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一个“好干部”的“好观点”?
河南濮阳西辛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有一句名言：“当干部就是应该能吃亏。”这句话流传很广，被很多人当作“好干部”的标准。李连成本人也确实是个好干部——他带领西辛庄从穷村变成富村，自己贴钱、让利、吃苦，群众拥护他，组织也肯定他。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七一勋章”获得者丨“吃亏书记”李连成：群众满意，我就幸福》
但是、这句“吃亏论”本身值得商榷。不是说李连成同志做得不对，而是说这个“提法”在理论上不准确、在实践中有隐患、在立场上容易滑向道德说教。
笔者想提出的问题是：当干部，到底是为了“吃亏”，还是为了“服务”?“吃亏”能不能作为衡量干部好坏的标准?如果当干部首先是为了“吃亏”，那焦裕禄、谷文昌、陈永贵、吴仁宝这些优秀干部，他们算什么?
一、为人民服务不等于“个人吃亏”
首先要搞清楚一个根本问题：干部与群众的关系是什么?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干部不是“救世主”，不是“施舍者”，不是“牺牲者”。干部是群众中的先进分子，是群众利益的代表者，是群众斗争的组织者。干部与群众的关系，不是“我给与你”的关系，而是“我们一起干”的关系。
因此、吃亏论”最危险的地方，不在它“太理想”，而在它预设了干部与群众利益的“对立”。干部少拿一分，群众就多占一分?这个前提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逻辑——把社会关系看成零和博弈。社会主义条件下，干部与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干部为群众服务，群众支持干部工作，这是相互的，不是单向的。把干部摆在“吃亏”的位置上，就是把群众摆在“占便宜”的位置上，这是在制造对立，不是解决问题。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说：“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毛泽东选集》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请注意，这里说的是“为人民服务”，不是“为人民吃亏”。“服务”是职责，“吃亏”是牺牲。职责是必须履行的，牺牲是特殊情况下才需要的。你把“牺牲”变成“常态”，把“吃亏”变成“标准”，那就不是“服务”了，而是“苦行”。
二、优秀干部不是“吃亏”的典型
让我们看看那些被公认为“优秀干部”的人，他们是不是“吃亏”的典型。
焦裕禄，兰考县委书记。他带领群众治沙、治水、治碱，身患肝癌仍坚持工作，最后病逝在岗位上。他“吃亏”了吗?从物质待遇看，他确实没享什么福。但他“吃亏”不是目的，他的目的是“改变兰考的贫困面貌”。他是在“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中，自然地付出了个人代价，而不是为了“吃亏”而去当干部。
谷文昌，福建东山县委书记。他带领群众植树造林、治理风沙，把一个荒岛变成绿洲。他“吃亏”了吗?他的工资不高，生活简朴，但他看到群众过上好日子，他自己也觉得值。这不是“吃亏”，这是“价值实现”。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学习·故事丨总书记号召“像他那样做人、为政”》
陈永贵，大寨党支部书记，后来当了国务院副总理。他带领大寨人战天斗地，把穷山沟变成高产田。他当副总理时，不拿国家工资，只拿大寨工分。这是“吃亏”吗?从收入看，他确实“亏”了。但他要的不是“不吃亏”，他要的是“大寨的经验推广到全国”。这是“革命事业”，不是“个人得失”。
天南地北山西人：《陈永贵搬进搬出钓鱼台的前前后后》
吴仁宝，华西村书记。他带领华西村成为“天下第一村”，村民住别墅、开汽车，但他自己住旧房子、拿低工资。
人民日报：《老书记的“赤子心”》
这是“吃亏”吗?他确实“亏”了。但他要的是什么?是“华西村共同富裕”。这是“共产主义理想”，不是“吃亏”。
这些优秀干部，他们的共同点不是“吃亏”，而是“有信仰、有担当、有事业心”。他们把“为人民服务”当作自己的事业，而不是当作“吃亏”的买卖。
三、“吃亏论”的实质是什么?
“吃亏论”的实质，是把无产阶级的政治伦理，降格为小资产阶级的道德修养。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无产阶级的政治伦理是“集体主义”——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但“集体主义”不等于“个人吃亏”。集体主义要求的是“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不是“消灭个人利益”。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纪念版)，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注意，这里说的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不是“每个人的自我牺牲”。共产主义的目标，不是让所有人都“吃亏”，而是让所有人都“自由发展”。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批判机会主义者“把革命理论磨平、磨软”，让他们“看不清社会真相”。
列宁：《国家与革命》，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同样，把“为人民服务”磨成“为人民吃亏”，也是在“磨平、磨软”无产阶级的政治伦理。它让人以为，当干部就是“牺牲”，就是“吃苦”，就是“不拿钱”——这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实际情况。
更危险的是，“吃亏论”容易被资产阶级利用。你不是说“当干部就是吃亏”吗?好，那我就“多拿一点”——因为我“吃亏”了，所以我要“补偿”。这种逻辑，恰恰是腐败的思想温床。你把“服务”变成“牺牲”，把“职责”变成“奉献”，就会给那些“不想吃亏”的人提供“补偿自己”的借口。
四、干部应该有“正常权利”
干部在不损害阶级利益和全体人民利益的前提下，应该拥有正常的个人权利，享受正常的个人生活。
第一，干部有改善生活的权利。干部也是人，也要养家糊口，也要改善生活。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干部的日子也应该跟着好起来。这不是“搞特殊”，这是“按劳分配”。你让干部“只干活、不吃草”，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这是“苦行僧主义”。
第二，干部有追求个人价值的权利。当干部不只是“服务”，也是“实现自我”。焦裕禄在改变兰考的过程中实现了自己的价值，谷文昌在治理风沙的过程中实现了自己的价值，陈永贵在建设大寨的过程中实现了自己的价值。他们不是“为了吃亏”才当干部，他们是“为了干事业”才当干部。在“干事业”的过程中，他们既服务了人民，也实现了自己。
第三，干部有正常享受的权利。毛泽东时代也不是“越穷越革命”，不是“越苦越光荣”。毛泽东自己还写诗、游泳、吃红烧肉呢。那些“极左”的“苦行僧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歪曲。
结语：从“吃亏论”到“服务论”
回到开头的问题：当干部就是“吃亏”吗?
我的回答是：当干部不是“吃亏”，而是“服务”。服务是职责，吃亏是代价。职责是必须履行的，代价是特殊情况下才需要付出的。你把“吃亏”作为标准，就等于把“服务”降格为“牺牲”，把“职责”变成“苦行”。
焦裕禄、谷文昌、陈永贵、吴仁宝，他们不是“吃亏”的典型，他们是“服务”的典型。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个人价值也得到了实现，他们的个人生活也得到了改善(尽管改善得不多)，他们的精神世界也得到了充实。
把“吃亏”作为衡量干部的标准，是对这些优秀干部的“降格”，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正确的提法应该是：当干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这个过程中，干部与群众一起发展、一起进步、一起过上好日子。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干部观，这才是毛泽东思想的干部观。
以上仅为一点粗浅思考，难免存在疏漏与偏颇，不当之处，恳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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