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奥-葛兰西Gramsci，Antonio （1891～1937）
1891年1月23日，葛兰西生于意大利撒丁岛一个贫寒的小职员家庭，靠勤工和奖学金读完都灵大学。大学期间，1913年他加入意大利社会党。毕业后担任都灵社会周报《人民呼声报》主编。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葛兰西响应列宁“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发动都灵工人举行反战武装起义，在工人中赢得威望，被选为社会党都灵支部书记。
大战结束后，意大利革命运动空前高涨，工人和农民决心要走“俄国人道路”。1921年1月21日意大利共产党成立。葛兰西是党的创始人之一。1922年5月，葛兰西作为意共代表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书记。
1922年10月，以墨索里尼为首的法西斯分子在意大利夺取了国家政权。葛兰西受共产国际委派回国领导意共开展反法西斯斗争。1926年11月不幸被捕。在监狱中，虽遭百般折磨，他仍以坚强的意志研究革命理论，写下32本《狱中札记》，这是意大利现代思想史上的重要著作。
1937年4月27日，葛兰西这位坚强的战士在法西斯狱中与世长辞。
对于近些天中文互联网上关于“葛兰西”所引起的一场“大战”（利用开盒人肉等一系列不法行为），我们并不想去评价谁对谁错（在双方都采用恶劣行径的前提下。去争论谁错的少一点或多一点是毫无意义的），但我们需要为葛兰西这位伟大的列宁主义战士、意大利共产党参创者，坚定的反法西斯斗士与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给予一个妥当的“历史评价”。
葛兰西立足于西欧的具体历史条件发展列宁主义革命学说，重点剖析了意识形态霸权与市民社会统治机制，提出阵地战长期斗争方略（同时葛兰西也从未否定过“运动战”，两者并非对立取舍关系，而是依据具体社会结构判定其主次地位及使用顺序）；尽管阿尔都塞曾对其绝对历史主义、绝对经验主义倾向作出理论批判（阿尔都塞《怎么办》），但不可否认的是，葛兰西关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隐性统治、文化领导权争夺的核心观点，深刻启发并影响了后世对再生产理论的思考，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进程中的重要理论家。
由于时间问题我们缺少时间对葛兰西思想做出系统的评价，为此我们要向读者表示抱歉，请读者允许我们引用阿尔都塞的文章为葛兰西思想做出评价。
这是路易·阿尔都塞在1967年12月11日致卢恰诺·格鲁皮转《再生》杂志领导的信：
亲爱的同志：
我带着极大的兴趣，读了您在《再生》杂志上为我最近发表于《季度》杂志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历史主义》一文所作的评论。
我充分感受到您的批评的细腻之处。您的批评哪怕在最明确的保留意见里，也总是注意到我努力要“说”的东西，哪怕有时候我还没能真正把它说出来。
您是对的：我对葛兰西的某些主题与科莱蒂（Colletti）的某些论点作了粗暴的比较，没有提供必要的历史和理论依据。
我理解您在对葛兰西某些“理论”的提法的解释方面所抱的顾虑：我们不能撇开葛兰西“具体的”思想来对这些提法加以评判。但是您会同意我的看法：提醒我们注意一位作者“具体的思想”的存在，并不足以自动消除他的“理论”的那些“抽象的”提法中可能包含的含糊不清（équivoque）。一位像葛兰西这样成熟、负责和有觉悟的作者，在他抽象的理论和具体的思想之间，肯定存在一种灵感上的深刻统一性。如果他“抽象的”“理论的”提法当中的这个或那个表现出某种含糊不清，那么全部问题就在于弄明白：他的“具体的思想”是（“具体地”）记录和认可了这种含糊不清，还是——与之相反——（“具体地”）改正和消除了它？“具体的思想”的存在并不一定证明“抽象的”提法中的含糊不清得到了改正。对这种含糊不清的改正，应当在“具体的思想”中被表明，为的是对这种“具体的思想”的求助不仅仅停留在一种道德保证上。
然而，我应当承认，关于葛兰西的“思想”，我能读到的最好的研究，也没有真正消除我将要谈到的“理论的”含糊不清。
以下就是非常明确的、位置非常确定的一点，我认为能够在这里搞清楚这种“理论的”含糊不清。
同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上的整个实证主义潮流相反——在这方面，葛兰西的功劳是巨大的，因为他具有同占统治地位的意见作斗争的清醒和勇气——葛兰西清楚地看到并思考了构成一切哲学的两种规定性之一：哲学与政治保持的关系。
但他没有真正看到另一种规定性，并把它单独拎出来加以思考：哲学与诸科学保持的关系。
从理论上讲，这是葛兰西的弱点。意大利好几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已经明确指出了这种弱点。葛兰西在一些文本中——而且是仓促、肤浅的文本中——捍卫了一种明显不充分的甚至是错误的关于诸科学的观念。他满足于重复克罗齐极端含糊不清的、可疑的提法；关于诸科学的“工具主义”理论和关于诸科学的“上层建筑主义”理论。
就这些提法可以指明的客观的东西而言，它们仅限于指明：
（一）首先，一门科学在某种确定的实践中所占据的位置——它只是这种实践的诸多要素之一——以及它在这种实践中发挥的功能（例如，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实践的要素之一，它在那里扮演了“方法”的工具和“行动”的“指南”的角色）。
（二）其次，诸科学在一定社会形态中相对于这种社会形态的各“层级”（下层建筑、法律-政治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所占据的位置（如此说来，诸科学“在上层建筑方面”占据了一个位置）。
但是这些通过各种地形学给科学指明位置的提法，并没有考虑到诸科学本身的与众不同，即客观认识的生产。
这导致一个非常重要的后果。
由于葛兰西没有思考哲学与诸科学的特定关系，所以他总是倾向于将“哲学”简化为“世界观”，将它们完全等量齐观，认为它们只有单纯形式上的差异。
因为在葛兰西看来，将（“哲学家的”）哲学与（所有人的）世界观——正因为每个人都有一种世界观，葛兰西才说“人人都是哲学家”——区别开来的，只是他所说的更强的“一致性（cohérence）”。很明显，这种差异仅仅停留在形式上，因为葛兰西仅仅把它定性为“一致性”程度上的差异，既没有解释这种“一致性”的理由，也没有解释这种程度差异的理由。葛兰西的确还谈到了哲学（哲学家的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的“体系”特性和“理性的”特性，但这些术语并没有解释任何特定的东西，只不过是以其他形式重复“一致性”那种已经得到肯定的特性。
然而，一致性（体系性，甚至合理性）并不是哲学特定的、区分性的标准。各种世界观也有完全一致的、体系的甚至“理性的”陈述——比如神学中的宗教世界观的理论陈述——但我们不能把它与哲学相混淆。
实际上，为了解释清楚葛兰西在求助于哲学的“一致性”时试图指明的为哲学所固有的东西，就必须引入哲学与诸科学保持的特定关系。正是这种关系为哲学赋予了葛兰西所描述的特性（一致性、体系性、合理性）。但这样一来，这些特性就不再停留在形式上，因为它们获得了明确的内容，这个内容不是由“合理性”一般所定义，而是由那种占统治地位的“合理性”的特定形式所定义，这种形式在一定时期内存在于哲学与之保持特定关系的诸科学中。同时代的“各种世界观”要么与这些科学（与它们的“合理性”）毫无关系，要么与它们保持一种跟哲学的关系截然不同的“关系”。
如果这个图式化的说明（schématique）是不错的话，那么它也就显示出各种哲学确实与现存的“各种世界观”保持着一定的关系。这种关系最终是哲学与政治的一种有机的关系（因为在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中，只有相互对立的各种世界观；而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只是严格意义上的阶级斗争即政治的一个环节）。但各种哲学不单是由它与政治的这种关系所定义（否则它们将只是单纯的——即便是“政治的”——各种世界观）。它们作为各种哲学（而这是它们与各种世界观之间特定的差异），还由它们同时与诸科学——更准确地说，是与当时在诸科学中存在的占统治地位的“合理性”的形式——保持的特殊关系所定义。
这种双重关系的卷入构成一种独创的结合，这种结合恰如其分地使各种哲学作为各种哲学而存在，既区别于各种世界观，又区别于诸科学。因此我们明白了，各种哲学自身负载着各种世界观，或者更确切地说，它们“被”各种世界观“负载”。由此，恩格斯和列宁关于哲学史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种倾向斗争的理论便获得了有效性——这种斗争是相互对立的各种世界观之间的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同时我们也明白了，各种哲学是与非哲学的各种世界观不同的东西。因为与单纯的各种世界观不同，它们还与诸科学保持着特定的关系。
在这些条件下，我们会承认，葛兰西——由于缺乏正确的关于诸科学的观念——无法给哲学下一个完整而正确的定义。他确实看到哲学与政治之间的根本关系。但他确实没有看出哲学与诸科学之间的特定关系。这导致他的“理论的”哲学观中存在某种含糊不清。就我所知，这种“理论的”含糊不清并没有被葛兰西的“具体的思想”所改正。
如果确实愿意关注这种含糊不清，我们就不难明白，它会在葛兰西那里造成一种明显的倾向，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科学（“历史唯物主义”是它的“一般理论”）相混淆。这种混淆在葛兰西那里通过两种方式得到认可：（一）废除辩证唯物主义这个经典术语（他批评其中蒙回的实证主义声音，而没有看出这个称呼所指的实际内容，即哲学与诸科学之间的关系）；（二）在“实践哲学”这个单一的表达底下，把历史科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融合在一起。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面对的可能并不是一个术语上的简单改动，可以不造成理论上的和实践的后果。
不用说，在我坚持强调诸科学的做法中，应当有某种与“法国文化传统”及其“天启论”有关的东西，这点我当然同意。但我不认为我们可以用一种简单的历史主义类型的解释，即“知识社会学”，严肃地解决一个客观问题，即关于诸科学、关于哲学与诸科学关系的正确理论的问题。我们也不能再用一种只不过引入了“意大利传统”的社会学主义的解释，来解决葛兰西的那些相应论点的问题。我们现在同各自固有的“民族传统”有足够的距离，我们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被充分告知要预防社会学主义的相对主义——它只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历史方面的直接产物——从而拒绝这种简单的“比较学（comparatiste）”观点，因为当这种观点声称要解释清楚一个命题的理论内容时，它是作为一种彻头彻尾的意识形态发挥功能的。我敢说，这种“社会学主义”是一个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庸俗的“历史主义”观念能够造成一些危害的绝好例子。
我说“庸俗的”，是因为我想到，就算葛兰西的“历史主义”观念在客观上含糊不清，也远非“庸俗的”。但是，“历史主义”（哪怕为了避免相对主义而宣称它是“绝对的”）概念（notion）所包含的——葛兰西采取各种预防措施也无济于事——这种客观上的含糊不清，带来了一些理论上和实践上有害的后果，而无论环境怎么千变万化，我们每天都能获得这些后果的经验。正是这种经验迫使我们提出关于“历史主义”概念使用的“工具性”和——在这个纯粹实用主义的问题之外——关于它的理论有效性的凭证问题。
尽管葛兰西的“历史主义”有着可疑的表达方式和理论上不可避免的含糊不清，我们也尤其应当“拯救”和保护其中包含的本真的东西。在葛兰西那里，“历史主义”所指明的本真的东西，主要是对哲学的政治性质的肯定，是关于各种社会形态（以及构成它们的各种生产方式）的历史特性的论点，是关于革命的可能性的相应论点，是对“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要求。为什么不用被一个悠久的传统用惯的、属于它们自己的名字来指明这些现实呢？
反过来，如果我们想“拯救”葛兰西的“历史主义”当中包含的本真的东西，我们就应当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它（因为单单这个字眼的使用，就会不断诱使我们这么做）受到关于认识的各种（资产阶级）相对主义意识形态的牵连。这些意识形态认为，只要把客观的理论内容（真的科学认识或正确的哲学论点）简化为它的“历史”条件，就等于把它解释清楚了。
这些理论的（即科学的和哲学的——在这些术语的严格意义上）内容的历史当然是一种历史。但是：
（一）这种历史不应当仅仅被构想为记录在编年史中的经验生成：它应当在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理论概念（concepts）中得到思考。
（二）这是一种特殊的历史，虽然它也被写在各种社会形态的历史中，并在这个历史（它通常被人们简称为历史）上被讲述，但它不能完全简化为各种社会形态的历史——即便后者在一切经验主义之外、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概念中被构想。
但是这些完全根本性的区分，会让我们再次回到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尤其是回到葛兰西。我们可以怀疑，同样是在这一点上，我的意思是在构想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就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差异而言）的性质的方式上，葛兰西在涉及哲学与诸科学关系方面的错误（首先是他对哲学与诸科学保持的关系的沉默），可能并非没有理论的和实践的后果。
我希望有一天有机会更详细地谈论这些事情。但是，如果我们非常熟悉葛兰西——不仅熟悉他“抽象的理论”，而且熟悉他“具体的思想”——的意大利同志，能从自己方面参与这种反思——其重要性逃不过他们的眼睛——我会很高兴。
致以兄弟般的问候。
路易·阿尔都塞
又，如果您认为这封匆匆写就的信——尽管带有非常简略的、图式化的特性——可以在《再生》杂志发表，我会很高兴。我可以委托您代我并以我的名义向杂志领导转达这些话吗？这本杂志曾经非常友好地向我开放过它的专栏。
（吴子枫 译）
在此感谢吴子枫教授对本文的翻译，同时感谢各位读者对微信公众号“前进与团结”的支持。
附件：
021 特别篇：葛兰西的狱中十年
作者：解瑞琮
来源：火种社科社|微信公众号
题记：就某些节奏而作
历史从不公平地分配时间。它常常在漫长的平庸中沉沉睡去，却在某一秒钟，以雷霆万钧之力砸向一个无辜者的头颅——这个道理常常应验在许多杰出人物的头上。
1926年11月8日，罗马。天空低沉，如同某种不祥的预兆压在永恒之城的穹顶之上。安东尼奥·葛兰西离开家门，像无数个寻常日子一样走向议会。他曾无数次以国会议员的身份走上这条路为工人阶级呐喊，以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的身份在法西斯日益收紧的绞索中寻找革命的缝隙。然而今天命运的黑影早已潜伏在街角——反动的墨索里尼政府的警察拦住了他，手铐冰冷的金属咬住了他的手腕。那个身高不足一米六、脊背弯曲如弓的撒丁岛人平静地看着这一切。他知道，法西斯的逻辑再简单不过：既然无法让这颗头脑屈服，那就让它在黑暗中腐烂二十年。
就在几天前，他还在里昂的党代会上以四小时的发言击败了前任总书记博尔迪加，《里昂提纲》确立了意共的新路线。如今，议会豁免权这道最后的屏障，在法西斯“非常法”面前如同一张薄纸。他本可以离开，本可以到国外避难。但他拒绝了。他选择“重回罗马”。
墨索里尼在决定监禁葛兰西时，说出了那句臭名昭著的话：“必须使这颗头脑停止运作二十年。”检察官在法庭上反复重复着这句话，仿佛它是一道不可违抗的神谕。然而，法西斯主义者错了！手铐可以锁住一个政治家的身体，却锁不住一个思想家的灵魂，监狱可以摧毁一个革命者的健康，但只能提炼一个革命者的精神。这一刻，葛兰西的政治生命在资产阶级的议会里死亡了，但葛兰西的思想生命却在手铐的撞击声中刚刚开始它地火奔涌般最绚丽的孕育。
葛兰西被捕时，妻子朱莉娅已经带着长子德里奥返回了莫斯科。他的次子朱利亚诺在朱莉娅到达俄国后不久降生——这个孩子从未见过他的父亲。
起初，葛兰西被解往乌斯蒂卡岛——一个八平方公里的小岛，这里的一千六百名居民中有五六百人是被强迫定居的普通罪犯。在这里，他与另外五人同住一室，其中包括他在党内斗争中最顽强的对手、前任总书记阿马德奥·博尔迪加。尽管他们曾在政治舞台上激烈交锋，对过去的争论记忆犹新，但在铁窗之内，一种超越派系的谅解在他们之间生长。葛兰西以那种特有的、近乎冷静的适应精神接受了自己的日常琐事——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参加了集体食堂，今天轮到我当服务员和帮厨。我还不知道在做跑堂之前，我是应该先削土豆，准备扁豆汤，还是先择生菜。我以非常好奇的心情等待初次上场。”
这个相对轻松的局面没有维持多久。从乌斯蒂卡转移到米兰后，他与意共其他领导人一起被带到了法西斯新设立的“保卫国家特别法庭”前。
1928年6月，审判开始了。法庭上，公诉人重复着墨索里尼的那句臭名昭著的话——“必须使这颗头脑停止运作二十年”。葛兰西听着，他没有争辩或乞求，他始终保持着一种几乎令人不安的平静。他在后来给妻妹塔齐娅娜的信中写道：“你大概认为我是一个坚持要求有权受苦受难以身殉职的人……认为我好像是一位向天堂和地府诉说印度人民苦难的新甘地，是在大庭广众之中吞吃污秽，甘当复仇之神的祭品的新的耶利米。”
不，他不是殉道者，他厌恶任何无谓的牺牲。他在同一封信中解释道：“只要根据法律和规章有权要求避免的，我决不受任何无益的痛苦。”他之所以不乞求恩赦，是因为“要想做到这一点，我必须得到恩赐，而要取得恩赐，自然必须提出申请，说明自己改变了观点，承认了错误等等……我丝毫不想对任何人屈膝求荣，也丝毫不想改变我的操行。”
最终，他被判处二十年四个月零五天的监禁。
宣判的那一刻，葛兰西也许想出他即将在《狱中札记》中写下的一句话——虽然这句话要到更多年后才会被发现：“人格具有双重性：一部分旁观过程，另一部分承受过程。”此时此刻，承受着判决的那个葛兰西在言语上沉默，但旁观的那个葛兰西一定已经在脑海中思考：既然命运给了我二十年的黑暗，那就让我用这二十年来照亮未来。
如果说政治上的打击是葛兰西入狱时已经预料到的，那么身体上的毁灭则是他无法完全预见的——那是一个缓慢的、精确的、由法西斯监狱的潮湿、寒冷和漠视所执行的死刑。
葛兰西自幼便带着一副被命运诅咒的身体。他幼年罹患波特氏病(脊柱结核) ，造成永久性脊柱严重弯曲、胸廓畸形。胸廓挤压腹腔内脏，肠胃空间长期受压迫，消化器官先天发育受限。入狱前，他的体重仅约55公斤。这个数字对于一个成年男性而言，已经是警戒线以下的脆弱。然而，资本主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暴力从不会怜悯脆弱者。在被判刑后不久，葛兰西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他被送往意大利南部巴里附近的图里(Turi)监狱——一所名义上为病囚特设的监狱，医疗设备却差到了极点。在那里，他将度过漫长的五年。
关于葛兰西狱中的饮食，后世曾有种种曲解。有人以他1928年9月24日致塔齐娅娜的信中提到的食物——黄油、鸡蛋、牛奶、葡萄——来指责他“生活奢侈”。这是对历史最粗暴、最断章取义的误读，是对革命者安东尼奥·葛兰西最不公平的否决————即便在逝世近90年后，安东尼奥·葛兰西还在承担着这样一种来自于集体漠视的不公平的暴力！
葛兰西自幼肠胃孱弱，入狱后环境潮湿、精神压抑，在监狱初期就患上了慢性溃疡性肠胃炎和胃功能衰竭。监狱医生不允许他吃硬性饮食——肉类、番茄等等——而鸡蛋、黄油这类少量油脂便是他仅能消化的食物。他曾在信中写道：“即便吃这些清淡食物，依旧很难消化，进食伴随痛苦。” 他在另一封信中详细记录了自己的食谱：“我吃很多葡萄，面包吃得很少，大约120克一天；晚上一部分(葡萄)配牛奶，一部分配黄油。”——请注意，这些食品并非监狱“提供”的，而是他、他的家人与共产国际的同志们自费购买的。医院可以提供面包、意面、牛奶与鸡蛋，但糖类、黄油与葡萄则是自费购买。
从经济学角度审视他的日常开支：面包约0.49-0.61里拉，黄油约1.0-1.2里拉，牛奶700ml约0.56-0.84里拉，鸡蛋两个约0.4-0.8里拉，糖约0.33里拉，葡萄1kg约0.5-1.0里拉——每日合计约3.3-4.8里拉，按照当时的购买力，折合成现在的人民币不过二十余元。这哪里是“奢侈”？这是一个垂死的病人为了维持最基本的生存而支付的代价。
然而，即便是这样微薄的营养摄入，他的身体仍在不可逆转地走向崩溃。
1933年，病入膏肓的他被获准转移到罗马和那不勒斯之间的弗米亚(Formia)一家私人诊所。但为时已晚。同年8月26日，弗鲁戈尼教授对他进行了全面检查，诊断结果令人绝望：他患有波特氏病、肺结核、严重高血压、心绞痛、关节痛。
他遭受着失眠的折磨，有时感到“好象悬在空中一样，身体失去了平衡，就象患有头晕病或喝醉了酒一样”。他的牙齿脱落，患有严重的消化不良，同时患有肺病、动脉硬化和波特氏病。脊椎骨逐步受到破坏，伴随着骨质增生。
1933年1月2日，他在信中写下了这样几行话：“过去的一年对我来说并不充满令人高兴的回忆，而是我入狱后过得最糟的一年。新的一年也没有令人神往的前景……我已经疲惫不堪，但与此同时，抑郁和忧愁却又在增加。现有力量与要作出的努力之间的关系更加恶化。然而，我并没有意志消沉。”
这段话中隐藏着一个惊人的事实：他的判断力和意志在身体崩溃的同时，反而达到了最大的紧张程度——“好像脱离了他那处在毁灭之中的身体，存在于身体之外，不受身体痛苦的任何制约”。他在另一封信中写道：“我度过了许多恶劣的时刻，我多次感到了身体的虚弱，但我从来没有因为身体的虚弱而退让。”
这是一种怎样的分裂？身体在腐烂，意志在燃烧。他在一本札记中深刻地剖析了这种状态：“有人说：‘他既然坚持了五年，为什么不能坚持六年？’……但是，第五年的这个人事实上已不再是第四年、第三年、第二年、第一年的那个人，这是个新人，完全崭新的人。这些年来，他已经耗尽了第一年那个人的精神上的自我约束力和抵抗力。”
他用一个令人不安的比喻来说明这种“转化”：“你可以设想这样一次沉船事件：有一伙人逃到一只救生艇上准备逃命……由于缺少食物，几天后他们就会以不同的眼光对待吃人肉的想法……但是，难道说他们还真的是同一个人吗？在这两个时刻之间——当这种抉择纯属理论假设时和当这种抉择成为当前急需时——发生了‘细胞’转化的过程……”
葛兰西的悲剧与伟大就在于：他感到自己身上发生了类似的变化，但他在以清醒的认知感知这一切的同时，超越了这一切。那个在1926年走进监狱的人与1933年在病床上挣扎的人，按照他的说法说，已经不是同一个人了。而真正令人震撼的是——那个“旁观”的自我始终清醒地记录着这一切。
肉体与社会连接是法西斯监狱试图摧毁的目标，而思想则是葛兰西用以反击的唯一可用武器。而这场反击，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几乎不可逾越的障碍。
1929年起，葛兰西获准在狱中写作。但这绝非什么法西斯暴权的恩赐，而是一场与审查制度、资源匮乏和身体崩溃同时进行的奔向地狱的赛跑。监狱当局对写作内容实行严密的检查，葛兰西不得不避免使用一般通用的马克思主义术语，而用特定名词来代替它们——比如用“实践哲学”替代“历史唯物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在法西斯看守的眼皮底下，他必须让这些札记看起来毫无政治目的(然而可笑的是，这些名词却被很多后人当成了安东尼奥·葛兰西“修正”马克思主义的直接证据)。
他之所以能够获得书籍和杂志，应主要归功于他的朋友皮埃罗·斯拉法(Piero Sraffa) ——一位定居于英国剑桥大学的杰出经济学家。斯拉法为葛兰西在米兰的一家书店里开设了一个账目，源源不断地向他输送思想的弹药。与此同时，妻妹塔齐娅娜·舒赫特留在意大利，承担起全力帮助葛兰西的责任——她给他写信、探望他、争取他的释放、为他争取医疗条件。塔齐娅娜是葛兰西与外部世界之间最坚韧的纽带。
从1929年到1935年——葛兰西在狱中被允许写作、尚有体力的时期——他在33本学校笔记本上写下了约3000页的手稿。这些手稿后来以《狱中札记》之名闻名于世。
在这部不朽之作中，葛兰西构建了一个足以改变20世纪政治哲学——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面貌的理论体系。其核心可概括为以下几个层面：
第一，完整的国家观。 葛兰西认为，国家并非仅仅是强制机器。他将国家分解为两个层面：政治社会(由政府、军队、警察等强制机构构成，通过强制实行统治)和市民社会(在意大利的语境下，由学校、教会、媒体、工会等构成，通过文化领导权来维持统治)。统治集团不仅通过国家机器在政治社会中实行直接统治，也通过对文化的掌控对市民社会进行管控——而后者的隐蔽性使其成为日常生活中最主要的统治方式。
第二，文化霸权(领导权)理论。 在葛兰西看来，资产阶级之所以能够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维持统治，并非仅靠警察和监狱，更依赖其在市民社会中建立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同意”。无产阶级若想取得政权，仅仅夺取国家机器是不够的——必须先赢得文化领导权。
第三，阵地战与运动战。 由此推导出革命战略的根本区分：在俄国那样市民社会薄弱的国家，可以采用“运动战”——正面一击、夺取政权。但在市民社会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无产阶级必须采取“阵地战”——在文化的每一个阵地上长期渗透、逐个攻占，最终才能夺取政权。
第四，有机知识分子。 葛兰西深刻地提出，知识分子并非独立阶层，而是特定阶级的“组织者”和“代理人”。每个阶级都需要自己的知识分子来组织和领导。无产阶级必须培养与自己保持紧密联系的“有机知识分子”，以实现意识形态的转化。
这一理论体系为什么深刻？因为它不是书斋里的抽象思辨，而是葛兰西对意大利失败的斗争实践的教训的痛切反思——为什么工人阶级运动失败了？为什么法西斯能够上台？他的回答与反思是：无产阶级尚未赢得意识形态上的文化领导权。
然而，思想的辉煌与写作条件的恶劣形成了最尖锐的对照。葛兰西在给母亲的信中坦承：“尽管我终日阅读和写作，可烦恼仍是我最坏的敌人。这种特殊的烦恼并不产生于懒惰……而产生于缺乏同外界的接触。”在与世隔绝的孤独中，他无法参与他曾经领导的政治实践，只能将思想的触角伸向历史、哲学、文学等“普遍性的问题和抽象的思想”。
他曾在1927年3月29日给塔齐娅娜的信中列出了自己的研究计划：第一，研究意大利知识分子史；第二，研究比较语言学；第三，研究皮兰德娄的戏剧【葛兰西文选编者序】。这些看似远离政治的课题恰恰构成了他解剖意大利社会、探寻革命道路的思想苗圃。
如果说监狱的高墙是法西斯为葛兰西设置的第一道囚笼，那么来自革命阵营内部的某些“帮助”，则构成了第二道更为隐蔽、也更令人心寒的背刺般的囚笼。
1926年11月葛兰西被捕后，正在莫斯科的帕尔米罗·陶里亚蒂继任意共总书记。塔齐娅娜和斯拉法成为葛兰西与党及陶里亚蒂之间的主要联络者。但是这种联系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戏剧性的张力。
1926年10月，就在葛兰西被捕前的一个月，他曾以意共政治局的名义致信联共(布)中央，呼吁党内团结，反对对托洛茨基等反对派采取“不合理的措施”。这封信是葛兰西政治判断的体现——他真切地希望保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然而，这封信被当时在莫斯科的陶里亚蒂拦截扣下而并未送达。陶里亚蒂担心这封“不够正确”的信会影响意共在共产国际的地位。更令人不安的是，这封信后来被托洛茨基派获取并公开。葛兰西在狱中无法辩解，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同情反对派”的形象被坐实。而这恰恰发生在他最需要苏联支持的时刻。同时从1930年后，葛兰西与妻子及党的关系变得紧张。在苏意两国政府通过交换囚徒以解救葛兰西的计划失败之后，他开始怀疑党对待自己是否正直。他直觉到与妻子通信的困难——因为妻子受到病痛折磨，也因为朱莉娅受到警察的控制。
最致命的“帮助”发生在1933年至1934年间。意共流亡领导层——陶里亚蒂、格里科等人——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营救葛兰西”国际宣传运动。他们高调公布葛兰西的病情诊断，宣扬他获假释的消息。从表面上看，这是一场正义的声援。但从政治博弈的逻辑审视，这种暴露性宣传直接摧毁了墨索里尼可能妥协的最后一丝缝隙。法西斯当局在得知国际舆论的强烈反应后，反而加强了对葛兰西的监控和隔离。秘密外交的通道被切断，任何通过交换囚犯来解救葛兰西的可能性都化为泡影。
葛兰西在狱中读到这些海外报纸上的虚假宣传时，那种从“期待”到“被出卖”的巨大心理落差，恐怕外人难以想象。敌人没有打垮他，但战友的表面“愚行”却让他看到了革命阵营内部的冷酷算计。他在1932年12月5日给塔齐娅娜的信中，将格里科1928年2月10日寄来的那封信称为“臭名昭著的”和“非常‘奇怪的’”信【葛兰西狱中书简】。他怀疑这封信不仅未能帮助他，反而为他提供了“最严重的指控”——证明他是意共的领导人，从而加重了他的刑罚【葛兰西狱中书简】。他写道：“可能写信的人只是不负责任地愚蠢，而某个不那么愚蠢的人则诱使他写了这封信。”【葛兰西狱中书简】
这句话剖开了葛兰西对陶里亚蒂及意共领导层的所有怀疑：谁是那个“不那么愚蠢的人”？
历史的后见之明让我们看到，陶里亚蒂在葛兰西去世后，不遗余力地“神化”这位昔日的战友，将其塑造为意共的精神旗帜。然而，早期出版的《狱中札记》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和删减——直到后来Gerratana的批判版以及当代“葛兰西国家版全集”的出版，才通过文本互证和原始本意的文献学辩论，逐渐还原了葛兰西思想的原貌。
战友的“帮助”有时比敌人的迫害更令人心寒。因为敌人的残忍是可以预见的，而战友的“背叛”——无论出于何种动机——却让人在最需要信任的地方，感受到了最深的孤独。
1934年，葛兰西获得有条件释放。表面上，他呼吸到了久违的自由空气。实际上，这只是另一座更精致的囚笼——他被禁锢在罗马的奎西萨纳(Quisisana)诊所，外面有看守，行动受到严格限制。这不过是墨索里尼在交换谈判破裂后，用来堵住国内外舆论压力的一个姿态。
他的身体已经彻底垮了。
1936年4月18日，塔齐娅娜在一封未发表的信中写道：“他的心律非常微弱。虽然表面看来他的身体状况有所好转，但实际上远非如此。我甚至担心尼诺会变成残废。他这些年来遭受的折磨太多了。他那过分虚弱的机体现在根本不能战胜体质上的消耗。除此之外，他身体的许多生理器官已经难以发挥作用。”
葛兰西想念朱莉娅，又开始给她写信。1936年1月25日，他写道：“亲爱的，我一直在等待你，你永远是我生活的基本因素之一……我认为现在是结束这种状态的时候了。你如果到我这里来，就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我没有行动的自由。当然我非常虚弱，我看很难能恢复到以前的状况，但我认为你能为我做许多事情。”朱莉娅没有来。
他只能通过照片认识自己的次子朱利亚诺。在给长子德里奥的信中，他写道：“亲爱的德里奥……我感谢你代我紧紧地拥抱了妈妈。我想，你应该每天早晨都这样做，我一直在想你们，这样一来我每天早晨都可以想象：看，我的孩子和朱莉娅这时正在想我。你是大哥……这样你们每天就有‘五分钟同爸爸在一起’。你看如何？”
1937年4月21日，葛兰西的刑期将正式期满。他原计划在健康好转后返回撒丁岛，去过绝对与世隔绝的生活。他的父亲得知这个消息后，激动得发起了高烧——这位七十七岁的老人从1924年起就再也没有看到过尼诺。
然而，命运没有给他这个机会。
1937年4月25日晚间，他中风了。两天后，1937年4月27日，意大利工人阶级的领袖，列宁同志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最好的学生，法西斯的眼中钉肉中刺，伟大的革命者安东尼奥·弗朗切斯科·葛兰西同志因脑溢血并发症与世长辞。终年46岁。就在基于疾病而释放他的赦令被签署时，他离开了人世。入狱时他55公斤，去世时仅剩35公斤。十一年间，法西斯用潮湿、饥饿、寒冷和漠视，将他活活地、一寸一寸地、一天一天地，从这个世界中抹去了。
墨索里尼——这个政治叛徒与跳梁小丑——说：“必须使这颗头脑停止运作二十年。”墨索里尼——以及法西斯敌人们想要用二十年的监禁来交换葛兰西的沉默——这笔交易被历史拒绝了。在十年的铁窗生活中，葛兰西把生物学上的腐烂兑换成了哲学上的永恒。他写下33本札记、约3000页手稿。这些手稿被塔齐娅娜秘密保管，后被送往莫斯科。1947年首次在意大利出版，此后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之一。他那句著名的话：“人格具有双重性：一部分旁观过程，另一部分承受过程。”即出自狱中信札，而葛兰西自己便是这句话的忠诚执行者，他把痛苦的肉身作为祭品，供奉给了那个旁观并记录一切的“理智的自我”。
思想从来无法被身体与牢笼与社会关系的枷锁禁锢。 墨索里尼的铁窗可以锁住一个革命者的身体二十年，陶里亚蒂的神化可以歪曲一个革命者的思想几十年，但这一切都锁不住一个思想家的灵魂一秒钟。当葛兰西在1937年4月27日停止呼吸的那一刻，他亲手锻造的思想武器——文化霸权、阵地战、有机知识分子——才刚刚冲出牢房，轰鸣着去摧毁那个从意识到经济再到社会关系上压迫异化着我们所有人的旧世界。
法西斯的监狱摧毁了他的身体，但没有摧毁他的思想。事实上，正是监狱的极端环境，逼迫他将毕生的革命实践升华为人类思想史上最深刻的政治哲学之一，其具有的真理性足以笑对一切后人的歪曲。但葛兰西自己其实并不相信“不朽”能替代“现实”。他在札记里反复强调，文化领导权必须嵌入日常的、物质的、制度化的实践中，而不是悬浮在抽象的“思想高度”上。他如果活着，或许会警惕笔者这种“把苦难兑换为永恒”的浪漫化叙事，而他更想要的是，他的思考能被转化为具体的革命行动。
葛兰西用十年的苦难完成了一次不朽的交换：用生命的长度，换取思想的高度；用肉体的毁灭，换取理论的永生。
而这，正是任何政治上与思想上的暴政都无法阻止的——人类对自由和真理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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