boniface is located on Treaty One Territory and the National Homeland of the Red River Métis, in Wiiniibak, Manido Abi. We acknowledge these are the ancestral lands of the Anishinaabeg, Anisininew, Ininiwak/Nehethowuk, Oceti Sakowin/Dakota Oyate, and Michif (Métis) Peoples. This territory is also a place of significance for the Denesuline and the Inuit. The water in Winnipeg is sourced from Shoal Lake 40 First Nation in western Ontario.)
疫情期间，加拿大曾掀起一阵反华浪潮，几位长期同情中国、致力于推动中加友好的学者对此十分忧心。其中一位叫做约翰·普莱斯(John Price)的维多利亚大学退休学者，自己是日本史方面的专家，其妻子玛格丽特在上世纪70年代初中加建交时，就曾作为同情社会主义中国，深受伟人思想影响的首批留学生之一来到北京大学留学，两人都是知华友华的左翼人士。约翰在维多利亚大学牵头成立了民间机构“加中交流中心”(Canada-China Focus)，并将其挂靠在校内全球研究中心名下。起初，他们希望扭转加拿大媒体对华负面叙事的局面，发现收效甚微后，便转而搭建民间学术交流渠道，团结各界友好人士。本次他们联合加拿大社会主义研究会，在年会框架下举办了一整天以“当今世界中的中国”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China in the World Today Symposium)，我受邀担任主旨发言人之一，以“中国式现代化——来自乡村的辩证视野”(China’s Modernization: A Dialectical View from the Countryside)为题发表了主旨演讲。
图五：环境优美的圣博尼法斯大学(Saint-Boniface University)
在此之前，该机构还面向加拿大硕博研究生开展征文活动，筛选出十余名优秀学子，联合一位叫比尔·卡罗尔(Bill Carroll)的维多利亚大学资深社会学教授和一位当年曾是我在西蒙菲莎大学的学姐的华裔学者，组织了一场走访中国的调研活动，一行人先后到访北京、苏州、上海、昆明、大理等地，重点考察了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还参观了中国共产党历史博物馆、城市公园、生态农业展区等，中国普通民众休闲娱乐的生活状态让他们感触颇深，比尔一直从事环保领域的社会运动研究，也曾与我的导师哈克特合作出版过媒体民主化方面的著作，但他从没有到过中国。中国之行让他大为震撼。他甚至专门创作了一首歌，致敬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就。这场调研活动于今年五月底结束，一个有关这场调研的短视频被发在了哔哩哔哩平台上。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搜索“加拿大左翼：一趟中国行，冲垮旧认知，重新理解社会主义”。他们受邀在年会上分享了在中国的见闻与感悟，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面貌、生态文明建设成果赞誉有加。在会议期间我与比尔交流，听他讲述中国之行对他的认知和情感冲击，使我不止一次把他的经历与20世纪70年代达拉斯·斯迈思(Dallas Walker Smythe)的第一次中国之行做类比。历史不会重复，但往往又惊人般相似。当年，一群西方知名传播学者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安南堡传播学院的一个学术研讨会上期待着斯迈思的中国考察报告;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一群加拿大的社会主义学者也在听比尔教授团队的中国调研成果。
图六：中国生态文明调研团在汇报成果
在年会第三天的中国主题研讨会上，参与中国生态文明调研的学者们分享了调研成果。其中一位博士生提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绿色能源转型能够取得成功，核心在于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他的核心概念是中国的“sovereign、socialist”发展模式比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优越，是生态文明转型成功的关键。这一观点直面西方的各类偏见，也从理论层面回应了此前诸多针对中国的质疑。他的研究思路严谨、论据扎实，理论溯源也参考了国内学者的前沿研究成果。这位学者的观点，实际上和一些非西方中心主义的国外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一脉相承。他们认同国家主权对于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性，既批判右翼势力对华抹黑，也反对托派的片面观点。在生态议题上，他们坚持，中国的实践直接反驳了西方右翼“中国阻碍全球绿色转型”的谬论。
图七：在中国研讨会开幕式上的Bill Carroll和John Price
在我出国前，我猜测，围绕去年由每月评论出版社出版的加布里埃尔·罗克希尔的《谁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买单》的书，西方左翼学界会有争论。我没有想到的是，争论真的在我眼前以一种突如其来的方式展开了。此书直指西方马克思主义知识生产背后的冷战语境和政治经济逻辑，戳破了部分西方左翼学者作为“精神贵族中的精神贵族”的伪装。虽然此书本身不是会议议程里的内容，但在一个分论坛的讨论环节，当有学者提到此书并将其斥为“阴谋论”时，有一位年轻学者立即回应说，这不是“阴谋论”，而只是说清楚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背后的知识生产政治经济学而已。他进一步指出，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确空谈理论，实则阻碍全球进步的革命实践。他的话音刚落，在场学者不约而同给予他热烈的掌声。后来我才得知，这位年轻学者的硕士学位导师就是我所十分尊重的加拿大学曼尼托巴大学政治学系马克思主义学者Radhika Desai。真是名师出高徒!
会上，也有学者讨论了美国、加拿大选举政治的走向，寄希望于民主党内部的社会主义倾向力量崛起。我和他们交流时谈到：中国已经走出了属于自己的革命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国可以是西方社会的变革外因，但西方要克服资本主义的危机，终究需要依靠其内部矛盾的演化与民众的自觉探索。
何海洋：在此次年会上，“中国”是以一种怎样的面貌出现的?
赵月枝：此次年会前两天的内容，让我感觉加拿大左翼学者群体总体对中国的认知非常薄弱并存在偏差。在探讨“21世纪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分论坛上，有学者梳理人类社会主义实践时，只列举了苏联布尔什维克革命、占领华尔街运动，片面判定这两次实践均以失败告终，却完全无视中国和其他一些非西方国家正在坚持的社会主义探索。这种观点带有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尤其是刻意抹杀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成果。后来，有学者从古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切入，结合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提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阶段，无需将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化。他以中国为例，表示中国由国企把控国民经济命脉，其余领域适度放开，契合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路。这场分享现场听众仅有九人，分享过程中又进来一位女性听众，当她听到台上有人讲到中国国企时，就当场发难，指责中国在非洲推行“帝国主义”，言论充满情绪化偏见，而且显然这位学者自己并没有做过中国在非洲的研究。面对此情此景，我在听众席上也立即结合我自己在非洲的实地调研，以传播基础设施领域的中非合作现实案例进行了回应，指出用“帝国主义”来描述中国公司在非洲的性质存在巨大问题。会上还有一位持托洛茨基主义立场的学者，他在论文中不但对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实践完全持历史虚无主义立场，而且全盘否定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他声称这些国家并非真正的社会主义，不仅自身偏离“正轨”，还玷污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声誉”，让右翼势力借机煽动反共情绪。
当然，在我看来，这种观点恰恰是加布里埃尔·罗克希尔的《谁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买单》一书所批判的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问题所在：从理论的、“真正民主”的马克思主义来评判甚至诋毁作为一场持续发展的、立足实际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一言以蔽之，就是用理论的、抽象的马克思主义诋毁革命的、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在前面提及的一场讨论中，正是这位自以为是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给《谁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买单》贴上了“阴谋论”的标签，所以才会有上文提到的那位年轻学者对他的反击和全场的掌声。等到第三天，我特别注意到，这位批判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托派学者，在自己做了发言后，并没有来听我们的中国研讨会。也许，他的时间安排真的不允许他来听会;也许，他自信地生活在他自己的理想与理论空间里，觉得没有必要听我们关于中国究竟如何的讨论，包括他自己的加拿大学术同仁刚刚从中国回来的考察报告。由于这位学者的立场深深刺激了我，我在回程的飞机上阅读了在会场的书市上买的他的一本书——我注意到，他所引用的中国论证主要来自两本与他持同样立场的书。
中国很大，各方面很复杂，发展道路也很曲折。这次交流使我意识到：想要讲好中国故事，生态文明也许是比乡村振兴更容易和西方学界进行对话的“聚点”。生态本就是西方舆论长期炒作的话题，用实打实的建设成果和生态文明转型发声——让眼见为实的绿水青山“说话”，说服力更强。当然，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可以相互结合，成为对外传播互为支撑的两大核心方向。
同时我也发现，选择与谁对话非常重要。值得我们团结的海外力量，主要是西方左翼青年，尤其是有多元文化背景的左翼青年学者，他们普遍拥有反种族主义、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立场，更能认同中国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道路，更客观全面看待中国社会主义所取得的成就。我也注意到，也有海外青年学者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理论与实践，聚焦全球南方农政、反帝斗争等议题。
何海洋：除了参加学术活动，您还有什么参访活动与我们的话题有关，特别值得分享?
赵月枝：在我的计划中，我原本希望到维多利亚大学去拜访邀请我参会的John Price教授，后来才知道，他退休后，一直住在温哥华，所以我就没有去维多利亚，因而也有机会参加了前面提到的在温哥华的两场学术活动。我是此生第一次去加拿大中部的温尼伯市。到了之后，才发现，知名加拿大民歌《红河谷》里的红河，就从该市流过，而我们的活动场所，就在红河两岸。一天会后，在晚霞中，看着红河水，哼着《红河谷》，数着一节节从不远处的铁道上慢慢驶过的火车车厢，我感觉，真的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加拿大了。
图八：红河落日
在会议外的活动中，还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件是在红河畔的城市中心区域参观该市的加拿大国家人权博物馆的经历。这是一座主要由加拿大的一个犹太人富商家族出资建立的城市地标性博物馆，其自由主义普遍主义叙事和陈展安排的明显偏见、包括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无知和傲慢，自然不会让我吃惊，更不必让我在此多言——正如一位本地批判学者所言，这是一个自由主义人权“宣传馆”。听说这家博物馆近年一直是反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暴行的斗争场所。抗议者们坚持，博物馆必须增加以色列侵犯巴勒斯坦人民人权的内容。我也听到，这样的展览内容可能真会被展出。正如我的前同事阿戴尔在给我的邮件中所说的那样，“围绕人权博物馆展开的这场斗争确实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史诗级较量。我很高兴你能亲眼见证这一切。我有一种预感，这场较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将持续下去”;另外一个值得一提的见闻是，除了浓郁原住民文化的影响和作为著名红河梅蒂斯人的精神图腾和殉道英雄路易·里尔(Louis Riel)的故乡之外，温尼伯这座曾被称为“北方的芝加哥”的城市，还以一场“1919总罢工”著称。也就是说，如果1919在中国现代史上以五四运动载入民族记忆，那么，对于加拿大中部的温尼伯而言，1919年则以一场工人总罢工而载入城市记忆甚至是整个加拿大的国家记忆。而连接两者的划时代事件和思想影响，都是1917年的十月革命。
图九：红河上的吊桥与远处的加拿大人权博物馆(右中建筑)
在会议结束后和前往机场的那段空闲时间，我与三位中外左翼青年学者同行参观省立博物馆，追寻1919年的记忆。在参观完博物馆后，我们看到了街角上一辆被推翻的有轨电车装置——走近一看，这是一件创作于2019年，题为“血腥星期六”(Bloody Saturday)的艺术品，艺术目的是呈现当年总罢工中的这一核心事件。旁边的一份作品说明提供了如下叙事：受整个北美大陆罢工潮和俄国革命的鼓舞，1919年夏天，3万5千温尼伯工人举行了大罢工。这是原来是一场和平的抗争，但是在6月21日，当一名罢工破坏者在街上开动有轨电车时，罢工者们集体推翻了电车，随后双方发生了流血事件。该说明在最后指出，《血腥星期六》呈现了“那个时刻的危险和可能，象征着为正义而持续的斗争”。总之，1917年远在俄国的十月革命，1919年中国的五四运动、同年在温尼伯的总罢工，以及此次我参与的以“通向解放的策略”为题的社会主义者会议之间，存在某种全球和地方层面的历史性联系。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那场活动到在圣博尼法斯大学举办的年会，不可忽视的是加拿大原住民和巴勒斯坦人民为了生存和正义的斗争故事，更不必说围绕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全球认知领域的斗争了。在我看来，所有这些，都是全球和地方层面的现实的解放性斗争的一部分。
图十：温尼伯市区街角一个纪念1919年总罢工的艺术作品《血腥星期六》
何海洋：结合本次出访的所见所闻，请您总结一下北美学术环境近些年的变化。
赵月枝：从整体变化来看，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白人左翼群体已经明显衰落，媒介民主化等经典左翼运动也走向式微。以自主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思潮，曾伴随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短暂兴起，如今随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危机，平台资本主义尤其是右翼技术加速主义的崛起，已然失去影响力。与之相对，反西方中心主义、反种族主义、反帝国主义的多元马克思主义正在崛起，这类思潮吸纳了日益强大的原住民批判意识和知识体系、全球南方反帝反殖的实践经验，将巴勒斯坦人民的抗争所代表的民族解放事业、生态社会主义、全球公平正义等议题作为核心，呈现出勃勃生机。
何海洋：您对于未来中外左翼知识界的交流有什么样的看法或期待?
赵月枝：整体来看，当下加拿大左翼学界现状十分复杂。一方面，右翼势力借助互联网不断壮大;另一方面，左翼内部派系林立，以托派为主流，对中国社会主义实践要么刻意无视，要么无端批判。未来中外左翼知识界的交流任重道远，面向未来的中外左翼知识界的交流，我认为还是要做好以下三点：
第一，交流对象要有所选择。我们和西方右翼不存在对话基础，我们的交流重点，应当是西方内部和全球南方国家中坚持反帝、反殖、反种族主义的进步左翼力量，而非固守偏见的所谓“西方主流”。
第二，找准对话切入点。生态文明、减贫发展、全球治理、女性发展，是容易达成共识的领域。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相关议题，分歧较大，很难深入对话。当然，随着西方自由主义迷思的进一步破产，也随着美国自身的传统媒体和互联网被资本、右翼把持的问题愈发严重，中国在新闻自由和媒体民主化议题上，也要主动发声。
第三，重视团结海外少数族裔、青年左翼知识分子。历史上，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和鲜明的反帝反殖和反种族主义立场曾赢得美国一些底层民众、尤其进步青年的认同，当下，我们更要重拾反种族主义的话语体系，夯实海外友好力量。
会议现场有一位来自中国在美国某知名学府在读博士，立场鲜明地认同毛泽东思想，并深耕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外交关系研究。他如今也活跃在社交媒体阵地，坚定站在反帝立场上，鲜明捍卫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在会场内外，我与他成了“忘年交”。他说，他的父辈成长于改革开放时代，曾对欧美发展模式抱有幻想，如今也因西方社会乱象而逐渐清醒。我说，作为他父辈的同龄人，我能理解他们的意识形态取向和认知困境。从他身上，我也看到了中国新一代进步青年在海外学界发声的希望。
三、自主马克思主义者的式微：“西马”路在何方？
何海洋：近二三十年，西方左翼中的自主马克思主义流派曾经声势浩大，如今却快速衰落、被边缘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它当初兴起的根源又在哪里?
赵月枝：我曾经任教的西蒙菲莎大学传播学院，曾是一批自主马克思主义青年传播研究者汇集的地方，我自己所带的几位加拿大博士生中，就有几位深受自主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首先说说兴起的原因。自主马克思主义依托后结构主义哲学发展而来，它兴起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鼎盛阶段。当时不少西方学者陷入“左翼历史终结论”，片面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是走向资本主义，全球都会被资本主义的“帝国”体系同化，传统意义上以国家为主体的反帝斗争不再是核心议题。
同时，这一学派对信息技术抱有极端乐观的技术决定论思想。他们缺少或者排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认为只要民众能够自由获取信息，就能自发组织抗争、实现变革，一度将互联网视作实现左翼理想的利器。再加上受“斯大林后遗症”的影响，忌惮高度集中的国家政权，刻意排斥政党、先锋队等组织形式，在“告别斯大林”的同时也“告别列宁”，这也是其形成独特立场的重要原因。
而它快速衰落，根源在于理论本身存在致命缺陷，同时完全脱离社会主义现实与实践的“地平线”，总的来说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点：
第一，理论根基崩塌。后结构主义、极端个体主义的理念，无法解释现实社会的权力运作与阶级矛盾。这一学派忽视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性，片面相信“信息即正义”，但现实中，信息不仅始终被资本、权力把控，而且不会直接转化为进步的立场和意义认同体系，单纯依靠信息传播根本无法实现社会变革。他们秉持人性本善、理性至上的观点，却无视大众会被各类意识形态影响、引导的客观现实，和葛兰西主义者重视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思路完全背道而驰。
第二，对资本主义与互联网的误判。他们没能看清金融资本、平台资本的垄断本质。互联网最终被资本和右翼势力掌控，平台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结构下的所谓“互联网赋能底层”设想彻底落空。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新自由主义的弊端全面暴露，其依附的现实土壤也随之瓦解。
第三，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与种族偏见。该学派将西方信息产业从业者、白领等“非物质劳动者”视作新时代的个性化解放性力量，轻视发展中国家的体力劳动与底层民众，本身就带有西方中心和白人至上的色彩。这种狭隘的视角和形而上学取向，让他们无法理解全球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实践，自然也难以持续发展。
第四，排斥组织化斗争。出于对斯大林模式的片面恐惧和对组织化权力的杯弓蛇影式反映，他们坚决排斥政党、先锋队等组织形式，只推崇碎片化的个体抗争。但历史与现实都证明，零散的个体力量，根本无法对抗强大的资本与国家机器，这也注定了其运动难以为继。
总而言之，自主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披着左翼外衣的极端自由主义思潮，理论脱离实际、视野狭隘，最终被现实的政治经济格局变化所淘汰和边缘化。
何海洋：当代青年人能做些什么?
赵月枝：这次赴加交流，最让我感动的是那群在会前刚刚结束中国之行的加拿大青年学者和他们的那位带队加拿大资深左翼社会学老教授比尔·卡罗尔。这批青年学生中一位青年女学生说，她此行的最大收获之一，不仅是对中国的新知，而且通过这项活动，第一次知道自己的同龄人中还有志同道合者，自己对中国的正确认知并非是孤立的，而且是能找到知音和共鸣者。她不断说这是最让她感到高兴的事情之一。可见，这场中国之行，起到了构建跨地域和跨文化认知共同体的重要作用。
总之，做中外学术交流要主动筛选西方左翼里有反思意识、有田野调研经验、愿意实地走访中国的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只要让他们亲身来到国内看一看，哪怕是一些受托洛茨基主义影响的人也会转变想法，我们自身对外意识形态传播工作也能取得实效。其实，不止是专门研究中国的学者，西方不少进步社会科学家长期都由于学术研究碎片化和狭窄化的原因，将中国排除在自身研究视野之外;同时，在一个中国的影响力无处不在的知识语境下，他们又不免受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负面宣传的潜移默化影响。只要能创造机会让他们实地到访，他们对中国的固有认知就会发生颠覆性改变，这也是我们对外对话最核心的目标人群。当然，从我们自己以前组织的中外学术交流实践中也会发现，有个别西方学者也许受冷战意识形态与中美零和博弈的认知框架影响太深，不仅无法改变自己对中国的认知，而且会对我们彻底关闭真正沟通的窗户。但这也无妨，我们在认识到“交流的无奈”同时，也依然要对有效的交流有耐心，有充分的期待。这也是我在几乎与曾经浸润其中的西方知识界疏离了多年之后，愿意接受邀请，重续与之联系的动力所在。
著有《21世纪资本论》的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曾提出，西方应对当下全球困境、尤其是中国的挑战的出路，是新型社会主义，而建设新型社会主义需要一批“又红又专、知行合一”的社会主义新传播主体，这是我回国教书的初心，也是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与新闻教育改革研究中心正在做的事业。这次加拿大之行也让我更加意识到，在培养国内具有坚定马克思主义立场、深耕新闻传播的人才的同时，还要在西方积极寻找“两类人”，第一类是资历深厚、具备批判性反思意识的西方左翼领军学者;第二类是坚持反帝、反种族主义的进步青年学者。只要做好沟通引导，他们完全能成为在西方阐释中国发展道路、传播中国话语的本土有机知识分子。他们与中国本土的马克思主义者联合起来，就可以共同为世界社会主义实践而热切奋斗，贡献生机勃勃的知识力量。
(受访人赵月枝系清华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与新闻教育改革研究中心主任、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河阳乡村研究院执行院长;访谈人何海洋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河阳乡村研究院研究员。另感谢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生王艺昕、王韵众在本稿整理中提出的宝贵意见。)
供稿|赵月枝 何海洋
图片|赵月枝
校对|赵月枝 何海洋 王艺昕 王韵众
排版|梁峻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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