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笔者阅读了哔哩哔哩平台上一篇题为《论知识分子问题的矛盾性与阶级性——对葛兰西〈狱中札记〉的批判》的文章。文章以马克思主义正统自居，对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的《狱中札记》进行了系统性批判，指责其存在“唯心主义残余”，甚至称其“以中介性形式出现了唯心主义残余”。
这篇批判文章立场鲜明、辞锋锐利。然而，当我们回到葛兰西的原文、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回到思想史的具体语境时，一个令人遗憾的事实逐渐浮现：这场批判所依据的，很大程度上是对葛兰西核心概念的误译、对文本的误读以及对历史语境的抽离。
一、“有机知识分子”：一个翻译问题引发的理论误判
批判文章反复强调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概念将知识分子“过度哲学化和文本化”。然而，问题的根源可能远比批判者想象的要简单——也更要尴尬。
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讨论知识分子问题时，使用的是意大利语“organico”。这一术语在英译本中被译为“organic”，国内学界据此将其直译为“有机知识分子”。复旦大学俞吾金教授(1948—2014)在其论文《究竟如何理解并翻译葛兰西的重要术语：organic intellectual?》中详细论证了这一译法存在的问题。俞吾金指出，“organic intellectual”这个术语“并不是葛兰西原初使用的术语，因为他是用母语——意大利语进行写作的”，而是出现在英译本中。现代英语中的“organic”作为形容词，源自拉丁文“organicus”，而“organicus”又源自希腊文“organon”，有“工具”(tool, instrument)的含义。在政治和社会语境中，“organic”更核心的意思是“组织的”(organized)、“作为工具/手段的”(instrumental)。
因此，俞吾金主张“organic intellectual”更准确的翻译应是“有组织的知识分子”或“作为组织者的知识分子”。这一译法强调的是知识分子作为特定阶级的“组织者”和“建设者”的实践功能。葛兰西的原意是：每个社会集团“既产生于历来经济生产基础之上，也就同时有机地给自己造成一个或几个知识界阶层”——这些知识分子是阶级的组织者，他们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社会与政治领域“将同质性以及对自身功用的认识赋予该社会集团”。
值得注意的是，围绕这一译法在学界并非没有争议。有学者认为“有机的”才是葛兰西新型知识分子的最根本特征。但无论采用哪种译法，葛兰西的本意都是强调知识分子的组织功能而非某种神秘的“有机性”。批判文章将“有机知识分子”过度哲学化为一种“同质性”的阶级附庸，恰恰落入了它自身所批判的“本质主义”陷阱。葛兰西从未将知识分子神秘化——他恰恰是在祛魅：知识分子不是什么“拥有特殊精神禀赋的独立等级”，而是每个阶级在发展过程中必然产生的组织功能承担者。一个本应强调“组织性”和“实践性”的概念，被一个未经审视的翻译变成了“有机性”这种充满生物学隐喻的玄学概念——批判者不是在对葛兰西开火，而是在对一个翻译错误开火。
二、“传统知识分子的自主性”：把“自认为”当成“理论承认”
批判文章的另一核心指控是：葛兰西“承认”传统知识分子具有“相对自主性”，从而“在理论上为唯心主义开辟了空间”。这一指控建立在对葛兰西文本的误读之上。
让我们回到葛兰西的原文。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写道，传统知识分子“自认为能够自治并独立于居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他紧接着指出，这种自我评价“对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不会没有影响”——“所有的唯心主义哲学都极易与知识分子社会群体所持的立场联系起来，被看作是社会乌托邦的体现”。
葛兰西的论述逻辑十分清晰：传统知识分子的“自主性”是他们的“自我评价”，是一种“社会乌托邦”，是唯心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幻象。葛兰西不是在承认这种自主性，而是在戳穿这种自主性。葛兰西指出，教士阶层“可以看作是属于与有土地的贵族有机结合在一起的知识分子范畴”——他们自认为是独立的，但实际上与封建统治阶级“有机结合”。
批判文章将传统知识分子的“自我认知”当作葛兰西的“理论定性”，从而指责葛兰西为这种“自主性”背书。这不是对葛兰西的批判，而是对葛兰西文本的反向阅读。
三、“文化领导权”：不是“取代”革命，而是“深化”革命战略
批判文章最核心的指控是：葛兰西将文化领导权提升到“独立于”或“先于”政治经济变革的领域，从而“用知识分子阶层取代现代工业无产阶级作为革命主体”。这一判断存在多重误读。
第一，文化领导权并非“独立”于经济基础。葛兰西批判的是第二国际将马克思主义简化为“经济自动决定一切”的庸俗唯物主义。他追问的是：为什么在资本主义一次次陷入经济危机的情况下，革命在西方却屡屡失败?他的答案是：因为资产阶级占据了思想堡垒——它的意识形态堡垒太过坚固。这并非否定物质第一性，而是在承认物质第一性的前提下，分析上层建筑如何反作用于基础。
恩格斯在1890年9月21至22日致约瑟夫·布洛赫(Joseph Bloch，1871—1936)的信中早已警告：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
葛兰西所做的，恰恰是追问恩格斯所说的那个“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的上层建筑因素究竟如何发生影响。
第二，知识分子是“组织者”而非“主体”。葛兰西从未认为知识分子可以脱离群众独自革命。在葛兰西看来，无产阶级政党就是“集体的知识分子”，肩负着培养和组织群众的历史使命。将“组织者”等同于“主体”，是对葛兰西本意的严重曲解。
第三，“霸权”概念需要正本清源。“霸权”(hegemony)一词并非葛兰西的发明。它来自十月革命之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的核心政治口号“gegemoniya”，讨论的是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葛兰西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将这个诞生于俄国语境的概念，转而用于分析西欧议会制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权力的结构。
学术研究表明，“在领导权问题上，葛兰西在狱前与狱中时期都没有否认列宁对他直接而正面的影响”。将葛兰西与列宁截然对立的“对立论”——认为列宁只关注政治领导权而葛兰西只关注文化领导权——“经不起文本的检验”。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恰恰是对列宁领导权思想在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创造性运用，而非背离。
更重要的是，葛兰西的“阵地战”并非“放弃革命”，而是改变战场。在东方(如俄国)，市民社会尚未成熟，可以采用“运动战”——直接的政治夺权。但在西方，市民社会发达坚韧，“国家只是市民社会的外围防线，后者才是真正的堡垒体系”。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采取“阵地战”——先在市民社会的各个领域进行长期的意识形态斗争，政治夺权才可能成功。这是策略的差异，不是目标的差异。
四、被忽略的对话：葛兰西的“实践一元论”与毛泽东的《实践论》
批判文章最严重的理论盲点在于：它完全忽视了葛兰西哲学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维度——实践哲学。而恰恰是在这一维度上，葛兰西与马克思主义最核心的传统——包括毛泽东的《实践论》——存在着深刻的理论呼应。
(一)葛兰西的“实践一元论”是什么?
葛兰西明确提出，实践哲学要“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而这个超越的立足点“就是人和人的实践活动”。在葛兰西看来，不存在脱离人类实践的“纯粹客观物质”——我们认识到的“物质”本身就是经过社会历史范畴(语言、文化、制度)中介的。物质和精神在人类改造世界的行动中统一。葛兰西将实践哲学称为“绝对的‘历史主义’，思想的绝对的世俗化和此岸性，一种历史的绝对的人道主义”。
有学者指出，葛兰西的“实践一元论”“是在马克思实践哲学框架下的进一步发展”。把“实践哲学”简单理解为葛兰西“为了逃避狱吏的监查而使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代名词”，既“不符合葛兰西《狱中札记》的文本事实”，也“不符合解读马克思哲学的精神要求”。
(二)毛泽东的《实践论》在说什么?
1937年7月，毛泽东在延安写下了《实践论》。这篇文章“是为着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的错误而写的”。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强调，认识来源于实践，又必须回到实践中去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他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即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
(三)两者的理论呼应在哪里?
第一，都强调“实践”的首要地位。毛泽东提出“实践第一”的观点;葛兰西则将实践作为超越唯物与唯心对立的立足点。有学者指出，两人“都强调实践在自身哲学中的重要地位”。
第二，都反对教条主义。毛泽东的《实践论》重点批判的是“看轻实践的教条主义”;葛兰西批判的是第二国际将马克思主义变成“僵化的、教条化的理论体系”。两人都认为，理论的生命在于与实践的结合，而非对经典文本的机械背诵。
第三，都强调认识的主体——人的能动性。毛泽东强调“改造主观世界”;葛兰西则强调“人，社会中的人，彼此联系着的人……了解经济事实的人，他们对经济事实作出判断并使之适应自己的意志，直到这种意志成为经济的动力并形成客观现实”。
第四，都重视文化领导权问题。有学者指出，两人“都主张建设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都强调总体革命观，都重视工农联盟、统一战线，都重视夺取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
(四)差异不应被歪曲为对立
差异同样存在。毛泽东在《实践论》中侧重于从认识论层面确立“实践第一”的观点，强调物质世界的客观性是人类实践的前提;而葛兰西则侧重于从方法论层面批判“跳过实践直接认识物质”的旧唯物主义，强调物质只能通过实践活动被认识。两人侧重点不同，但都坚持了马克思“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这一核心命题。
在实践主体的侧重上，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强调“工农阶级”的基础地位;葛兰西则根据西欧资本主义的特殊条件强调“有机知识分子”的组织功能。这不是原则的对立，而是同一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策略性展开。
有学者明确指出，毛泽东与葛兰西“两人素未谋面，却在接受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式上相一致——运用‘实践’视域下的理解模式”。批判文章将葛兰西简单地定性为“唯心主义者”，却对葛兰西与毛泽东在“实践”问题上的深刻理论呼应视而不见——这不是理论的严谨，而是理论的懒惰。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如果有人将这种“差异”曲解为“葛兰西背离唯物主义”的证据，那只能说明曲解者自身存在三个理论缺陷。
第一，混淆了“哲学本体论”与“认识论方法论”的区别。毛泽东坚持的“物质一元论”是本体论层面的判断：世界的本原是物质。葛兰西的“实践一元论”解决的是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的问题：我们如何认识物质?离开实践去谈“纯粹物质”是一种空洞的抽象。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中批判旧唯物主义“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当作实践去理解”——葛兰西恰恰是沿着马克思这一方向推进的。
第二，误读了恩格斯对“物质”的论述。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明确指出：“物质本身是纯粹的思想创造物和纯粹的抽象。”当我们说“物质”时，我们说的不是某个可以直接触摸的“物本身”，而是通过思维抽象出来的范畴。葛兰西的“实践一元论”与恩格斯这一论断在精神上是高度一致的。
第三，用机械的“唯一主体论”取代了辩证的“领导权理论”。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不是“取代”无产阶级，而是作为阶级的组织者、教育者、领导者，帮助无产阶级形成阶级意识。这正是列宁在《怎么办?》中提出的“从外面灌输”社会主义意识命题的延续——工人阶级的自发意识只能产生工联主义，科学的社会主义意识必须由掌握了革命理论的知识分子从外部“灌输”进来。
五、批判的武器不能变成武器的批判
批判文章在方法论上存在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它把“批判葛兰西”变成了“给葛兰西贴标签”。整篇文章的核心论证逻辑是：葛兰西谈文化→文化是意识领域→意识不是物质→所以葛兰西是唯心主义者。
这个三段论的每一个环节都经不起推敲。
第一，谈文化不等于否定物质。马克思本人不仅谈经济基础，也谈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恩格斯晚年反复强调，不能把历史唯物主义变成“经济唯物主义”。
第二，意识领域的研究不等于唯心主义。列宁写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来批判唯心主义认识论，但列宁同时也写了大量关于意识形态、文化、教育的文章——难道列宁也是唯心主义者?
第三，对机械决定论的批判不等于对唯物主义的背离。恰恰相反，葛兰西批判的正是那种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宿命论”的庸俗唯物主义——这种庸俗化理解恰恰背离了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这一核心命题。
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传统，从来不是靠贴标签来发展的。马克思批判蒲鲁东，写了《哲学的贫困》;批判杜林，写了《反杜林论》——靠的是对原文的认真阅读、对逻辑的严密推演、对历史语境的准确把握。批判文章对葛兰西的“审判”，既没有认真阅读《狱中札记》的原文(否则不会把“自认为自主”误读为“承认自主”)，也没有理解葛兰西写作的历史语境(否则不会把法西斯监狱中的理论探索等同于“唯心主义退却”)，更没有把握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精髓(否则不会把“强调上层建筑的反作用”等同于“否定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
结语：让葛兰西回到马克思主义的谱系
葛兰西是什么人?
他是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1921年1月21日，他与帕尔米罗·陶里亚蒂(Palmiro Togliatti，1893—1964)等人在意大利社会党里窝那会议上同机会主义者决裂，成立了意大利共产党。
他是反法西斯战士。1926年11月8日，他在前往议会的途中被墨索里尼的警察逮捕。法西斯检察官在法庭上宣称：“我们必须让这个头脑停止运作二十年。”
他是在狱中被折磨致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长达十一年的监禁中，他的健康状况极度恶化，牙齿脱落，患有严重的消化不良和肺病。1937年4月27日，他因脑溢血与世长辞，年仅四十六岁。
他是在极端困苦条件下完成《狱中札记》的思想者——从1929年至1935年，他在法西斯监狱中写下了三十三本笔记本、共计约二千八百四十八页手稿。该书是“20世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之一”。
这样一个用生命践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可以被批评、可以被讨论、可以被质疑——但不能被误读，不能被曲解，不能被一顶“唯心主义”的帽子轻易打发。
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写道：“‘正统的’观念需要加以更新并把它带回到它的真正根源上去。”这句话或许可以作为我们审视一切理论争论的方法论提醒——无论是评价葛兰西，还是评价那篇批判葛兰西的文章本身。
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但批判的武器，首先需要瞄准正确的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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