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共产党从确立毛泽东思想的七大开始，具有了独创的思想体系，并且也一开始就具有了四个结合的基本特质，是最具普遍性、原理性、基础性的科学标准和原则。“四个结合”所指的知识体系是：马列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实验与测量方法为核心的现代科学思想，其他西方社会与经济学理论体系。但是，我们却长期主动在思想理论上保持非常谦逊的姿态，到现在，我们依然把源自西方的两个截然对立的社会知识体系以不同形式的官方定位供奉在师尊的位置上。我们对自己独创的思想体系，一直用“中国特色”“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等政治表述和包装，自我限定和降低了一个甚至两个层级。这样做有其历史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是一种超然的政治大智慧。但凡事有其利也必有其不利一面。当中国走到今天，迫切需要创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历史时代，科学地、准确地理解中国共产党独创思想体系的客观地位，是未来理论创新的必要基础和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一旦提理论创新，往往很快出现的是一大群“跪族”，只不过是各自选择跪拜的其他四个知识体系对象不一样而已。以一带四的五个结合方式创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国的理论创新局面必然很快就会焕然一新。
一、思想的桎梏是什么?
今天，我们已经把马列主义和西方社会学、经济学基本学完。即使没完全学完也学得差不多了，但普遍还是感觉要想搞出理论创新、理论自信和自主知识体系困难得没边，问题到底在哪里?
事实上，中国思想和理论界的头上戴着两个深深的紧箍咒，这两个紧箍咒来源不同，却指向同一个结局，并作为潜意识深藏在中国人心中：
中国人不能搞出普遍原理的东西，最多只能把国外的普遍原理结合中国具体实践加以运用。
今天在中国无论是官方还是事实上作为权威的学术界，具有最普遍原理性地位的思想理论是两个来源：一是马列主义，二是现代西方的社会学、经济学、法律与管理学等。
今天我们需要清晰地指出一个逻辑上清晰无比、本无可争议的事实：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在吸取古今中外人类最先进思想理论基础上，独立创造出了一套在层次上高于以上两个理论来源，具有最基础、最普遍科学标准性质思想理论体系的。但在对自身思想理论的定位上，我们过去一直是保持着非常谦逊的姿态，一方面是我们主动把自己放低成低于以上两个来源层次，另一方面也是外在的强大势力极力影响中国，让中国人认为自己在思想理论上是低于国外。
需要客观冷静地认识到，在过去这种状况的形成是有其历史合理性的，甚至是中国主动所为。但在今天的历史时代，我们就需要在逻辑上理清楚这一点，否则就会使自主知识体系的创建遭遇内在的根本性障碍。因为，如果连毛泽东等中国最权威的领袖和思想家的成就，都不被允许具有普遍原理的性质，更不能高于以上从国外引入的理论来源，只能是“中国特色”、只能是“国外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那其他普通理论界学术界的人还能有更多作为的可能性吗?还有理论自信的空间存在吗?还能看得到任何创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前景吗?
为什么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失败，而中国的却成功?理论上如何说明白?其实道理非常简单，因为：
马克思等先驱者并没有创建社会主义经济学，他们的理论只是对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缺陷的系统分析。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在马克思那里只是一个非常简要的设想，在苏联那里只是一个最原始的“原型机”，但他们把这台原型机就当成最终极的“制度产品”了。
真正构建完善社会主义经济的是中国，但中国直到现在并没有把在实践中形成的这套制度进行系统的学理化、理论化。我们在高校教科书里教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并不是完备的，最多只能算“社会主义经济学前传”甚至“前前传”。
最底层的公理级原因在于马克思与恩格斯在《资本论》等核心的经济学著作中，将商品抽象为“使用价值”与“价值”，而为了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又将使用价值抽离掉，只分析价值。问题就在这里，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不仅是要创造货币价值，更要创造使用价值，因为只有使用价值才是真正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的。
马克思他们将研究精力主要集中于对货币价值的分析，的确是抓住了资本主义的本质。因为资本家剥削不同于以往的地方在于，他们主要精力只是集中于剥削货币价值，而并不太关注使用价值。在资本主义之前的强盗，例如土匪，可能到了被抢劫的对象家里，主要注意力是集中在把大米、铁锅、鸡肉、菜刀等有使用价值的财富都抢走了。当然，如果有黄金和银元等货币价值也不会放过。但资本家确实不看重这些具备使用价值的财富，而是专注于剥削货币价值。马克思所建立的“剩余价值”学说概念里，剩余的是什么?是剩余的小麦、布料、咖啡这些使用价值吗?当然不是，是剩余的货币价值。
正因为现在正规教科书里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压根就不是真正由中国成功建设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学，所以完全解释不了中国的现实，更别提指导实践了。
使用价值的研究在技术上的确存在极大困难，西方经济学里研究这个问题使用的是“效用”概念，但这个概念本身就是完全不可测量的、不科学的概念。我在前面两篇文章中对此也做了深入分析。
一旦理解了以上最基本的经济学公理级的根基，要对比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就是很容易的事情了。这个问题在过去却是让理论界非常纠结的事情。
资本主义就是只专注于货币价值。虽然并没有系统地理论认为只要解决了货币价值的规律问题，使用价值就会自动地最优化，但西方经济学以及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事实确实会让人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只要解决了货币价值问题，使用价值自然会得到充分的发展。即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一书中，也是充分认可资本主义在使用价值上空前强大创造能力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社会主义当然要做到首先在使用价值的创造上是应当超过甚至远远超过资本主义的，更重要的方面，它是货币价值创造与使用价值创造的平衡，且偏向于更好的使用价值。不深入研究使用价值的创造，怎么可能建立起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呢?
资本主义是认为市场规律本身可自动实现柏累托最优、社会资源分配的最优和社会福利的最佳分配，尽管明摆着有“市场失灵”的问题存在。社会主义是认为一切宇宙的规律只有人类根据目的去开发利用，它才能被有效利用以实现目的，绝对不可能有任何天然的规律是与人类的根本目的自动相一致的。这不仅在经济领域是如此，一切科技领域不都是如此吗?无论牛顿力学、相对论还是量子力学，哪有可以自动实现社会资源最优分配的?核反应的规律如果不被深入地开发利用，只要按自然规律出现核反应就一定有利于社会福利吗?这明摆着纯属鬼扯的思想。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西方经济学只是以不同的数学模型解释经济过程，而问题在于从人类社会的根本目的出发去开发利用这些经济规律。
你都认为市场规律可以自动实现柏累托最优了，那还需要做什么?什么都别做了。政府只是市场的“守夜人”。什么叫守夜人?就是白天有人的时候你就在家待着门都别出，晚上没人的时候你出来看看门就得了。为什么要劝全世界国家的政府只当守夜人?就是要让霸权国家的资本想来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嘛。你搞出那么多唬人的数学模型唯一结论就是让我啥也别干，然后好让资本来干他们想干的任何事情。
要开发利用，就一定首先要明确开发利用的目的是什么。所以，资本主义经济学是绝对不能谈其规律如何开发利用的，但社会主义经济学主要就是谈如何开发利用经济规律以达到为人民服务的根本目的。
苏联的社会主义名义上是在搞社会主义，但基本的范式本质上与西方经济学差不多：你只能这么做，什么主动性也不能有，不能谈“开发利用”，更不能谈这么做目的是什么。
二、中国独创思想体系的形成过程及理论谦逊姿态的历史原因
2026年10月22日是长征胜利90周年纪念日。当年的长征中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事件是遵义会议。这次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作为我党我军核心领导地位。为什么要用“事实上”这个词?因为在遵义会议上作出的决议，名义上毛泽东并不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党的总书记是张闻天(洛甫);他也不是军队的最高领导人，军委主席是周恩来，毛泽东名义上是协助周恩来作最后决策的人。张闻天和周恩来事实上是替毛泽东先戴着这个帽子，后来才一步步将名义上的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人转到毛泽东身上。直到10年后的1945年党的七大会议上，才正式提出“毛泽东思想”。在此之前，只是毛泽东的个人领导地位问题，而只有当确立“毛泽东思想”时，中国共产党才有了自己独立创造的思想体系。
正热播的电视连续剧《伟大的长征》中用艺术的语言表达的当年历史。
在七大之前是什么情况?从法理上说，中国共产党只是苏联领导的共产国际一个下属单位，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即使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也只是要“绝对服从”共产国际领导的支部领导人。这是组织上的情况。并不是任何个人的观点和看法，而是六大党章中明确规定的。六大党章原文开篇就是：
“第一章 名称
(一) 定名：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之一部分，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
因为当时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最高领导人的变动原则上是必须要经过共产国际同意的。张闻天和周恩来在共产国际那里有很深的根基，因此他们先为毛泽东顶着最高领导人的帽子，在共产国际那里好说话一些。遵义会议(1935年1月)后，中央派陈云离开长征队伍，经上海转赴苏联;他于1935年下半年到达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详细汇报了遵义会议的经过和领导机构改组情况，共产国际由此了解并认可了遵义会议的结论，承认毛泽东进入中央领导核心，这才使遵义会议与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具有了法理上的正式认可。长征途中，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无线电电讯联系已中断约一年。1935年11月，张浩(本名林育英，林彪、林育南的堂兄)受共产国际委派，从苏联经外蒙古秘密抵达陕北(定边一带)，与中共中央接上关系，率先恢复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并带回共产国际 "七大" 路线和《八一宣言》(《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的精神。
张浩此行另一重要作用是携带共产国际指示，出面调解、促成张国焘取消 "第二中央"，维护了党的统一。正式的无线电电讯联络随后(1936 年)逐步恢复。
在思想上，源自苏联的马列主义当然是绝对的指导思想。一个支部提出的思想理论，当然是不能超过共产国际总部的。这就是虽然中共在遵义会议上主动选择了毛泽东作为中国的领导核心，但其过程却如此复杂曲折的原因所在。
七大之所以能确立中共独立的毛泽东思想，是因为在七大之前两年共产国际自行解散了，总部没有了。因此，中共首先在组织上独立，本身就成了总部，同时也提出了独创的思想体系。但为了保持延续性，并且当时苏联即使解散了共产国际，在国际上以及全球社会主义阵营里依然是有远远超出其他兄弟国家的老大哥地位的。所以，马列主义依然被赋予最高的理论地位。七大党章原文是这么表述的：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批判地接收中国的与外国的历史遗产，反对任何唯心主义的或机械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这个表述意味着以下重要的定位：
毛泽东思想是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这充分表达了中共思想理论的独立性。
这一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马列是“理论”，毛泽东思想的体现是“中国的实践”。此后的历届党章中有很多变化，直到今天的表述中稳定下来的是“普遍原理”“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定位基本上就是把马列看作是普遍的、理论的，而中国人创造的，甚至包括毛泽东创造的，只能是国外的普遍理论在中国具体实践的应用，层级上是低一级的。
我在“毛泽东思想是普遍原理(上)”一文中，对毛泽东思想在历次党章中定位的细微变化作了非常系统的总结，要理解中间详细过程可参见该文。
党的十五大及以后，直到今天，对毛泽东思想的表述一直相对稳定。该党章原文是这么表述的“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这个定位既保持了历史一直延续下来的谦逊姿态，同时也暗示了超过的可能性。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运用”一词是将毛泽东思想定位在“应用科学”和“工程技术”层次，而“发展”又暗示了其上升到理论和普遍原理的可能。后面一句“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更明确了其可以上升到理论和普遍原理层次的可能性。
需要特别明确指出的是：中共在思想上长期保持谦逊态度的最主要动力，正是来自毛泽东本人。这种谦逊最主要的体现是在这样一些证据上：
1956年通过八大党章时，可以说中国正是处于“春风得意”的历史时期：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之后，人民解放军可以说是摧枯拉朽地打败了国民党，建国后又以震惊世界的战果打赢了抗美援朝战争，中国的国际地位瞬间暴涨。经济建设一日千里，以苏联援建的号称156个大项目让中国短期之内从一个农业国一跃成为具备工业化基础的国家，一五计划的大多数工业指标在1956年提前顺利完成，三大改造也是顺利完成。但是，在这种“一片大好”的背景之下，八大党章中却在毛泽东本人强烈坚持下完全去掉了“毛泽东思想”，这在当时大多数人都无法理解。八大党章原文是这样表述的：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正确地说明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正确地指出了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在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斗争中从实际出发，灵活地、创造性地运用它的原理解决实际斗争中的各种问题，并且使它的理论不断地得到发展。因此，党在自己的活动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密切结合的原则，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者经验主义的偏向。”
这里面不仅说马列是理论，而且用“只有”这样的强烈用语，把“毛泽东思想”明确排除在行动指南之外。当时为了说服不理解的党员和代表，毛泽东说我们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请来，是要让他们在台上做老师，我们作学生，不是让他们坐在台下当客人。
所以，当时的这种理论上的谦逊是很坦然的。原因在于两方面：
一是当时中共的领导层真的太缺乏建设国家的经验，需要先全面地当学生去向苏联学习。
二是当时苏联老大哥给我们那么多援助，如果列出一个独立的思想体系在党章里，有可能让老大哥心里不舒服。八大把毛泽东思想从党章里摘出来，并且用“只有”从苏联学来的马列主义作为唯一行动指南，这在国际政治上显然最有助于让苏联老大哥放宽心地援助中国。
“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最早是在1945由王稼祥提出来的。更早时有人用“毛泽东主义”来反对中共和毛泽东，曾有人提出索性就用“毛泽东主义”一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等用语最初就是由反对者提出的)，但毛泽东本人却坚决反对这么说，原因并不是说最初这么讲的是反对者，而是不能与马列主义并列，也就是说毛泽东本人是坚决要求将“毛泽东思想”的定位必须低于马列一个层次。所以，“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表述本身，就是要在政治上谦逊一些的体现。
20世纪80年代初对能不能提毛泽东思想是对马列的“发展”，理论界是经过很大争议的，当时有人强烈反对这么说。但最终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第一次以官方权威文件形式确定了这一政治表述，并且在1982年9月6日通过的十二大党章中以最权威的形式确定下来，一直到现在的二十大党章都是如此表述。不过，这一表述只是留下了一个活口，其实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去真正充分利用。这事实上表明了真正的理论自信并没有被真正建立起来。
在1991苏联解体后，邓小平提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
在毛泽东思想之后的党章中新增加的“行动指南”，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都使用了在此前基础上的“继承和发展”，对科学发展观是使用了“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表述，本质上都是类似的。
最新权威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里，也还是用一个“中国特色”加以限定，以体现我们在基础理论上的谦逊，同时又独立、有为、反对教条等相结合的长期姿态。
这样的长期谦逊姿态，有利于在存在苏美两霸的客观国际形势下，尽最大可能避免与其直接产生冲突。在基本以补课为主的历史时代，也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学习和吸取国外先进科技与管理等。这使中国在国际风云变幻的险恶环境下，一次又一次躲开狂风巨浪，“猥琐发展”到今日之地位。所以，这种谦逊在过去的确是政治上的大智慧。
当然，长期保持这样的低姿态也不是没有代价的。一是它很容易让部分中国人跪拜在国外思想理论面前。既要保持谦逊的低姿态，又要能建立牢固的独立人格，这真的是需要相当强大的意志力和智慧的。二是这样的低姿态客观上会形成“实践创新最大化的同时，理论创新的极小化”，也就是“理论上如非特别需要、尽可能不创新”的事实状态。所以，也真的不太好埋怨中国理论界主动作为太少。在这种宏观理论格局下，理论创新空间是被国内外的客观与主观要求压缩到极小化程度的。
理论上的两个紧箍咒是外界的压力或忽悠迫使我们戴上，也是我们领导人在特定的历史的条件下自己主动给自己戴上的。在中国自身经济、科技、军事远远落后于国外的情况下，无论思想理论先进到什么程度，讲出去说服力也是不够的。人类的本性就是这样，成功了、富强了，说什么都是有道理的;还处于贫穷落后状态，无论说什么，别人听不听就全看人家的心情。由此长期发展下来，今天的中国形成了以下非常离奇的状态：
官方的最高理论地位一直给马列留着。
高校等大量改革开放后建立起来的官方学术环境，状况却是：
(1) 全都是中国人参加的学术交流会要用英文。
(2) 写的论文要用英文。
(3) 一定要交给西方国家的刊物去审核才能发表，国内学术界评职称是要以被西方国家认可的论文发表情况作为最核心的依据。以至于让英美在相当长时期里以为中国人在思想上已经被西方成功地同化了。
中国居然是能做到在官方同时把两个相互截然对立的国外理论范式供奉为师尊，自己长期心甘情愿地坐在学生的位置上而毫无违和。
三、正确理解毛泽东思想最普遍科学地位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当我提出从科学上说，毛泽东思想是最普遍的科学标准时，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是，总有人向我提出对其晚年的错误如何看待。好吧，我们并不准备回避这个难题。那就先来看看其他被认为非常伟大的科学家与思想家牛顿与爱因斯坦。
牛顿晚年把绝大多数精力用在试图将化学公理化上，但最终没有任何进展。很多学者评判他错了，如果要这么认为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在牛顿之后近200年出现的量子力学，开始形成化学的公理基础。但因为其计算量太大，因此在量子力学形成的初期这个工作依然极为困难，只能以薛定谔方程计算个位数的原子。再过了100多年，到现在，因为算力的增强、算法的改进、DFT(密度泛函理论)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以薛定谔方程为基础可以准确计算数以百万计的原子形成的材料体系性质，这在量子化学领域被称为“第一性原理计算”。从本质上说，这就是化学的公理化。可以计算的原子数量从10万到百万级，材料尺寸会从纳米进入微米级，逐步开始有实用价值。
顺便提一下，在第一性原理计算这个领域，中国学者，例如中科大的胡伟教授团队(他创立了合肥瀚海量子科技有限公司专业从事该业务)等处于世界上相对领先的地位。就在今年国庆节期间，我还有幸去合肥与胡伟教授就此进展进行过当面交流。
爱因斯坦晚年几乎将全部精力投入到统一场论中，终其一生却近乎毫无进展。但其后，统一场论逐步有阶段性的成果，尤其是中国学者扬振宁建立的杨-米尔斯场论，是目前在统一场论目标上最高的成就。统一场论的目标依然远不能称为已经完成，但再也无人认为爱因斯坦的设想全是错的。
爱因斯坦是量子力学的奠基人之一，但也是对哥本哈根解释最不能接受的人之一。他与哥本哈根学派的领导人波尔有长期的争论，提出过很多质疑量子力学哥本哈根学派解释的思想实验和理论建模，尤其包括EPR详谬，这是发现量子纠缠现象的源头。很多人在遇到相应的实验结果与爱因斯坦最初的设想不一样之后，总是说“爱因斯坦又错了”。但事情真的是如此简单吗?如果没有爱因斯坦的质疑，很多量子现象可能压根就没人想到会去尝试实验一下。——你以为他总是错，那只是因为你没他思考得那么深而已。
有任何人会因为牛顿和爱因斯坦晚年的努力方向不成功或对量子力学哥本哈根学派的解释质疑被否定，而对他们的伟大印象有丝毫减弱吗?没有吧!他们可能确实有很多想法是不对的，但你以为他们晚年一直在犯错，那只是因为他们凭借对科学最核心本质的深邃理解太过超前于时代，而你没有这样的眼光。
当年搞的三线建设，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这很不经济，太浪费钱，经济效益太低了。但今天面对与霸权国家的全面贸易战和沿海不能排除的战争可能性，人们才能理解当年这么做的远见是什么。并且，如果没有当年三线建设的底子，中西部与东部沿海过大的经济差距造成的内部矛盾很可能远比今天大得多。
站在过去的时间点上，有可能认为先让国家富强起来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但站在今天的历史时代来看，把中国这样的一个国家的经济、科技、军事搞起来真没原来想象得那么难。真正困难的是什么?如何在这个过程中避免早期工业化国家遇到的发展起来后就泡沫化、产业空心化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避免贫富分化及贪腐。这些问题的解决并不比化学的公理化容易，也绝对不会比建立统一场论更简单。虽然他可能并没有找到最终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但历史难倒不是已经充分证明，面对今天事实上出现的这类问题，还会以为当年老人家的担忧是多余的吗?
我们不要站在今天改革开放成果基础上就自以为得意，一定要清楚：今日改革开放的大势就是他们老一代人在1971年用小球转动大球开局的。我们甚至也不要以为那个小球是一个天赐的偶然机会，事实上在之前通过援越抗美把美国强逼到实在迫不得已才来讲道理的程度(毛泽东早就说过美国人不被逼到迫不得已的程度是不可能会讲道理的)，然后就通过各种方式向美国传递愿意交流的信号。
因美国内反对越战的浪潮风起云涌，尼克松于1969年开始分阶段撤军，同时大力扩充南越武装，使越战“越南化”。另外，他于1969年3月18日开始对设在柬埔寨境内的“北越避难所”实施秘密轰炸。4月20日，尼克松宣布在未来一年内从越南撤出15万兵力。这些信号明显传递出美军在越南已经打不下去，迫切需要找机会撤出战争泥潭。毛泽东等从中看出美国已经被逼得差不多、应该可以讲点道理了，就迅速抓住战机开始不断向美国传递出交流信号。
尤其是，就在标志性的1971年7月9日至11日基辛格第一次秘密访华前不到一年，1970年10月1日，建国21周年国庆，这并非是逢5逢10的大庆，却特地盛情邀请埃德加.斯诺夫妇来华，陪伴毛泽东左右(这本来是周恩来、朱德等其他中国主要国家领导人站的位置)一起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以这种中国人特有的方式主动向美国人民传递出强烈的友好信号。这张合影次日登在《人民日报》头版。见美国人还是看不懂中国人的含蓄语言，没完全反应过来。仅仅过了两个月，同年12月18日毛泽东紧接着再次接见斯诺，并对他以美国人听得懂的直来直去的语言方式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游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也行。总而言之，都行。”“我看我不会同他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以此向美国传递出中国愿意与美国交流的确定无疑的明确信号。这等同于直接对尼克松说你什么都别管，什么都别犹豫，你只管放心大胆地来中国就是了。
尼克松明确获知这一讯息后倍受鼓舞。1971年2月，他在美国国会作外交报告时说：“在今后一年里，我要仔细研究我们应当采取什么进一步的步骤，以创造美中人民之间扩大交往的机会，以及怎样消除实现这些机会的不必要的障碍。”并表示：“凡是我们能做到的，我们一定去做。”
所以，那个小球只不过是在这样的特殊战略环境下被抓住的特殊机会。如果没有这个小球，肯定还会有其他机会被抓住的。甚至于，当时中美乒乓球队能够在日本赛场内外积极主动地相互接触，是在两国媒体上已经不断地吹出明确的、强烈的暖风大背景下才有可能出现的行为。否则的话，如果双方还处于之前高度敌对的、冰冻关系状态的话，双方人员一见面就会很自然地唯恐避之不及，生怕惹祸上身，很可能就不会出现双方持续友好接触，最后美国乒乓球队能主动申请来华访问的事情。所以，这个小球带动大球的历史事件，是首先毛泽东等用大球的强烈暖风吹动了小球，小球又反过来带动大球的。不可能会有无缘无故从天上掉下来的好事情，只是在这种历史性的重大进程中，普通人能够有机会参与的、具有戏剧性的偶然花絮更加受人关注和津津乐道而已。
四、从一个结合、两个结合、三个结合、四个结合到五个结合
我们可能已经习惯了说反对教条主义，不能简单抄作业。但没有对比，可能就不会有准确的认知。看看现在卢旺达抄中国作业抄得有多成功、有多爽就会明白：如果能简单抄作业就可以解决95%以上的问题，那就先原原本本地抄了作业再说嘛，何必费事要自己去创新?就算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等把作业先抄完了，已经解决了95%以上的问题，再去解决最后剩下的5%极少量问题也不迟啊!
我们今天看到的只是结果，但放在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的历史条件下，才会理解那时中国人的选择有多么艰难。面对当时的列强，中国的一再惨败让中国大多数精英完全失去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心，已经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中国最聪明、最爱国的那一批人居然连中国的汉字都恨不能全给废了。
在成立中国共产党之前，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在1918年4月发起成立的新民学会，可以说是把能从世界上搜罗到的各种社会思想理论全都研究了一个遍，连今天看来完全不靠谱的、在西方社会也从来没进过大雅之堂的无政府主义、罗素主义等思想，都认认真真地研究讨论过。当时的中国一大批带着救亡图存强烈意愿的精英们可以说皓首穷经、殚精竭虑，把世界上但凡能找到得的社会思想全都仔细研究过了。如果抄作业真能解决问题，哪能不先抄过来再说啊?!
为什么最终选择马列主义?因为这是他们能找到的、可以与当时西方列强相对抗的、又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民本主义最为接近的一套西方社会理论，并且已经在苏联获得了成功。因为有了这一套科学的理论，可以使中国一大批社会精英拥有了强大的、可以不依赖传统人身依附、同乡血缘、金钱赎买等稳定团结在一起的信念，因此才能使中国革命一次又一次从近乎毁灭性的灾难中脱离出来。比如张国焘在最为危难的长征时期的分裂和另立中央，湘江之战惨败后红军近乎崩溃等等危难时刻，中国共产党因为有一个统一的理论信仰，所以可以不受任何个人、甚至最高领导人个人错误的根本左右而可以凤凰涅槃，从谷底重生。
纵观世界的历史，但凡一个军队的最高领导人犯下大错，基本上就是全军覆灭这一个结果。但中共的历史却是非常奇特的，中共从成立时的一大直到六大，最高领导人从陈独秀到博古，即使他们本人本性上都是坚强的革命者，却几乎都存在各种各样颠覆性的缺陷。但中共居然一直艰难地生存下来了，直到毛泽东从当时中共的边缘人物被确立为第一代成熟的领导核心。很显然，如果没有一个超越任何个人的理论作为最高信念，每一个最高领导人的任何错误都可能会成为招致毁灭性结局的大坎。
更重要的是，其理念本身的面向低层社会大众的性质，使中国共产党可以团结最大多数的中国底层社会大众，这是其一旦进入稳定发展阶段，实力便爆炸性增长的核心动力和源泉。
马列主义理论的以上这两个历史功绩无论如何评价都是不为过的。
一个结合。以上这么说是否意味着马列就能直接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很遗憾，同样不是。因为这套理论与中国社会实际虽然相对最接近，但依然还是有距离的。为什么要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这意味着的就是马列并不是中国实践的完善和直接反映，不是直接拿来就可以用的。所以在七大党章中明确马列理论地位的同时，也提到“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批判地接收中国的与外国的历史遗产，反对任何唯心主义的或机械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简单地把马列和苏联模式直接以抄作业方式直接拿过来，一再地使我们遭受惨烈至极的损失。毛泽东在写下《寻乌调查》后又写了《反对本本主义》，就是要对这种简单照抄的问题给出的强烈提醒。
所以，我们过去一直特别关注的是一个结合：马列与中国具体实践的结合。
两个结合。因为从五四运动后一直是在反思中国自身的传统文化存在的问题，所以之前很少意识到，毛泽东思想从一开始就是中华传统文化与马列的结合。我的朋友，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中国文明和中国道路专业委员会主任谢茂松教授刚刚出版了一本新书《天下文明何以可能》，从三千多年中华传统文化建造的历史视角来看待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社会。该书把今天的中国社会称为“第三次伟大创造”，前两次分别为第一次的西周分封制，与第二次的秦汉郡县制。
这个“第三次伟大创造”在毛泽东那里就已经有了很深的积淀。党的使命从起点上就包含文明重建，“第三次伟大创制”在建党初期已有精神胚胎。毛泽东在湖南长沙师范时学的专业是文史哲，他在接触马列理论之前很早，从小就深受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教育的熏染，终其一生阅读最多的书，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籍。只是因为中华传统文化之前一直是处于被反思，甚至被批判的境地，从五四运动、建国后反四旧、改革开放后近乎反思一切中国传统，直到习近平总书记出人意料地提出文化自信，中国社会才慢慢冷静下来重新审视自己的传统。所以，这时我们才会很清晰地看到，毛泽东思想从一开始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列的结合。当然，这里一定要请大家注意一下，这里面有一个定语：是“优秀”，一定要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是说把以前的反思全部推翻，重新搞复辟说以前中国古代传统的一切都是对的，甚至是可以包容今天及未来一切科技和文明发展的、没有任何错误的经典。这就是“两个结合”的问题。
三个结合：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是全面地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的文明成果，尤其是美国的社会治理、管理、法律、经济学等，甚至已经达到在实际工作中，西方社会学与经济学的影响逐步占据主导地位的程度。这就出现在两个结合基础上，如何进一步实现与西方社会学、管理学与经济学结合的问题。如果西方社会这一套理论没有任何问题，那事情就很简单，直接抄作业就是了。但问题远不是这样，他们存在很多本质上的问题，这就是必须要结合的原因所在——中西马结合问题。
四个结合：我们过去一直把毛泽东思想看作是一个政治和社会领域的理论，极少关注到一个最为重要的事实——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中华传统的认识世界的格物致知、实事求是思想，与现代科学的实验与测量传统的结合。这个特点的重要性在过去被极大地低估和弱化了。当年陈独秀倡导的两个先生：德先生与赛先生，大多数人只是当好听的歌在唱，但只有毛泽东等极少数人是真的理解，并且把它当作认识世界的基本方法亲身去实践。他在长沙师范期间就是以社会测量的思想去践行“社会调查”的认识世界的科学方法。这一点之所以极为重要，是因为只有确立这一点，才会理解为什么毛泽东思想是高于马列理论的关键性质。毛泽东思想与后来不断创新的中共核心理论，大多并非关注于具体的社会体制和方法，而是关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基本原则和标准。检验真理的标准、建设社会的根本目的、建设与环境的关系等等，所有这些都不是描述具体的社会体制和解决特定问题的方法、模式、模型，而是如何获得正确的方法、模式、模型，如何检验这些认识和方法的更基础、更高一层的标准、原则。这些原则、标准、规范与现代科学的原则、标准和规范是完全一致的。调查报告和相关文章，是毛泽东一生最热心投入、最偏爱的作品。这些并不是组织交给他的任务，而完全是他个人科学上的自觉，这是极为难得的特质。他所最积极倡导的实践与“调查研究”方法，并不是只适用于某一个学科领域，而是一切领域的最基本的科学方法。他是将现代科学的实验与测量工具，一次性地推广到一切认知领域。
正是毛泽东，赋予了中国共产党一个独有的特质：其远不止是一个政治的团队，而是逐步成长为一个科学的团体。在定期举行的中央领导集体学习班上，中国领导人如饥似渴地学习当今出现的一切领先科技与其他领域的知识。这是全球其他国家、尤其西方国家的政党望尘莫及的关键所在，也是曾经的苏联共产党望尘莫及的关键所在。无论是计算机、互联网还是现在的人工智能，中国都远远比其他国家市场上的企业更迅速地将其纳入自己治理社会的能力集之中，并最迅速地积极推动中国相关企业全力发展。
西方经济学家只是在抽象地谈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但政府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难道仅仅取决于制度，而不是在根本上取决于其能力吗?你都不是一个科学的团体，哪里能知道如何去治理今天高度科技化的人类社会?
正因为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使其在全球科学界不乏拥趸，也使今日中国有潜力在一切领域迅速获得正确的认知，并能作出科学的反应。因此，毛泽东思想从一开始就是现代科学基本的实验与测量思想标准，与马列主义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西方优秀社会思想的结合。
五个结合：今天我们要走向新的时代，构建自主的知识体系，需要重新对中外一切人类优秀文明进行集大成的工作。在做这个工作之前，需要充分理解到的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逐步形成了自己一套独立的最优秀、最先进、最科学的思想体系。需要确立这一套思想体系的最高普遍理论地位，并且在此基础上将马列主义理论，现代科学的实验与测量标准与数学逻辑标准，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全人类优秀文明成就尤其西方发达国家的优秀文明成就在逻辑上打通，结合为一体。进行这个认识的原因在于：
确立以毛泽东思想为起点的中国共产党独创思想的最高地位，首要的理由是他不仅在逻辑上符合现代科学的基本标准和原则，符合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思想，而且也符合马列主义的基本思想方法。这个在逻辑上非常自然，只有这样的认知才是最准确的，这是不可否认的科学事实。这一条非常关键。并不是我们单纯地要在政治上要抬升中国共产党独创的这套思想体系的地位，正相反，是过去出于政治的需要人为将这套思想理论体系压低了至少两个层级。我们只是纯粹从学理上、逻辑上、科学上恢复其本来应有的客观面目。
苏联老大哥在40年多前已经解体，我们今天在理论体系上作任何调整不再有国际上的任何压力和包袱。
有了自己的理论核心，在政治上就可保证最为稳定和自然地过渡。这完全是内部消化，也没有去否定任何一方，不会引起任何动荡。将中共自己独创的思想体系确立为最高的、最普遍的思想理论，这个在政治上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必要性。五个结合，是以中国共产党自创的、独立的思想体系为核心和最普遍原理基础上的集大成。这套思想体系是总部，是全局，其他都是分部，是次一层的。五个结合是一带四的结合关系。这个关系和地位的调整对创建自主知识体系是极为关键和必须的。因为之前认为马列是最高的总部，是全局，是最普遍的理论，中国共产党创造的任何思想理论都只能是结合中国具体实践的产物，只能是局部，但明摆着现实大量问题单纯用马列理论又解决不了，如果不作定位上的调整，这个理论上的困局根本无解。因此，这个关系不理顺，理论创新的问题就无从谈起。理顺了这个关系，两个套在中国人头上的紧箍咒就全解除了。我们才能坦然地、客观地、科学地、自信地按照一切事物的本质和本来面目来讨论一切理论问题。
巨大的、无穷的理论创新空间。如果我们真正理解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共独创的思想理论体系就会明白，当其作为最高的、最普遍的理论标准和原则之后，其提供的理论创新空间近乎于是无穷无尽的。毛泽东思想并不是限定具体的制度模式，不是限定只能打游击战，而是给出认识世界的调查研究、也就是社会测量的基本科学方法，是为人民服务的根本目的。邓小平理论不仅没有限定是利用市场的力量还是政府的力量，而是给出三个有利于的终极目的，将为人民服务的根本目的更为细化，是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是试验测试的标准工程方法。无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还是科学发展观，都没限定任何具体的制度、工程技术。这留给理论家和学术界的理论创新空间有多么巨大啊!巨大到无穷无尽，看明白了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个巨大的飞跃，因为是将此前这套独创的思想理论体系和70多年来的建国实践经验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将这些最普遍的原理、最基本的标准、在这些普遍原理和标准指导下总结的具体成功方法细化到了各个领域。如果互联网能提升为人民服务的效率，互联网就是社会主义;如果人工智能可以实现三个有利于，人工智能就是社会主义;如果量子计算可以实现三个代表，量子计算就是社会主义;如果太阳能、纯电动车、钍基熔盐堆可以实现科学发展，太阳能、纯电动车、钍基熔盐堆就是社会主义;如果人工智能安防摄像头能更有效实现社会调查和社会测量，人工智能安防摄像头就是社会主义......这个理论创新的空间即无穷无尽，又具备可信的、可靠的、科学的标准和规范。
为坚持党的领导提供逻辑的、科学的完善证明和支撑。坚持党的领导是我们政治上最重要的原则，而这个原则在过去是以历史经验的方式来提供支撑的。但将中国共产党独创的思想理论体系客观地确立在人类文明最高层次的标准、最普遍原理、最高规范的定位之后，坚持党的领导就会获得全面的科学与逻辑的坚实证明与支持。坚持党的领导，就是坚持人类文明的最高原则、最科学标准、最普遍原理。因为未来这种证明不仅是要说给中国人听，也是要说给全世界所有人听的。而这种证明与西方源自柏图的《理想国》社会思想是高度一致的。柏拉图认为最理想的统治者应当是哲学王，也就是具备最好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能力的人。美式的大选显然选不出这样的人，不仅如此，以鼓励一切不理性和吸引眼球的方式去拉选票，只会最大程度地干扰选择出具备这种能力的人。更进一步，这样的能力不完全是选择出来，而是培养出来的。只有以中国共产党创立的这套思想体系培养出来的人，才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可能确保具备符合柏拉图《理想国》里统治者的理性、德性和智慧。《理想国》在西方世界的思想理论源头地位，不亚于中国的《周易》《道德经》与《论语》。五个结合，是《 周易》《论语》《道德经》与《理想国》的统一。只有这样的定位和证明，才有可能在全世界范围内，从思想源头和理论上彻底压倒华盛顿共识和所有西方的所谓“普世价值观”。仅仅以源自近代西方思想流派之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显然远远不可能获得强大到这种程度的理论自信。
五、以一带四方式实现以五个结合为基础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五个结合是非常重要的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和前提。因为如果没有一个最高理论核心，一旦提出说可以自由地进行理论创新，最容易出现的就一大群“跪族”，只不过各自选择跪的知识体系不同而已。无论跪在其他四个知识体系的任何一个面前都是不正确的，即使是简单地跪在中国老祖宗面前也是错误的。
我们今天理论创新最宝贵的财富和基础，就是中国共产党独创的思想体系，从毛泽东思想确立的一开始，就具备了四个结合的特质。以一带四的五个结合方式创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在政治上、逻辑上都会提供无穷无尽、又可信规范的理论创新空间，中国的理论创新局面必然很快就会焕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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