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繁衍与传承优势的竞争，是人类一切斗争的底层逻辑。
一、什么是阶级斗争?又是谁发动的?
这需要从资本——作为一种社会生产公权力——谈起。
资本是以各类生产资源为中介，依托生产资料所有权，调度劳动者与资源以组织生产的权力。在生产与商品运动中，它以货币量化人的劳动价值，实现了对人的价值激励，由此掌握了认可、评价乃至裁决人的价值的权力，进而支配社会财富的分配，塑造出以资本逐利为核心的社会秩序。
这种权力必须借助货币来彰显自身：货币数字直观地标示出一个家族占有和支配的社会化生产份额，成为其资本存量的体现。因此，代表资本体量的货币数字只能保持稳定或持续增长，一旦缩减，便意味着资本家社会存续优势地位的动摇——这正是资本家面对资本缩水产生强烈反应的根本原因。
由此可见，资本并不是外在于人的中性工具。它是一套将人的争优本能纳入资本逐利与私有化积累轨道的社会关系。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本质上根植于资本私有化制度下的增值本能，是个体存续优势诉求的物化与量化。在这场斗争中，资本逐利逻辑被争优本能巧妙捕获并嵌入价值争优秩序中，社会关系因此被资本塑造为两群人之间的零和博弈——一方的优势积累以另一方的被剥夺为条件——这是资本逐利的运动，也是最终导致两败俱伤的阶级斗争根源。
对此，资本主义社会的学者早有认识。马克思在1852年3月5日致约瑟夫·魏德迈的信中坦承：“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阶级的存在还是发现这些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叙述过这种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对这些阶级作过经济的剖析。”
因此，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的阶级斗争，首先是由资产阶级发动的。
二、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是资产阶级存续争优行为的物化
有一个寓言说：从前，某个村子里有条恶龙，要求每年献祭少女。村里最勇敢的少年决心为民除害，带着宝剑和盾牌上山，用计谋杀死了恶龙，救出了少女。随后，他坐在恶龙尸体上，看着洞里堆积如山的金银财宝，再也无法舍弃。慢慢地，他感到浑身发烫，竟然长出了鳞片和尾巴。此后，又一个少年以为山上只有恶龙，举剑前来挑战，却不知道龙穴里坐着的，正是上一位屠龙的英雄。
这则寓言揭示了：当掌权者不受更高的序则约束，不被引导向共同福祉时，在这种争优本能不受序则约束的权力结构中，人迟早会被自身的争优本能所反噬，屠龙者终将成为恶龙。这不是人性的必然堕落，而是人类当前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结果。
寓言中的财宝不是普通之物，而是资本逐利的象征。少年一旦占有资本，便完成了从“为民除害”到“以权谋私”的转化。这是资本逻辑的人格化演示。
这则寓言也常被用来暗喻“阶级斗争≈斗官≈斗恶龙”，这套说辞影响甚广，至今仍被用以消解阶级斗争的正当性。你可以说这种隐喻用心歹毒，但它也确实暴露出持此论者认知水平的低下——他们将特定制度结构下的异化现象，当成了不可更改的人性宿命，由此推导出一个无法破解的悖论。而真正的出路，不是放弃斗争，而是改变制度结构本身。
三、阶级斗争可悬置，而不可取消
阶级斗争作为手段的必要性，源于列宁的深刻观察：“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资本主义过去是从小生产中产生的，现在也还在不断地从小生产中产生出来。”(《列宁选集》第二卷)
为什么会如此?
因为小生产建立在个体争优本能的底层逻辑之上，而只要劳动成果可以转化为私有资本并用于支配他人劳动，资本就会不断再生。这便是资本的内生性——它不是某个阶级的阴谋，而是争优本能在特定制度条件下自然生长的结果。只要制度许可，资本就会像野草一样从每一寸社会土壤中萌发。
基于这一认识，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强调：“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恰是为了防止修正主义。
但列宁并没有完全讲透。资本的内生性，即私有制，根植于人们争优本能本身——追求生存、繁衍与传承优势的底层逻辑。因此，取消阶级斗争不等于消灭了阶级再生的土壤，反而可能让资本在不受约束的条件下加速积累。
权力既要是为人民服务的工具，又可能异化为恶龙——这是资产阶级的悖论。这个悖论当然只能通过阶级斗争这种手段来预防，而阶级斗争绝非目的。社会主义的目的应当是：改变制度结构，将争优本能导入向序向善的轨道。这就是“为人民服务”早已点明的主语。
但因争优本能随时可能捕捉不同形式的公权，并与之结合形成维持个体存续优势的权力壁垒。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阶级斗争作为手段被悬置而不是被取消，而是被内化为制度自我调适的机制，以防止争优本能突破序则的约束。
四、超越阶级私利的社会主义
纵观人类社会的演进，各阶段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回应同一个根本问题——如何安放人之私性。
如果说原始社会是“建极立序”——通过对个人之私的建设而构建了人类文明的根基，即个人通过对社会集体的贡献而获得更多的社会剩余财富与社会地位，由此获得相应的生存、繁衍与传承的相对优势。这种文明的本质是流竞秩序，最终在尧舜禹时达到了极限。
价值贡献与掌权能力并不相同，因此争权的混乱，使夏商周成为“建极立序”这种传统的顶点，超越禅让制形成了世袭化的阶级秩序。
秦制又是对世袭阶级社会的第一次超越，它以郡县制开创了以功德为导向的价值激励机制。资本主义社会又将人之私推向了极致，建立了货币化的价值争优机制，调动全体成员参与到这套逐利体系之中。
社会主义，则是对此前全部社会形态的再超越。这种超越并非否定人的基本诉求，而是在承认争优本能的基础上，激发人向序向善的本能，建立“争优”与“序则”之间动态辩证调适的社会结构。社会主义说到底，是要超越资产阶级私利的价值激励，回归人的社会。
这里的关键在于理解“动态辩证调适”的含义。它既不是以序则压制争优——那会使社会陷入僵滞，重蹈计划体制下活力枯竭的覆辙;也不是放任争优瓦解序则——那将导致资本主义式的两极分化与人的物化。它是让争优成为序则的动力来源，同时让序则为争优提供方向指引，二者在相互塑造中实现共同演进。
具体而言：个体追求生存、繁衍与传承优势的能动性，被引导到为社会共同福祉贡献的轨道上——贡献越大，社会认可越高，个体自我价值的实现程度也越高。这样一来，个体争优的成果不再凝结为排斥他人的私有资本垄断，而是转化为社会福祉的增量;反过来，不断优化的序则又为更多人提供了公平争优的条件。这就是“个体争优”与“集体序则”之间的正向循环。屠龙故事中的悖论，正是在这里被打破——当财宝不再是私人占有的对象，而是社会共有的序则基础时，少年便不再会长出鳞片和尾巴。
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并非简单地“限制私利”，而是改变了私利的实现方式——从通过占有资本剥削他人，转变为通过服务社会成就自己。资本在这一框架中继续发挥作用，但已不再是支配劳动的主人，而是服务于劳动的客体工具。
在社会主义阶段，“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分配原则，使劳动既作为衡量贡献的尺度，又成为争优的激励手段。此时，资本依然发挥着它的作用，但已被纳入服务于社会共同福祉的框架之中。这一安排既超越了资本主义以私人占有资本为核心的剥削性分配，也区别于生产力高度发达后才能实现的“按需分配”。它在现有条件下最大限度地保障公平——让每个人凭借自身的劳动与创造参与社会分配，由此形成以社会共同福祉贡献为导向、动态调适“个体争优”与“集体序则”的社会自我辩证调节机制。这种设想，既能令社会秩序更趋稳定，又能使社会充满创造的活力。
这与孔子在《礼运大同篇》中描绘的理想一脉相承：“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综上，社会主义是以科学的制度设计与历史实践，将“天下为公”从空想逐步变为现实。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