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表述，高到它的内部结构常常被忽略。多数场合下，人们的注意力落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这两个实词上，中间那个“化”字被当作连接成分一带而过，仿佛只是在说把一样东西放到另一个地方去。可是这个字恰恰承担着全部的理论负荷。它规定了这一命题所描述的是何种关系，也规定了这项工作的难度所在。搞清楚“化”指什么，比罗列中国化的成果更接近问题本身。
先从汉字说起。“化”在古汉语中不是虚词。《周易·系辞》讲“化而裁之谓之变”，《中庸》讲“赞天地之化育”，指的都是事物在生成过程中发生的性状转变。儒家所说的“教化”，字面是以文教改变人，着眼点不在外部行为的规训，而在心性的转移，所谓“化民成俗”，改变的是俗，是深层的东西。这个字进入现代汉语以后，又吸收了作为构词成分的用法，如工业化、现代化，表示某种状态的形成过程。两层含义叠加，“化”同时指向过程和结果，也同时指向对象的改变与对象的重新生成。用这个字来命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关系，本身已经排除了一种理解，即两者仅仅是容器与内容、工具与材料的关系。
这个提法的出现有具体的历史情境。1938年4月，艾思奇在《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中提出，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运动。同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报告中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因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这段论述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时，“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研究者对这一改动的背景已有较多讨论。改动本身透露出一个信息：即便在提出者那里，“化”的确切边界也需要斟酌。它太容易被读成对经典的松动，因此在特定时期需要一个更稳妥的说法。这种斟酌不是文字上的谨慎，而是理论上的自觉。
最常见的一种理解，是把“化”等同于“运用”。按照这种理解，马克思主义提供普遍原理，中国提供特殊国情，中国化就是把前者适用于后者，如同用一把尺子去量一件具体的东西。这种理解不算错，却停在了起点上。运用是一种单向关系，在运用中，尺子不会因为量过什么而改变刻度。若中国化仅仅是运用，那么中国在这个过程里只是被作用的对象和被观察的场地，理论则毫发无损地保持原样。真实的历史进程不是这样。中国革命的经验没有停留在被解释的位置上，它反过来改写了原有理论关于革命道路的一般设想。农村包围城市这一判断，在既有的经典论述中找不到现成依据，它由中国的实践产生，又以理论命题的形式进入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系统。这种回流，是“运用”一词容纳不了的。
另一种理解偏向表达层面，认为中国化就是把外来的概念译成中国人听得懂的话，用本土的典故和修辞去讲同一套道理。毛泽东确实讲过要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要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这些要求属于形式的范畴。但形式在这里不是外衣。马克思早年就指出，理论一经群众掌握才会变成物质力量，而掌握群众必须通过群众能够进入的语言。语言的更换会带动理解方式的更换，一个概念一旦由汉语词汇去承载，它就同时承接了这个词汇原有的语义积累和联想脉络。“实事求是”从《汉书》里的一句考据用语变成一条思想路线，不是简单地借用词壳，其间发生的是语义的再造。所以形式问题不能轻看，但把中国化归结为形式问题，仍然是把它降格了。
如果要给“化”一个正面的说明，比较接近的表述是双向的相互进入。一方面是以马克思主义观察和改造中国，使中国的实践获得理论的自觉;另一方面是以中国的实践检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使理论获得新的规定。两个方向同时发生，缺一不成其为“化”。只有前一个方向，是外来理论对本土材料的加工;只有后一个方向，则可能滑向以民族特殊性消解理论的普遍性。中国化之所以是一个有难度的命题，正在于它要求两个方向同时成立，并且要求二者在同一个实践过程中完成。后来长期使用的规范表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际上是对“化”的机制说明。“结合”指出了“化”由何发生，即由两个方面的相互作用发生，而不是由某一方单独发出。“两个结合”提出以后，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被明确为其中一个方面，这意味着相互进入的深度从实践层面延伸到了文化根脉。
还有一个常被略过的问题是“化”的主体。理论不会自己走进一个国家，也不会自动获得民族形式。中国化不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自足之物的自行演变，而是特定的人在特定的实践中做出的工作。这项工作的承担者，是在中国从事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主体，他们既是理论的接受者，也是理论的生产者。把这一层挑明，是为了避免一种拟人化的表述习惯，即把中国化说成理论自身的旅行和适应，好像其中没有具体的判断、争论和失误。事实上，每一次理论上的推进都伴随着路线上的分歧，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偏向长期存在，中国化的成果正是在与这两种偏向的辩驳中确立的。
还需要追问一个容易被跳过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可以被“化”。并不是所有理论都具备这种可能。一套封闭的、由若干必须逐条遵守的结论构成的体系，只能被照搬或者被抛弃，不存在中间状态。恩格斯在1887年的一封信中说，他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这句话常被当作反对本本主义的格言引用，其实它同时说明了中国化的可能性条件。马克思主义在根本上是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它的持久效力不在于对特定社会形态的具体描述，而在于分析社会的方式。方法可以进入不同的对象而保持自身，结论则不能。承认这一点，才谈得上“化”;不承认，中国化就成了一句无法兑现的口号。
但可“化”不等于可以随意变形。如果“化”没有边界，马克思主义就会在不断的适应中失去自我同一性，最后只剩一个名称。边界大致落在这样一条线上：可变的是具体结论、个别论断以及基于特定历史条件作出的判断，不可变的是立场、观点和方法的连续性，是对现实的批判性态度和以人民为主体的价值取向。判断一项理论创新是不是中国化的成果，标准不在于它是否使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词汇，而在于它是否延续了这套方法并且解决了新的问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判断之所以属于中国化的产物，是因为它以生产力状况分析社会性质，方法是连续的，结论是新的。
最后还有一层意思在字面上就摆着，只是常被忽略。“化”是动词，不是形容词，它描述的是持续进行的动作，而不是某种已经达成的属性。因此不存在“已经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这样一个完成态的对象，只存在不断进行的中国化过程。近年来“中国化时代化”两个词并置使用，正是对这一点的强调：中国化处理的是空间维度上的民族性，时代化处理的是时间维度上的当代性，二者说的其实是同一件事的两个侧面，即理论必须始终面对正在发生的现实。就此而言，追问“化”指什么，最终会回到追问我们今天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中国实际。这个问题回答不了，“化”也就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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