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一方面是统治阶级的工具与手段，是镇压被压迫阶级的工具，是用于剥削的手段，另一方面国家是有产阶级的组织。但是资产阶级国家不同于前资本主义国家，分工对自由劳动力的要求必然意味着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因此为了让劳动力从其束缚中解放出来，必须瓦解在前资本主义时期发挥着经济与政治功能的地方性集体，使个人服从于一个“民族国家”的想象。这样，在资本主义国家下个人作为公民将直面民族国家，民族国家被建构为唯一合法的政治权威，使所有其他联合形式作为政治实体丧失合法性：一边是教会作为所有经济和社会事务中的仲裁者地位被国家所取代，一边是立法禁止组建“同一行业与职业公民的法人团体”。
很显然，在这里个人或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并非无中介，而是受一定分工形式所框定。就此，本文试图指出这一中介过程本质上仍是生产关系的具体表现，拆解资本主义国家与市民社会分离背后的生产动因，并进一步揭示资本主义国家作为有产阶级统治工具的本质属性。
一、市民社会走向国家的充分性与必要性
分工决定了相互依赖、相互需要的市民社会遵从着自由的个体性原则，这具体表现为劳动所有权，其中个人从前现代共同体进入到市民社会，也就意味着失去了生产资料而必须通过个体的劳动为自己争取生活资料，因此只有通过劳动和交换得来的东西才能被称作个人的财产。但在分工形式下的个人面对的不仅仅是个人的需要，还有他人的需要，因为为了从他人手中交换生活资料需要自身的劳动内容超出其自身需要。我们已经指出，这一过程必然意味着财富的不平等，进而使得大量人口陷入贫困当中，这时就需要超越市民社会的组织去调节资源分配。就此，从市民社会过渡到国家的充分性与必要性因分工的自身矛盾得以显现。
每个人都从事着有限的私人劳动，承担社会分工的某个环节，其中私人利益是目的，而具有普遍性的生产资料则作为手段。而恰恰是由于私人目的以普遍物为中介，使得个人的目的性只能受到普遍方式所规定，换句话说为了满足个人的需要只能结成社会关系。因此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看来，分工不仅仅提高生产力，而在于借助分工个人得以进入普遍化的交往体系中，就此市民社会走向国家的过程来自经济本身所具有的政治属性——我们看到斯密在论证这一过程时强调经济发展的作用，使得分离出一批从事主要或唯一职业的特种市民具有必要性，“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划分，原因似乎是由于社会进步、社会事务因而增加的结果。社会事务日益加多，司法行政变得那么麻烦复杂，于是担当这任务的人，就不能再分心注意到其他方面”(亚当·斯密《国富论》)。黑格尔强调君主立宪制的进步性也体现在这一点，因为君主与官僚的生活资料来自市民社会，它们摆脱了劳作，职业稳定，从而这种分工表现为政治的确定性。
社会契约论则从市民社会的个体性原则中提炼出了人的自然状态，他们看到的是分工所带来的竞争与冲突：人具有欲望并追求欲望的满足，因此人人相互为敌，最后在理性的权衡下放弃自然权利进入国家状态，而国家的作用在个体性原则下也只是保护私人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作为绝对主权的代表，“其职责都取决于人们赋予主权时所要达到的目的，那便是为人民求得安全”(霍布斯《利维坦》)。
就此，我们论证了市民社会走向国家的充分性与必要性。但是很明显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与社会契约论来说，国家作为实体性存在无疑是外在于市民社会的。政治空间只是个人与国家的二元结构，国家是不可分割的、全能的实体，而地方性集体不具有政治性，因为政治权力既非源于家庭，亦非源于各类联合体，而是基于个人的自愿选择、同意与契约，因此任何除国家之外的联合体都被视为是分裂与对稳定的威胁。然而以个体性原则为前提来考虑国家的形成，其中看似具有国家功能的司法与行政也只是市民社会内部的两个环节与调节机制。由此，存在一个中介环节，这个中介环节可能不是中世纪的地方性集体，但它是资产阶级经济权力通向政治权力的必要路径。
二、政治意识与爱国心
对于黑格尔而言，古典政治经济学与社会契约论所强调的国家功能实则是站在个体性原则而不是站在普遍性原则上考虑的，因此只能存在于市民社会内部，分别表现为“警察”(这里的警察不同于通常的看法，认为是某种暴力机关;警察来源于politeia，指城邦公共生活的治理和行动，监管商业以维护商品交换中的诚信，因此具有维护社会稳定与救助贫困的功能，翻译为“福利行政”更为合适)与“同业公会”。警察对于市民社会的调节具有直接性，在于物质救济或提供就业，但在黑格尔看来这与劳动所有权原则相违背，会助长“懒惰”的“贱民精神”。而同业公会与警察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对个体的“教化”：同业公会同样会为个体提供工作，但同样也负责对其的“教育培养，使其获得必要的能力”(黑格尔《法哲学原理》)。我们已经知道，分工创造出了“普遍财富”，独立的个人为了满足私人目的必须相互承认对方的所有权，这一过程也就培养出了个人的社会意识与相应的社会秩序。
分工劳动本身的普遍性为朝向共同体的政治意识提供了土壤，在黑格尔看来连接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中介恰恰就是人的主观性。当人们的知识与意识不具有普遍性时，即使具有伦理性的市民社会处于自我实现的需要从外部给他们一个国家也是外在的强迫而不具有必然性，“例如拿破仑就曾想先验地给予西班牙人一种国家制度，但事情搞得够糟了”。因此这里的关键就变成了如何从个体意识上升到普遍意识。市民社会存在的贫困问题使得市民社会天生“反政治”，因为市民受困于劳作之中。而国家对于市民社会的介入需要现实的中介环节，也就是警察(福利)与同业公会(教化)：通过福利，个体得以摆脱贫困状态，并在对特殊物的关怀中自觉地关心政治;而通过教化，个体在日常生活中习惯地把社会与国家看作实体性的基础和目的，自觉遵守法律与热爱国家。
另一方面，市民社会通向国家的中介环节则是“等级”，个人通过参与到等级，才能进入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他应隶属于某一特定的等级……不属于任何等级的人是一个单纯的私人，他不处于现实的普遍性中”。当然，并不是所有个人都能直接进入政治生活，正如前文所述，只有具有政治意识与爱国心的人才能从事有利于国家普遍性的劳动。但另一方面，国家事务的管理需要脱离直接的物质劳动，因此要么通过有组织的协会、自治团体或同业公会为其提供生活资料以参与到国家中，要么通过薪资成为政府成员和国家官吏，但无论如何，其生活资料都是来自从事直接物质劳动的人手中。
对国家形成的经济动因的揭示就差最后一步，但无论是黑格尔还是斯密最终在这里停下了脚步。很明显，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分离是实际存在的，但资产阶级学者的处理却倾向于将二者的统一体现在国家内部，也就是议会制与科层制。然而，他们无视了议员与官僚们生活资料的来源，这来自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自信——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使得劳动变得不重要。那么，要么指出收入来源不只有劳动，还包括资本与土地(古典政治经济学)，要么指出不只有自然的需要，还有精神的需要与社会的需要(黑格尔)，总之通过引入某种无中介的抽象机制来掩盖活劳动创造价值的事实。
三、国家的市民社会与市民社会的国家
承袭古典政治经济学与黑格尔哲学的看法，马克思与恩格斯同样指出“这个特殊的公共权力之所以需要，是因为自从社会分裂为阶级以后，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已经成为不可能了”(恩格斯《家庭、国家与私有制的起源》)，在这里存在两个要点：一是存在“特殊的公共权力”与“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的矛盾，二是这一矛盾只有在社会分裂为阶级之后才是存在的。
我们已经从黑格尔那里得知，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需要中介机制，而这种中介机制在民主制中体现为政党与官僚。这在从封建社会转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中具有进步性，但资本主义社会倾向于建立“中介的统治”，即政党与官僚从代表人民的工具转变为国家控制人民的手段，最终“实际上官僚机构把自己，即‘国家的市民社会’和同业公会，即‘市民社会的国家’对立起来……在‘官僚机构’成为一项新原则的地方，在国家的普遍利益开始成为‘独立’自为的因而也是‘现实的’利益的地方，官僚机构总是反对同业工会的”(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当然，我们还需要指出为什么政党与官僚会反过来转变为中介的统治。黑格尔接受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商品经济的市场秩序，但他认为这只是绝对精神处于社会历史发展一定阶段的某种异化状态，而国家则是让盲目的市场秩序现实化自觉的普遍伦理。但我们从中能够看出，实际上是市民社会的形式决定了国家这种现实性以什么样的样态呈现出来，因此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当然正如我们在之前的文章所指出的，这里的市民社会不能理解为法权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而是一定的分工形式。
正如上文所述，黑格尔将等级视作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中介。但将封建性的等级直接用作对近代国家的分析取消了等级这一概念的历史规定性：中世纪的等级适配当时落后的分工形式，即相互独立且自治的政治子单位对应分散化的自然经济;而在资本主义社会，等级不再是中世纪等级国家的组成部分，而是市民社会在国家立法中认可其特殊利益的政治代表，实际上服从于经济领域资本对于劳动的剥削。这就是为什么政治解放无法带来经济解放，因为资产阶级可以通过宣称国家在经济领域方面自治，从而通过国家权力或和平或暴力地掩盖生产领域的不平等，并服务于资本的积累。黑格尔曾批判国家是可被随意创制的人造物的观点，在这个意义上他是正确的。但他却认为国家的建立应该与民族精神的发展相适配，也就体现出了黑格尔法哲学的唯心主义本质。
对于黑格尔的批判告诉了我们这样的事实，即市民社会的矛盾无法靠建立政治上较为强势的官僚国家来解决，因为机器大工业的分工本身就是组织性的，官僚国家只是这一分工形式在政治上的延续。那么对于一个“无阶级”的社会的上层建筑，也就对应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在那里全体劳动者占有生产资料，也就没有占有剩余劳动的私有制，随之同样无偿占有剩余劳动的政治代表也将消亡，取而代之的是“公社的承担责任的、随时可以罢免的工作人员”(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其报酬减到“工人工资”的水平，因为实际上它们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劳动者;行政机构也不是资产阶级“圈养”的统治工具，而是“一个实干的而不是议会式的机构”，从而也就真正实现了斯密所说的分工下的一个工作部门。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