轶前按
学生转来国内一些青年同志对王学典先生的批评，涉及到学阀的问题，压制的问题。我自然是很能理解的。我这一辈子基本上就是在被压制中生存的。我的专业是历史学，现在成了我的业余爱好，有时也写一点这方面的文章，但也难免受到压制。下面这篇近二十年前的文章，是批评何兆武先生的，我的学生告诉我，何先生是权威大家，所以不好发表。
同年还写过一篇文章，是批评黄宗英的。王学典先生的学生主持《历史学家茶座》，和我有联系，说希望我给他们写文章。我就把《黄宗英放了个屁》给了他们。当时，黄宗英嘲弄、污蔑毛主席，鲁迅的儿子跟着瞎说，我有气，就写了这篇考证文章。但是王学典先生说我骂人，不能发表。现在，通过王学典先生自己的文章，我才知道，他的学生的文章一律都能发表，我作为他的本硕老师，文章却不能发表，大概是因为我属于他说的，不会写文章，或者因为政治。
所以，我要把两篇都不能发表的文章，公布出来，请大家评判一下，我是不是骂人了，是不是不会写文章。
其实，会不会写文章，能不能发表文章，在我看来，都不是太大的事，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不要做无耻文人，专门替历史的反动摇旗呐喊，那比不会写文章，混职称，混饭吃，更糟糕。这是我衡量学者的主要标准，更是我衡量做人的标准。
近日，读何兆武先生发表在《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4期上的《历史学的反思》一文，产生一些疑问，提出来请何先生指教，也想和同志们讨论。
一，恩格斯的意见对不对?
何先生是从评论十九世纪的实证主义思潮说起的，据说那时“是实证主义思潮弥漫的时期，它几乎笼罩一切学术领域。风气之所及，乃至一切社会科学和人文学术都力图自命为科学，尤其是奉牛顿的经典体系和达尔文的进化论为其圭臬。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把马克思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比作是达尔文发现了生物演化的规律，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我对这段世界史缺乏知识，不知这样描述是否准确，我只是知道，恩格斯的意见，绝不是实证主义思潮笼罩的结果，它被后来的列宁所坚持，也为马克思主义者所接受。直到今天，我觉得这个意见没有错。
何先生说，“人们习焉而不察，竟然忘记了科学也有它自己的有效性范围。”事实不是这样。唯物史观的发现正是人类对自身历史认识的一次划时代的变革。是讲的规律，是讲的科学，但是正是针对人类社会这个有效范围讲的。记得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也讲了人类社会这个事物是会结束的，那时又有谁再谈论唯物史观呢。恩格斯没有错。道理很简单，观察人间的事情，要从物质生产活动讲起，由此出发，去考察人类社会的一切。如果喜欢说人是出发点，那也要考虑必须先从事物质生产，吃上了饭，人活着，然后才谈得上人的一切。而生产总是在一定社会形式下的生产。于是，人的本质不能不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不是像狗、猫一样的只有自然属性的动物，而是有社会属性的动物，所以才是人。何先生没直说恩格斯的意见不对，但我注意到，没说对。
我的想法很浅显，不管怎样反思，唯物史观是个基点，如果把这个基点反思掉，那就是另外一种历史观了。好多年前，我的一位老朋友就把唯物史观反思掉了，也是一种意见、一种思潮，但我不赞成。我坚持，唯物史观是到目前为止的唯一科学的历史观，这是事实，是经过了历史检验的，而且正在检验。世界的发展，社会主义运动的胜利和失败，劳动人民的解放和滑坡，资本主义的改良和进步，不是推翻了唯物史观，而是验证了唯物史观。即使唯物史观被排挤到历史的后面去了，那也是遵循着唯物史观揭示的道理，历史尚不成熟，人们尚且幼稚。我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中生活了二十多年，我看到，伯恩施坦说的是事实，工人宁可拿钱买一跟香肠或一杯啤酒，也不会买一本“共产党宣言”。我在海德堡大学汉学系做了十四年的客座教授，就没遇到一个学生读过“共产党宣言”，也不妨碍他们可以批评马克思。这就是历史，但这仍然是按唯物史观办事的，历史的水平就是这样。所以，在这里，在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的确是历史的选择，但不是谢韬先生讲的那些似是而非的道理。我这里只是想说，唯物史观就是到目前为止的唯一科学的历史观，还没见另外一种更科学的历史观，如果动摇这个基点，接下来，分歧就难免了。
二，事实会不会说话?
何先生说“历史学本来是一门古老的学术，但古老也就难免意味着老化、过时或落伍。”数学恐怕不比历史学年轻，但仍然是科学，仍然能常新。人类对科学的把握，也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既可以是古老的，又肯定是常新的。不能割断。说“于是我们就看到大多数实践的历史学家至今仍然局守着传统的旧家法，不先考虑自己立论的根据，就从史料中径直得出了自己先入为主的结论。这就给他们造成了一种尴尬的局面。他们以为是在让事实说话，但事实只是事实，它本身是不会说话的。说话的乃是掌握着所谓史实的人，即历史学家。”我对这些道理，持怀疑态度。
何先生批评“实践的历史学家的末流就走入了实用主义，即随心所欲地引上几条史料，于是就可以结论说：这就证明了他所预先设定的某种论点。”我能同意，但是，这种毛病，不仅史学有，到处都有，也不仅仅发生在现在，自古亦然，也不只在中国，外国也有得是。攻打伊拉克，这么大的事，造了两条，一是化学武器，一是核武器，来证明“预先设定的某种论点”。这比历史学家的错误可怕多了。
从反思历史学来说，所谓事实不会说话的观点，更须要讨论。历史学到底能不能让事实说话，还是只能是历史学家说话。
这首先涉及到什么是历史。最近因为要修订“历史科学概论”教材，又思索了这个问题。发现自己过去的认识不全面。过去我和许多同志一样，说历史是指已经过去的人类社会的运动发展过程。这不错，但不彻底。我已另撰<什么是历史>，解释这个命题。我的新的结论是，历史是人类社会已往的实践发展过程，历史又是以各种信息资料存留到现在的可知的以往的实践发展过程。
过去的说法的主要缺点是强调了历史具有过往的属性，没有看到还有现存的属性。而没有后一种属性，人类无法认识自己的历史。所谓“史实不会说话”的观点就是没有看到这后一种属性。历史和现实之间，没有一条截然分开的鸿沟，历史认识和现实认识之间也没有一条截然分开的鸿沟。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把历史著述和历史真实截然分开是不对的。如果历史著述，取材审慎，是信史，那是能够反映历史真实的，不然就否定了历史学可以真实反映历史的可能性。
不仅如此，历史著述运用历史资料，并不等于没有实践作基础。虽说不是直接的实践，但只要材料可靠，这材料转弯抹角还是来自直接实践。这是历史著述可能真实反映客观历史的根据。
正是基于此，我觉得，对于历史的认识和对于现实的认识，从认识论的角度考虑，没有本质的不同。正是基于此，历史学家的基础的记述历史过程的工作还是让事实说话，而不是自己说话，至于历史的评价，规律的认识，那是主观对客观的探讨，当然是历史学家自己说话，但也是对事实的真实或歪曲的反映。是否接近真理，还是要让事实说话。
史实真不能说话吗?史实能说话。
实物不用说了。你看明代建筑，故宫在给你说话。历史学家再多废话也不如故宫的存在最有说服力。真的故宫的历史，不是因为是当代人就说了算，还是要让故宫说话。你去研究那灰砖，那飞檐，那力学结构，不管什么，你要想正确，就要让故宫说话。
就是文献资料，也有同样意义，也是活生生的历史。是一部孙子兵法?还是两部?历史学家说了不算，孙膑兵法出土，竹简说了话，做了定论。“开阡陌”是怎么回事，众说纷纭，搞不清楚。上世纪八十年代，四川青川县秦木牍出土，把“开阡陌”写得清清楚楚。但当时知识有限，其中的“广一步，袤八则为畛”，读不对。把“则”字当副词用，争论不休。后来阜阳汉简出土，知道“则”是数量词，是三十步，袤八则，就是240步。这有点像像“九夫为井”，不是九个农夫种一井田的意思一样，夫是数量词，代表一百亩，是九百亩是一井的意思。再后来，张家山汉简出土，重复了青川律文，而改写为“广一步，袤二百四十步为畛”。袤八则，有了铁证。剩下不明白的是“亩两畛”该做何解。我主张480方步一亩。史家爱调整史实合于当代人的思维，恰恰相反，应该调整思维合于历史。竹简上写了。广一步，袤240步，为畛，亩二畛。一畛240步，两畛还不是480步?不是没人提出，但总觉得太大，有点想不通，也未见有亩480方步的文献记载，于是，就把“畛”解释为田埂，也不管语义通否。其实不该着急，尤其别急于改史实。因为史实那样说了，不好改，要改的是认识。一亩两畛不错，每年种一畛，轮着种，叫“作爰田”。“孙膑兵法。吴问”篇里有同样的内容，叫法不同，叫畹田;各家大小不同，有八十步，一百步，一百二十步的区别，但都是一亩两畹，轮着种，正是“作爰田”。两千年来不清楚何谓“作爰田”，送上门来了，又不敢接。问题出在认识论上。这件事，一正，一反，很有启发意义，它足以说明过份强调历史学家作为认识主体可以随意重建历史的危害。要想知道“开阡陌”，本来就是应该听竹简说话，谁“创造”也不算数。这就是历史唯物论，很科学。秦简木牍所写本身就是当时的法律，当时叫现实，今天叫历史。这个历史是真实的。秦简木牍本身也是历史，它告诉我们当时用什么材料写法律，律文怎样、文字怎样，等等，都是当时的真的历史。正因为这些是真的历史，所以，历史学最重要的首先的工作就是让事实说话，而不是自己“创造”。把文字资料、历史资料和客观历史截然分开是不对的。人死了，活动不在了，后人看不到，但当时人的活动的信息和实物并不是完全消失了，也就是说真实的历史还有存在，并可以通过这些存在，去认识过去了的历史。如果把真实的客观的历史，解释成完全和人类留下的文献资料截然隔开的另一极端，那就没有了人们可以认识真实的历史的可能，而任凭历史学家发挥。现在有了录音、录像，历史虽说过去了，但后人，不仅可以看到，甚至还可以听到，这不是真实的历史的信息在现在的存留、在给我们说话吗?9。11事件，碰巧有人录了像，全世界都看到了这段历史。这个历史瞬息间就过去了，但它的信息还在，而且活生生，惊心动魄。要研究，还可重复放。连梁启超强调的历史的一次性，都打了折扣。历史本身是一次的，但依靠影视图像，我们可以反复看、反复听。其实，一切真实的历史的信息，都具有这样的性质，它是客观历史在现在的存留的形式。即使带上了主观印记的资料，也会曲折地反映历史，不能完全否定其价值，只是要分析，不然何谓研究?这就是人们站在现在，可以追述历史的根据。
所以，何先生强调历史学家的“再创造”、“重建”、“重塑”，说“在这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根本无所谓‘还历史以其本来的面貌’”，尽管话没有说死，但是，没有强调历史学还有可以“还历史以其本来面貌”的一面，而且应该是主要的基本的一面。我怀疑这种理论的真理性，我看，何先生好像没把什么是历史搞清楚，看不到“历史的本来面貌”还有真实的信息存在，只看到不存在的一面，而且把这一面绝对化，走向了舶来品历史“重建”论。我们的前辈学者告诫我们，历史学最怕的就是“创造”、“重建”、“重塑”，尤其是拿了某种理论框架去重建，例如那个“超稳定系统”，很唬人，但最终让我们在历史表象背后看到的还是表象。
这还是涉及一个老问题，即历史是不是客观的、真实的，是不是可以被认识的。如果我们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到历史和现实的本质的一致，坚持唯物论，也就是坚持唯物史观，应该不用怀疑历史学可以具有科学性。但是，何先生另有理论。在他看来，“还应该特别注意的是：所谓客观性并不等于真实性。史家追求的是真实性而不是客观性。某些在表面上看来似乎可以归之为「客观性」的东西，并不等于真实性。日常生活中的现成例子：雨后的天空往往出现彩虹。彩虹是人所共见，有目共睹的。然而它并不是客观存在。”这段话，很费解。照前面的意思推理，那彩虹应该是客观的，但不一定是真实的。可是，何先生却说，彩虹不是客观的，既然不是客观的，当然也不是真实的了。这能说明什么呢?从后文何先生把彩虹比作“印象”来看，他可能认为彩虹是客观的，但不是真实的。能不能把历史比作彩虹，是另外一个问题。但说彩虹不是客观的或不是真实的，而是印象，我不明白。我的自然科学知识几乎等于零，很怕讨论我不懂的东西。就说彩虹，怎么不是真实的?不是阳光照射水汽造成的吗?没有水汽，没有阳光，没有不同光谱，能有彩虹吗，难道水汽、阳光不真实吗?我不懂。至于先生所举荆轲刺秦王，布鲁塔斯刺凯撒，有不同评价，那是史家的看法，不等于就一定符合历史史实，是否含有真理性，还待讨论。但却不能否定真实性的存在。荆轲刺秦王这件事有没有是一层，这个故事有没有是又一层，如何评价再是一层，都要分别研究，只有通过研究，才能逐步认识真实性、客观性。人认识不到，不等于不存在。大到宇宙，小到粒子，远到亘古，近到眼前，我们不知道的太多了，可以说无限。我们只能向客观的真实的无限世界不停地探索，不能反过来采取省事的办法，说，世界是不存在的、不真实的，我们原本无须作无意义的事。唯心主义者机智，但不想劳动。
历史还有延续性。历史是作为一个过程而存在的，这一点大家都肯定。但历史的延续性，好像论述不够。历史上的好多东西，不是稍纵即逝的，相反，它能长期延续下来，因此，有些东西，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不仅在历史上存在，也在现实中存在。例如，你在博物馆里看到汉代的农业生产工具，你会发现，直到解放后，我国许多地区的农业生产工具依然如此，如果说有差别，有时是汉代做得更好一点。这就是说，两千年间制造农业生产工具的技术延续到了今天，今天的技术，不过是古代技术的延续。既是现实的，又是历史的，或者说，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历史没有过去，也不是人体和猴体之间的关系。这在农业生产、手工业生产等等历史领域里是常有的。都是事实在说话，很真实，很客观。
人类历史可以分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精神文明的延续性更明显。在文化领域里，世代传承的历史现象更是屡见不鲜。“资治通鉴”怎么只是死的东西?它是司马光写史这一历史现象的活生生的结果。司马光不在了，他写史的过程看不到了，但是他工作的成果在，他的思想，他的成就，从他的“资治通鉴”里可以看得最清楚。就是他的同时代的人，也不是个个都能见过司马光，个个都能看到他的工作过程，当时人要研究司马光的史学成就，主要也是看“资治通鉴”，一千年前看，一千年后看，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因为“资治通鉴”是真的活生生的历史实物。这部书是历史在现实中的存在。它在和我们对话。北魏有位大书家叫僧安，是位虔诚的佛教徒，他说竹帛纸张都不易保存，只有石刻存留久远，就在我们泰沂山区到处写经刻经，泰山的“经石峪”大字就出自他的手笔。僧安出自社会下层，名不见经传，但他真聪明，靠这一手，给我们留下了真实的历史，留下了自己的历史地位，郭老以下，无人不服，我更是五体投地。研究僧安的书法，一千五百年前看，一千五百年后看，区别不大。而且当时人就说他超过了王羲之等前辈，这话也刻在了山石上，也是当时的真实的历史，我们看到了，听到了，知道了。一千五百年后，泰沂山区又从社会下层出了一位僧安的继承者武中奇，我誉他为当代书圣，古今一人。他的书法刻碑在济南，也能长存人间，也能和后人对话，即使当代人不认识，后人会认识。发明了印刷术，就更不得了，它把历史的信息大量保留了下来，今后办法更多、更高明了，历史留下来的信息量更大，担忧的不是看不到历史，恐怕是看不过来历史。只说历史是“已往的”，是不能说话的，准确吗?
历史和现状不同，研究历史和研究现状当然也不同，但是这种不同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例如毛泽东所倡导的调查研究，那是对现状的研究，但是，你去开调查会，找不同的人访问，他们所提供的材料，作为一种自己亲身经历过的感受，既是在说历史，也是在向你说话。你怎么能说他“不会说话”呢?他们所提供的资料，既是现状的，也可以说是历史的。区别在于，越是时间久远，你可能调查的对象就越少，甚至没有，因而得到的信息量少，这恐怕是研究历史和研究现状的主要区别。过往的历史是丰富的，可是没有历史信息留下来，对这些历史的认识也只能是空白的，史家无法“重建”。可以想象，一百万年前的猿人，一天生活也是二十四小时，地上树上，毒蛇猛兽，天寒地冻，忍饥捱饿，艰难的生活也有丰富的活动内容。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几块石器，几多动物遗骸，真实的历史遗存有多少，我们就只能说多少，认识多少。不存在信息，我们无法认识，无法复原。归根到底，还是让事实说话，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
意大利的克罗齐有个说法：一切真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本没有多少深刻的道理，顶多从一个侧面说出了历史著述者及其时代对历史著述的影响。可是一些人心理上总觉得洋人高，动辄称为大师。其实，这句话，说法巧妙，内容陈旧。真实的历史是客观存在的。它不会因哪代人、什么人带着怎样的历史观反映它而发生改变。限于某种私利的局限，当代人面对历史睁眼说假话是常见的。况且，当代人也不是一个完全一致的整体，在现实社会里首先是划分为不同阶级的。站在不同立场上，对“真”的认识不一样，对历史的描述也不一样。足以反驳这类说法的例子太多了，举不胜举。而且，越是重大的历史课题，分岐越尖锐。指出当代人对修史的影响是对的，但这不等于真实的客观历史本身不存在，不等于客观历史会因当代人怎样说就是怎样。正是从这一点出发，何先生说：“我们所知道的历史只可能是经过历史学家转手所重塑的历史，而不可能直接就是所谓历史的本来面貌。所谓历史的意义，只能是读者通过历史学家的再创造所赋予它的那种意义。此外，别无所谓历史的本来面貌。它更其是一件艺术品，每个人各有其自己的创造和理解。”这个说法，否定了真实的客观的历史的存在，否定了真实的客观的历史的本来面貌可以被反映，和克罗齐的说法异曲同工。而且，高抬了历史学家的本领。现实生活中没有这回事，司马迁早已看透，“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史家是不被重视的，一旦重视一点，就惶惶然去作御笔，从来不把劳苦大众装在心里，趋炎附势是至今也没改的老毛病，谈何史家自己的“创造”?我不敢说全体，至少我自己是脸红的。我们都没有司马迁那种令人感动的牺牲精神。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没有历史信息，当代人是无能为力的。历史信息是真实的历史的存在，它能说话，它是历史认识论的唯物论基础。明白这一点，我看很重要。它的意义在哪里呢?在于，如果只说过去了，不存在了，不说话了，那等于说历史不能认识，就会陷入了历史不可知论，就会夸大历史学家的主体创造作用，就会滑向历史主观唯心论，就会在实际上取消了历史科学。
三，历史运动的特点到底是怎样的?
对什么是历史的看法不同，对历史运动的特点的看法也难免会不同。
何先生为了解释历史运动的特点，找出了许多对立的范畴，看似辩证，实则不然，颇多可商量之处。
首先，关于历史的必然和自由的看法，何先生取合力说，不赞成决定说，这是大可商量的。何先生说：“历史的两重性就在于它是必然(客观规律)与自由(主观创造)二者的合力。也可以说，历史所扫描出来的那条曲线，是由必然与自由两项因子相互作用所共同决定的。由于这两项因子是相因的，所以无所谓哪一项在其中起主要的或决定的作用，二者是同样地不可或缺而又相因地在起作用。”何先生反对在历史研究中取消个性，强调个人的创造性，这并不错，可是，又说“历史扫描出来的那条曲线”，“永远是游走于必然和自由之间。它永远是这两项变量的函数。所以不可能认为其中某一个就是决定性的。”如此彻底地否定历史有决定性的一面，实际就是否定了历史有必然性的一面，这是不能为历史事实所证明的。宏观地来说，人类社会从低级到高级，经历了一个个社会形态，其中的规律性、必然性，是显而易见的。无论从生产力的角度，还是从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角度，这种规律性、必然性都是确定无疑的。不能设想，一个原始人手中会有计算机;同样，也不能设想，一个现代人会使用石器。人们都在一个既定的历史舞台上表演，不管怎样尽情尽兴、精彩或拙劣，有一点是肯定的，谁也不能超越这个舞台。当今现代化的大生产力，把历史的统一性表现得更充分，个性、偶然性，更多地服从于共性、必然性。怎么何先生反倒怀疑历史进程的必然性了呢?何先生试图用数学方式去比喻历史运动的方法本身实在就不合适。恩格斯在谈到历史的合力时，说过类似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但那是从不同的历史力量的相互作用的意义上作比喻的。这里说的是历史规律和主观创造的关系，这样表达就不合适了，因为不管从哪个意义上说，也不能把历史最终的活动的结果，归之为“扫描出来的曲线”、“函数”。这种论证方式和何先生强调的人类历史的丰富性是矛盾的，是生搬自然科学的方法，它对历史学来说，没有方法论价值。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区别，不言自明，方法论上的区别，不必多说。
比喻的缺陷，反映了对内容理解的缺陷。人类历史的客观规律是起决定作用的，人的主观创造性，只能服从客观规律，只能在客观规律的范围里起作用。过份夸大人们在必然面前的自由度，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我有点不明白，像何先生这样学贯中西的大学者，身在我们这个没有经过近代民主洗礼的、有过两千多年专制制度的国度里，面对“吃人”二字的“辉煌”历史，怎么能谈人或人们能“自由创造”历史呢?如果说函数，那专制和函数重合，自由是零。我渴望自由，但最怕谈自由，简直是谈自由色变。远得不说，就拿我们写这些文章来说，何先生是否能绝对地进行自由创造我不知道。但在我，是深感受着必然支配的。一是不能自由地说自己想说的话，首先要考虑政治，还有其它;二是说什么，是有一定目的的，不是个人的目的，是想到群体、集团、阶级等等，要考虑“为谁说话”，“对谁有利”。这两个方面，都是时代给予的制约，都是历史必然性的制约，是自己无法超越的。这种历史必然的力量，是创造历史的人无法摆脱的，看历史，每个人都代表着一定的社会力量在活动，而他活动的范围和成就又不能不受时代制约。必然和自由不是并列的，是有主有次的，必然是主，自由是次，必然决定自由，自由服从必然，这真有点像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无视必然会犯错误，对抗必然会受惩罚，经历过五八年大跃进的我们，有足够的沈痛教训。人类越是进步，就能越是争得自由，但这种自由不过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尊重，不是脱离必然的盲动。
何先生提出“人是自然人，但又是自由人。作为自然人，他要受自然界的必然律所支配;进入文明社会，他又受社会律所支配;但作为自由的人，他就以自己的人文成份而在自由地进行创造或抉择。”既然社会律占支配地位，人们又怎么能“以自己的人文成份而在自由地进行创造或抉择”呢?怎么能说，“所谓创造乃是一桩自由的事业，是人为的，而不是自然界的必然。贝多芬的“命运交响乐”，并不是自然界中的必然，而是艺术家的自由的创造。人形成为群体社会，也有如其它群体物种一样地要服从自然界的群体规律。但是作为个人而言，则又有其自觉而主动的自由;这是不同于其它群体种之所在。”怎么能说，“历史学便也具有其两重性，即它也具有必然(科学)与自由(人文)的两重性。”何先生前面承认了社会律，但后面却只承认自然律。必然(科学)，应该不仅是对自然而言的，也是对社会而言的，人文不等于绝对的自由，人文不仅具有自由的一面，而且主要的还有必然的一面。人是自然人，不能脱离自然规律，人是社会人，不能脱离社会规律。动物可以在自然律允许的范围里，自由地活动，也不是一切都必然。人同样是这样。人类有文明史，这部历史，不等于自由史，自由创造史。如果如何先生所说“动物有群体规律”的话，那人类还要多一层社会规律。这才是深刻的“不同于其它群体物种之所在”，而这正是被何先生抹煞了的。贝多芬的“命运交响乐”当然不是自然界中的必然，但是却是社会界中的必然。只说“是艺术家的自由的创造”，这是揭示了事实的一方面，只有一个贝多芬，没有第二个贝多芬，只有一只“命运交响乐”，没有第二只“命运交响乐”，但这只是描述偶然，个性，现象，还没有揭示这一事实背后的必然、共性、社会规律。我想，何先生熟知的丹纳的“艺术哲学”举了足够的例子说明就是艺术也是一种带有社会必然性的历史现象，历史规律也是存在的，虽然他讲的是绘画，道理是同样的。
其实，这也是一个老问题，一个历史观的问题，就是如何理解历史运动的基本原因，是从精神运动层面找?还是从物质运动层面找?
何先生是从精神层面找的。他认为“历史首先是人文史，是人文动机活动的历史，它并不完全服从于外在的自然律的支配。政治、经济、社会，等等，当然也是人文活动，但却不能反过来说人文活动就是政治、经济、社会等活动的总和而已。其间最为重要的因素乃是它背后的人文精神，亦即德国史学家所称之为的Zeitgeist(时代精神)。故而无论旧时代之把历史学等同于政治史，或新时代之把他等同于社会经济史都不免其片面性。”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没有把历史等同于社会经济史，只是引进了社会经济形态这一科学概念，以说明一个时代的经济特征，并视之为这个时代的历史的基础。和何先生的看法唯一的不同在于，唯物史观不是把“时代精神”看成是政治、经济、社会背后的因素，而是把政治、经济、社会看成是时代精神背后的因素，也就是说，不是从时代精神去解释政治、经济、社会，而是从政治、经济、社会解释时代精神。何先生看到了，“历史一方面固然也要服从自然界的必然规律(即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同时它又是人文动机(人的思想、意志和感情)作用的结果。”但何先生一是没有肯定，历史还要服从社会规律(只提了自然规律)，二是没有说明人文动机的地位。他批评“先天论，即认为历史是非如此不可的”，但他没有指出，历史确实有非如此不可的一面。历史可以千变万化，但是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就是“非如此不可”。历史需要什么，才有什么，谁的动机也不能使之跳出如来佛的手心。自由是有的，而且是生动丰富的，不然何以耀眼感人;但人文活动背后那只无形的历史之手，是谁也拗不过的。所以，自由又是有限度的，是离不开必然的。
关于必然和自由这一对范畴，在哲学里已经被讲得很充分了，就其形式而言，回到黑格尔那里也足够了，何必退到折中主义那里去呢?
其次，何先生关于人类思想的共同点和相异点的分析，尤其是说，“人类文明的进步归根结底有赖于人类有共同的、普世的人道标准，这是不分种族、国家、时代、阶级以及种种其它条件的局限的。”这是我最不能同意的。当然，这也是一个老问题，只是又是一个老大难问题，它使我想起了两千年间性善、性恶说的争论，也使我想起了人性、人类之爱的说教。
在我看来，“性善说”看到的是人类的自然属性。就孟子所举的那些例子来看，无非是说，人有着类似动物的本性。“性恶说”超越了这一点，它更强调人的社会属性，就韩非所说的那些例子来说，在私有制社会里，人的处世不能不以私利为转移。性恶说比性善说深刻。但是，性恶说没有解释人的自然属性的存在或异化。我们也不必苛求。
这个道理，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第三节中，有更好的解释。他指出了黑格尔在对人类社会的认识上，比费尔巴哈有更深刻的地方。因为黑格尔看到恶在历史上的伟大作用，承认私利和贪欲曾经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杠杆。这无非是说，在进入私有制社会后，剥削阶级领导了那时的社会生产，体现了那时的社会生产关系，代表了那时历史进步的方向。历史只能在那样的非正义的、非公平的残酷的对抗中前进。正视这一历史事实，当然比用人类之爱否定历史的必然来得深刻。恩格斯指出，在我们不得不生活于其中的、以阶级对立和阶级统治为基础的社会里，同他人交往时表现纯粹人类感情的可能性，今天已经被破坏得差不多了。这讲的是唯物史观的基本道理，也是历史的基本事实。
现在何先生的说法，是比恩格斯的说法往后退。后退没关系，问题是要正确。但是，我看不到有力的根据。
何先生说“人类的思想有其共同之点”，“没有共同之点，就会陷入无序的混乱，就不可能有进步。而没有相异之点，就只会是思想专制定于一尊，从而就没有进步的可能。”这两层意思，我以为都不对。第一，自从人类分裂为阶级对抗的文明社会后，并不是人类思想的共同点，避免了无序的混乱，促成了人类的进步。相反，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思想统治着社会，并以政治手段作保证，才避免了无序的混乱，这才有进步。第二，尽管有相异之点，但这不仅不影响统治阶级把自己的思想定于一尊，而且，正是因为定于一尊，才保证了有序，才保证了进步的可能。所以，在那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真正带有广大人民性的思想上的叛逆，尽管是正义的，也就是说，更多含有人类的崇高人性的东西，或者如何先生所说“共同的、普世的”思想，却是不能被历史选择的。这是真的历史。这历史和何先生的论证相反。
人性真是一个说不尽、道不完的题目。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了这个问题。他讲的是不错的。世上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都是真理。这意思也被鲁迅所承认，当着毕磊被同样是青年的同类装在麻袋里沉入海底时，鲁迅脑海里的进化论、人性论被轰毁了，代之以阶级论，越加深刻，乃至被毛泽东称为“中国的第一圣人”。何先生说“人类文明的进步归根结底有赖于人类有共同的、普世的人道标准”，相对于血与火的文明史来说，这只能是文人的善良愿望。“人道标准”在哪里?烈士陵园有答案。但愿不要像何先生只看到枪毙比车裂的进步。
什么是人性、人道、人类之爱?我的朋友也跟着说：“古今人性是相通的，这是全部历史研究由以进行的前提;历史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了历史学家对人性体验的深度和广度。”遗憾地很，我看不到这种“古今相通的人性”，看不到“共同的、普世的人道标准”。
在我看来，没有永恒不变的人性，人性是历史的，是具体的，如果说抽象，也是相对于一定历史时代人性的抽象。
人性不等于人的自然属性，如果只是谈论人的自然属性，那就把人性降低到了动物性。为什么把人类进入文明前的历史称为野蛮的历史，就是因为有相当大的动物性。那时是没有私有制，但那时的野蛮，也还不能完全和动物划清界线。如果以野蛮人的普遍的人性为标准，那简直是对文明社会伦理道德的全面否定，那只能是历史的倒退。
我们讲的人性，还是一种社会属性。人性的提出，是人类精神文明的进步，是针对反人性、反人道、反人类之爱而言的。孔子的仁者爱人，墨子的兼爱，都是针对当时的社会问题提出的，又都有自己的具体的阶级的标准，克己复礼是仁，这就是标准。但是，一部分思想家的思想，不等于全社会的现实。历史缺少什么，思想家才提出什么，不是思想家提出什么，历史就有什么。所以还要看到事情的另一面。和孔孟思想对立的“征战”，是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不讲仁爱的法家，是那个时代的代表，并取得了胜利。讲那个时代的人性，你不能只讲孔孟，也要讲法家，而且是占统治地位的人性。你能说韩非讲的不是人性的道理吗?不但是，而且很符合那个时代的共同的、普世的、占统治地位的人性论。
在反对中世纪的封建等级专制的斗争中，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人道、人性等等先进的思想。这显然是针对中世纪的不自由、不平等、不博爱而来的。思想家是以全人类的形式提出这种人性论的，这是超越人的自然属性的升华，是非常伟大的，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何先生举的死刑的例子，就是在这一思想影响下实现的一个小例子，那时，如恩格斯所说，对两性的爱情的讴歌，更为动人心弦。但是，在私有制的条件下，彻底的自由、平等、博爱是不可能实现的。整个社会实际，也正是这样，资本的残酷，无真正的自由、平等、博爱可言。历史还要前进，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进一步提出了彻底的自由、平等、博爱观，不仅马恩这样讲，摩尔跟同样发现了这个道理。这种平等观，是以消灭私有制为前提的，是至今也没有实现的。
没有超越时代的、古今不变的、普遍的人性。人性论的提出，是人类的伟大进步和创造，但它的内涵总是以一定的历史条件为转移的。倡导属于历史进步方向的人性，是人类创造自己历史的活动的一部分，它从精神上帮助人类摆脱动物性，像真正的高尚的人过渡，应该给于足够的肯定。但是，如果不给这种理想以科学的说明，而满足于抽象的词语，那就不能真正使之实现，而且有欺人之嫌。在人性异化的条件下，人的某些作为还不如狗性、猫性，说兽性都有高抬之嫌。现下流行的所谓“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首要价值”的说法，就是这种胡涂的思想。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尖锐批判了这种胡涂思想，后来他和恩格斯1879年在给德国党的领导人倍倍尔等的那封著名的政治通信中，更明确批判了“公平、正义、仁爱”等“资产阶级空话”，强调了阶级斗争的历史杠杆作用，这是很值得我们今天重温的。
多年来，总是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人道主义对立起来，好像只要讲阶级、阶级斗争就是不讲人性、人道。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无知和颠倒。马克思主义是最彻底的人道主义。搞社会主义、搞共产主义，正是为了人的彻底解放，不仅是物质上的彻底解放，而且是精神上的彻底解放，使人不再做金钱的奴隶，摆脱所谓异化，使每个人都成为真正自由的人、真正属于自己的人，同时成为整个社会、整个世界的主人。马克思主义弘扬的人性，是超越了已往思想家所提出的更高级更彻底的人性。然而要实现这一切，离不开阶级存在的事实，离不开阶级斗争。从事阶级斗争，无非是面对一个不能不承认的事实，而最终的目的，正是为了消灭阶级的存在。历史的进步是不能靠幻想来实现的，读一下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回顾一下“四一二政变”，血的历史留下的不是人性、人道的美丽动人的篇章。创造历史，只能从历史的可能出发。面对清晰可见的简单的历史事实，只要有一点诚实的科学态度，就应该承认历史还没有发展到应该放弃阶级斗争学说的时候。除非你故意隐瞒类似洪洞县童工的苦难，故意掩盖到处存在的女孩卖身......等等，等等。承认阶级的存在，进行阶级斗争，是最彻底的人道主义，因为这是为解放全人类奋斗。阶级斗争不等于残酷斗争。不错，社会发展水平越低，阶级斗争采取残酷的形式越多。随着社会的进步，阶级斗争的形式也在更换，并不一定会采取残酷的形式，尤其在无产阶级执政的条件下，正确处理这一问题已经有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理论家对这一问题发表意见，要有良心，要有包含劳动人民在内的良心。这是在我看来的最高尚的人性，最伟大的人道主义。从马克思到毛泽东，从保尔。科察金到雷锋，都是这样的人。不能对受剥削、受压迫、受污辱、受损害的劳动者阶级进行欺骗，以为只要靠人性、人道的说词就能改变这个世界。历史不是这样，现实不是这样。
人类文明的进步归根结底有赖于什么，这涉及对历史运动内容的理解，对历史动力的理解。本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已经对此做出了科学的说明，并被自那时以来的历史实际所验证。现在，何先生重新提出了陈旧的命题，给予了陈旧的解说，这不能帮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历史和现实。何先生也许本意是想纠正历史认识的片面性，可是这个思路，却会使我们倒退到头脚倒立地观察历史。如果仅是理论倒也罢了，问题在实践，其实践结果是会有损劳动人民切身利益的。
四，历史学家究竟要怎样“解答”历史?
何先生对于历史、历史运动特点的反思，最后是要落实到对历史学的功能、历史学家的任务的反思上的。这是文章的中心所在。何先生认为，如果“号称是历史学家的人并不是先考虑历史学的性质是什么，就一头径直钻入历史研究，便很可能钻之愈深则失之愈远。一个历史学家是怎样看待历史学的，也就决定了他是怎样研究历史的。”这些话并不错，但关键是，你是怎样回答这个问题的。何先生回答说，“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是人文世界的历史，所以历史学家所追求的不应该仅仅是考订史实，而且还须解答史实背后的人文动机。故而它不能停留在物质史的表层上，还需深入到人文精神的深处。都是由于有了精神活动，人类才有了文明史或文化史或人文生活史。历史学所研究的，乃是从外在的史实考订深入到他们的内心深处，即他们的精神活动以及人文动机。否则的话，所谓历史学究无非是一堆档案的堆积，而谈不到对历史的理解。”照这样认识历史、历史学，不是整好和恩格斯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的意思反过来了吗?不是把唯物史观反思掉了吗?当然何先生同样没有明说。
物质史是表层，还是精神史是表层，是“有了精神活动，人类才有了文明史”，还是有了物质生产活动，人类才有了文明史，这里有根本的分歧。
唯物史观的看法，是反过来的。这套原理，大家都滚瓜烂熟，不必重复。现在的问题倒不在定谁为一尊，而是，何先生的反思到底对不对。
何先生提及“然而要深入探索心灵活动的深处，又谈何容易。”“咫尺之情尚且不能料，更何况是千百年以上的古人的心灵。就这一点而言，历史学家的工作就非常之有似于艺术家或诗人或小说家的工作，他必须灵心善感，能够体会到前人精神的深处并把它表现出来。”以我浮浅的理解，这岂不是让我们，从精神——“灵心善感”去体察前人的精神，把历史学当作艺术创作来对待吗?尽管何先生说，“历史学家所要探索的正是前人的「精神」”，但走这条不唯物的路，能探索到前人的精神吗?我持怀疑的态度。“灵心善感”四个字，帮不了我们多少忙，因为谁也说不清“灵心善感”是什么。精神现象太复杂了，你看，哪一个战争贩子，不是说着娓娓动听的言词而发动战争的。还是接着上面举过的小布什的例子，他(们)是注定要打伊拉克的，但他说得比唱得的确还好听，现在仍然在这样说，你能信吗?你怎么以“灵心善感”去“体会”他“热爱”和平、“热爱”伊拉克人民、“伸张正义”的精神，别说深处了，就是浅处也扑捉不到。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要我们运用唯物史观，去发现隐藏在历史动机背后的真实的动机，这种动机，甚至是当事人自己也不能了解的，这就是历史学家工作的价值所在。这是一个有难度的工作，不一定一次能完成的工作，但是离了唯物史观，倒真可能像何先生说的：“钻之愈深失之愈远”，甚至颠倒。近年对农民起义的评论，灵心善感“体会”得真好，例如黄巢起义，不是已经形同一群杀人犯了吗?义和团不用说，就是毛主席领导的现代农民运动不也是痞子运动了吗?当年发动鸦片战争，英国两院一致在义愤中，通过讨阀“野蛮中华”的议案，一个倡导“自由、民主、博爱”的近代国家，论其精神，肯定是“高尚”的，直到今天，他们的中学历史书有的还在这样“体会”他们的精神。只有那位马克思，面对每一次对中国的侵犯，都站在了中国人一边，虽然他看到的材料是充满偏见的。这就是水平，唯物史观的水平，也是立场，劳动人民的立场、被压迫民族的立场。“灵心善感”何等得不同!每读及此，我这个心灵上埋下了百年痛史的华人，就由衷地感激马克思，就从感情上靠近了他的唯物史观，因为这史观，让人清醒，不以花言巧语骗人。可能这是我爱用感情代替理论的愚钝。但近年面对象山西洪洞县黑砖窑童工的苦难史，我已找不到灵心善感，我只体会到黑心恶毒。
历史学应该怎样说明历史，能否因为精神现象的存在，因为“研究具体的或真实存在的人或人们，才是历史学的任务”，就把历史学和其它的社会科学截然分开，这里也有一些理论上的不同认识。历史学和其它的社会科学当然有区别，没有区别就不是不同的学科了，但是，我看，没有本质的区别。本质都是关于人类社会现象的科学。抽象还是具体说明人类社会现象，这是研究和表达方式的不同，但这种研究和表达的内容都离不开人类社会。历史学是要研究具体的或真实的人或人们，但你能离开整个人类社会的存在状况进行具体研究吗?历史学是不能抽象地描述人或人们，但是，如果你离开了抽象的人或人们的本质，你对人或人们的描述就不会是准确的、深刻的。人，是社会的人，不是孤立的人，所以才不是抽象的人。要谈具体，首先是社会的具体，而不是个人的具体。离了具体的社会，谈不上具体的个人，包括精神现象也是这样。没有看到吗，正是毛泽东思想武装了千百万红军战士、八路军战士、解放军战士，这才有张思德、董存瑞、黄继光等等数不尽的英雄，要说个人的特点，都有，但离开了一个普遍的共同的精神，这些个人也就不会成为英雄的个人。正如毛泽东所说，这些人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为个人，大可不必举炸药包、堵枪眼。个性是无限丰富的，不写个人的特点，全是“高、大、全”，就是艺术创作，也是失败的，更况历史学。但是，面对个人或人们，面对个性，要想反映深刻，描述准确，不是不要抽象，不要一般，不要总的联系——社会联系、阶级联系，正相反，按照唯物史观的道理来说，就是要在这种实际存在的普遍联系中，表达特殊。套一句被抛弃的名言来说就是：在阶级社会中，每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这是科学的写史的方法论。
何先生说，“生活在同样条件之下的人们，在思想上、认识上却会大异其趣。这里在起作用的就不是客观存在的简单反映，而是主观的思想创造。”这个概括并不准确。人们思想上、认识上的区别，归根结底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这种区别的程度，与每个人的不同情况有关系。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个人，也是有区别的。这不仅与每个人的天赋条件不同有关，也与每个人的社会存在的条件的千变万化有关。如果有钱人都和皮尔。盖茨一样，这个世界就另外一个样了，但这是不可能的。这种不同，不是靠了自己的“主观的思想创造”，这只是表现的形式，而原因，还是要到每个人的天资、性格特点、所受教育、家庭状况、亲人朋友、社会阅历、社会地位等等方面去寻找，基本的还是社会地位。个性总是有的，但离了共性无法理解个性;特殊总是有的，但离了普遍何来特殊。不错，“仅有科学并不能充分解说人文动机和人文精神”，可是，离了科学，更不能充分解说人文动机和人文精神。不错，“古人的思想和精神可以光耀千秋，直到今天还会令我们感动不已，而他们当时的客观条件却早已消逝得无影无踪了。”这我是有同感的。但是，离了当时的客观条件，我们无法认识古人的思想和精神，当时的客观条件是消逝得无影无踪了，但当时客观条件留下的信息还在，正是从这些信息里，我们感受当时的客观条件，体会古人思想和精神的伟大。每读太史公书，掩卷而涕，体察那个专制的时代，那位武帝的残暴，心灵简直被撕碎。这强烈的感受，正是从那个时代得到的，不是无影无踪了。读离骚，读红楼，读文天祥诗，读林觉民书......全是从时代感受他们的伟大，离开了时代，感动何来?何先生强调“历史首先是人文史，是人文动机自觉活动的历史”，强调理解历史上的政治、经济、社会，“最为重要的因素乃是它背后的人文精神。”这实际是把所谓“人文精神”、“主观的思想创造”，看作是历史的基础。不是从社会存在解释思想创造，而是从思想创造解释社会存在。说是寻找历史运动背后的根本原因，结果却离开背后，只看到表面。历史的基础，历史的深层，历史的背后，到底应该指什么，这是历史认识论上的一个分水岭。何先生的看法，只会让我们回到五光十色的历史表面，在真假莫辨的“主观思想创造”面前，陷入不可知论的泥潭。从这个根本点上说，何先生的理论是和唯物史观理论有别的。
何先生从他对历史学的对象和历史学的任务的理解出发，不讲历史学应该真实地反映历史实际，使历史学尽量做到进步性和科学性统一，力求写作信史，而是强调“历史人物的人文面貌经过历史学家的重塑，就不可能是其本来的精神面貌的原状了，而只能是历史学家的再创造(或者说重建)。”“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经过历史学家创造性的塑造而成为历史著作，再又经过不同读者的不同感受和解读，于是就成为人们的历史认识。”所以，“别无所谓历史的本来面貌，它更其是一件艺术品，每个人各有其自己的创造和理解。”“就此而言，它就是艺术而不是科学。”“历史学有着更多的思想自由创造的成份，也就是有着更多的艺术创作的成份。在这种意义上，也不妨说每个史家都是一个印象派的画家，他的工作无非是把他对客观世界的印象(例如彩虹)表现出来。”我不敢苟同这些高见，因为它缺乏对历史、历史运动的唯物的科学的理解作根据。这不是写史，这是造史，当然不会是科学，而且也不会是艺术，因为它违背艺术创的规律。现下流行的历史剧，没有一个有真正的艺术价值，就是最好的例证。<红楼梦>伟大，因为它真。恩格斯夸奖巴尔札克的<人间喜剧>伟大，也是说它真，比同时期的历史学家的历史著述还真。不管怎样批判“写真实论”，文学的生命力，就在一个真字，离开了那个时代，你想用那时的语言、思想创作那个时代的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是痴心做梦。文学尚切如此，更不待说史学了。所以，我依然固守旧说，严格的历史学，是科学，不是艺术，不能把“自由创造”，“艺术创作”作为史法来对待。尽管有的普及的历史通俗读物，可以较多地运用文学的笔法，以便加强它的感染力，这自然会加强了史著的史家印记，但其基本史实也是不能创作的。严格的历史真实和生动的历史笔法，不容易统一，而史家水平的高低也就在这里表现了出来，这是一个史家不断追求的目标。
历史学家很难一丝不差地反映历史真实，只能接近，无法如愿，但是，这也不只是历史科学的难点，任何社会科学都会遇到这样的困难，人们的认识要想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实际，只能经过一个反复地漫长的认识过程，这个过程永远也不会完结。对历史、对现实，在这一点上也没有区别，你能说你的认识完全符合现实?不会的。何先生看到的那些障碍，在其它社会科学领域里也存在，只是程度上有不同而已。社会生活是千变万化的，是永恒变动的，而认识总是相对于一定领域、一定条件而言的，有限相对于无限来说，不可能没有局限。没有了这个局限，教条主义就不是错误了，就可以像运用数学、物理或化学公式一样，到处去套就是了，而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不能这样做的。看到人们认识历史能力的局限，是对的，并由此应该提倡艰苦耐心地搜集史料，审慎地提出见解，不断修正错误的认识;不应该由此去夸大史家主观的随意性，让史学走艺术创造之路。
生活之树是常青的，理论是灰色的，历史学也是，而且不独指历史学。
五，这样的反思偶然吗?
尽管何先生强调人们自由创造历史，但我不仅在理论上接受不了，而且在实践上也看不到。就以何先生的这篇具有系统性、整体性的反思来说，我实际看到的正是更多的共性和必然。有证据吗?有。远的不说，就在这一期关于时代精神的“笔谈”中，许多意见几乎是何先生意见的翻版。这当然不存在谁抄谁、谁的发明权的问题。这不过说明了这样的反思是一种社会思潮。用“笔谈”的题目来说，就是一个“时代精神”的问题。时代精神，在我看来，就是一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精神，而通常则是统治阶级的精神。近几十年间，垄断资本在全世界范围里占统治地位，并经过不断的改良、改善，取得了相对的稳定;而作为资本主义对立物的社会主义运动，在经历了巨大的曲折后，暂时走入低潮。不是东风压倒西风，而是西风压倒东风。不管共产主义者愿意承认与否，西风是时代精神。在这样的社会存在的条件下，人们会怎样思考问题是可想而知的，文化人会怎样动作也是可想而知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思潮，而不是相反。我很可以理解何以有何先生这样的反思，也很可以理解许多理论家都在这样说，我不过是深受毛泽东的影响，作不合时宜的反潮流。我重视何先生的意见，并认为与之讨论是有意义的，但我知道我的意见注定占下风，因为这是历史的必然。
我尊重历史，我期待历史，我相信历史。我不怯懦，我相信历史是在对立统一中前进的，未来永远只能属于代表先进方向的力量。
自法兰克服机场送别先生和国纲兄，一转眼十几年过去了。我素来敬重先生，匆匆草成小文，无非是因对思潮分歧持严肃态度而不敢茍且，我想这也是先生主张的。文中有言语唐突处，日后当面向先生赔罪。
2008.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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