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篇文章中，笔者从“五胡乱华”“五胡入华”“五胡兴华”这三个颇有争议的历史称谓出发，讨论了我国的民族史观以及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最后又借助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尝试解释中华民族作为一种现代共同体认同，是如何在历史发展与现代国家建设中逐渐形成的，但上一篇文章所讨论的内容，大体还是集中在历史叙事与民族认同本身，标题中的“社会主义”并没有完全体现，而我们的文章下篇，将把重点放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实践之中，并进一步挖掘民族问题之复杂性。
对于社会主义而言，民族问题实际上存在一个颇为特殊之矛盾，一方面社会主义强调民族平等，反对民族压迫，承认不同民族在文化、语言和历史上的差异，但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又试图超越民族之间的狭隘边界，使不同民族的劳动群众在共同的社会生产与政治生活之中，形成新的团结关系，那么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社会主义究竟应该承认并保留民族之间的差异，还是应该通过社会主义建设逐渐消除这些差异?之前笔者的文章有谈过卢森堡与列宁的分歧卢森堡与列宁之争：民族应该何去何从?，其中分歧之一就在于民族究竟属于什么?卢森堡认为民族是一种政治观念，而非历史实体，可以说是整个马克思主义传统里，最反民族主义的一支。
罗莎卢森堡
但卢森堡并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实践她的民族政策，所以我们只能把重点放在另外两位社会主义兄弟身上---苏联的列宁与南斯拉夫的铁托。
按照时间顺序，我们先介绍列宁，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欧洲，民族问题已经成为社会主义运动无法回避之重点议题，特别是对于沙皇俄国而言，其统治范围内存在大量具有不同语言、文化、历史传统的民族，民族压迫与阶级压迫互相交织，构成了俄国革命面前的巨大现实社会矛盾，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列宁提出了民族自决的主张，强调被压迫民族有权决定自身的未来命运，但列宁所追求的最终目标仍然是不同民族无产阶级之间的大联合，所以在他看来承认民族分离的权利，是基于使民族之间的联合建立在平等和自愿之上，听上去或许有些绕，但我们代入到沙皇俄国的历史背景中，就不难理解了。
对于一个长期受到民族压迫的群体而言，如果一个自称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政党，还要求他们继续无条件服从原有国家的政治统治，那么所谓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又与旧的民族压迫存在什么本质区别呢?所以说列宁的民族自决理论首先是反对民族压迫的政治原则，而非简单的孤立民族分裂，各自分家。
那么这套理论延续到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又会遇到新的问题，原本受到压迫的不同民族开始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民族自决权应该如何在新的国家制度中得到体现?如果继续承认民族分离的权利，那么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统一性应该如何得到保障?但不承认民族分离的权利，是否会产生新的民族压迫?这些问题在理论上并不容易解决，而苏联的建立，则是一试图解决此矛盾的历史实践。
列宁与斯大林
1922年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正式成立，与我们所熟悉的共和国制度不同，苏联并非是一个单一制国家，它内部是由多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组成的联邦的国家，今日的俄罗斯从严格意义上并不能说他是过去的苏联，只能说他是苏联的一员，即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在苏联的制度设计之中，不同民族不仅能在文化、语言等方面获得一定程度的制度保障，部分民族还拥有以自身民族名称建立的加盟共和国，例如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等等，这里笔者不得不提到一句，苏联的制度可以说视为苏联的解体提供了非常完美的土壤......而且苏联宪法长期保留了加盟共和国退出联盟的权利，1977年苏联宪法第72条仍然明确承认这一原则，与此同时苏联还在不同历史时期推行民族干部培养、民族语言教育以及民族文化发展等政策，特别是在建国初期的本土化政策之中，曾经试图通过发展非俄罗斯民族的政治文化生活，改变沙皇时代遗留的民族不平等关系。
从反对民族压迫的角度来看，这些政策确实具有历史进步意义，也就是尊重各民族的自身权利，但苏联一方面试图通过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超越具体民族的共同政治认同，另一方面又通过国家制度不断强化不同民族作为政治主体的身份，结果就是各加盟国的群众，相比于称呼自己是“苏联人”更愿意称呼自己是“乌克兰人”“格鲁吉亚人”“乌兹别克人”.....这种矛盾所带来的后果在苏联建立初期未必会立即显现。
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农民集体活动
当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一定成就、中央政治权威相对稳定的条件下，不同加盟共和国之间还能通过共同的经济计划、政治组织与社会制度维持紧密联系，但苏联后期，随着经济增长的放缓与政治改革引发的权力结构变化，还有不同加盟国政治精英之间的利益竞争，原本存在于国家制度中的民族身份逐渐被实体化，特别是当中央权威开始衰退的时候，加盟共和国既有的行政边界、政治机构、民族认同，都能成为召唤“民族实体”的重要力量，最终...1991年苏联四分五裂。
苏联的解体在国际的研究之中，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是一种非常偶然的事件，苏联解体是大概率的，但苏联在1991年解体而且各国的苏维埃完全崩溃则是非常小概率事件，对于美苏冷战这个历史事件来说，笔者很喜欢这一判断：美国并非胜利者，而是冷战的幸存者。
然后让我们的视线从“老大哥”转向那个巴尔干半岛的“修正主义”的社会主义兄弟，写到这刚好提一句，我国和南斯拉夫的关系可谓是相爱相杀，从五十年代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被批判为现代修正主义，到六十年代的批判高潮，再到七十年代共同作为批判苏联霸权主义的战友，以及改开后的重新评价，这一串历史相当有趣，如果读者朋友们感兴趣的话，笔者可开一个小系列讲讲，不过就算没人感兴趣，笔者可能依然会开个小系列讲讲(
话回文章正题，如果说苏联的民族政策具有浓厚的列宁主义传统，那么南斯拉夫的历史则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社会主义民族政策的实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共产党游击队，在反法西斯斗争中逐渐建立起跨民族的政治联盟，战后又建立了巴尔干半岛上的社会主义联邦国家，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马其顿人、黑山人、穆斯林族等群体之间，不仅存在不同的语言文化传统，还有着复杂的宗教背景与历史记忆，而且在二战期间，不同民族主义武装之间发生过极为残酷的暴力冲突，故巴尔干半岛被称之为欧洲火药桶。
所以对于战后的南斯拉夫而言，如何使这些具有不同历史记忆的民族重新生活在同一个国家之中，本身就是一个极为困难的问题，但接手这个问题的是坚不可摧的铁托。
1941年，铁托面对着一个几乎不可能获胜的战场，德国及其轴心国盟友入侵南斯拉夫，仅仅十一天之后南斯拉夫王国宣布投降，铁托所面对的不仅是纳粹德国，还有一个由外国占领军、法西斯傀儡政府以及本土民族主义武装组成的复杂敌对体系，1943年德军及其盟友的大规模围剿两次几乎毁灭游击队，但在压倒性火力与兵力优势面前，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游击队仍然维持组织，并且保存了指挥体系并继续作战，并在混乱之中建立起了跨民族基础的强大抵抗力量，最终成为了国家解放与重建的核心政治力量，在社会主义南斯拉夫建立之后，1948年南斯拉夫与苏联因为国家主权、巴尔干政策的问题上，与斯大林发生严重冲突，铁托在此期间坚定保持了国家自主的基本原则，成为了南斯拉夫独立的维护者。
1943年苏捷斯卡战役期间的铁托
在拥有了极高的个人威望与魅力的基础下，铁托提出了“各民族兄弟情谊和团结”，强调不同民族之间的平等与团结，并试图通过共同的反法西斯斗争记忆、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工人自治制度，建立超越民族差异的政治认同，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与我们前文讨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存在一定的可比性，二者都试图在承认不同民族存在的基础上，形成一种更高层次的共同身份，不过南斯拉夫的国家制度与我国存在着根本区别。
由于南斯拉夫国内的民族矛盾激烈，而且有一点非常重要，南斯拉夫国内不存在一个占比全国人口超50%的主体民族，塞尔维亚人虽然是南斯拉夫最大的单一民族，但在1981年也只占36.3%，而1974年的宪法进一步强化了各共和国与自治省在联邦政治中的复杂地位，使南斯拉夫形成了高度复杂的权力分配结构，这种制度安排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不同民族与地区的政治参与，但同时也使联邦中央的协调能力受到诸多制度性限制，随着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南斯拉夫的经济问题显现，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债务危机、失业与通货膨胀等问题开始不断加剧社会内部矛盾，然而各民族人民还是能团结在那个钢铁领袖身边，南斯拉夫依然能保持一个主体存在。
但1980年铁托去世，此后联邦政治秩序不断陷入危机，南斯拉夫内部的民族主义力量逐渐壮大，最终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走向解体，并且伴随着严重的战争与人道主义灾难......
讲完苏联与南斯拉夫，让我们回到国内吧，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央最终没有选择以民族加盟国组成联邦国家的制度，而是在统一国家的框架之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这一制度选择具有历史背景之考虑，我国虽然存在着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但长期以来的政治整合、人口迁徙与经济交流，使不同民族之间形成了广泛而复杂的社会联系，特别是许多地区呈现不同民族交错居住的情况，所以很难简单按照民族身份划分出彼此完全独立的政治空间。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各民族代表合影
而且中国近代经历的帝国主义侵略、国家分裂危机与民族解放运动，也使维护国家统一成为了我国现代国家建设中的重要政治目标，这一点在我国国旗的选择上也有体现，有一面旗帜候选因为国旗中间出现了一条黄线,虽然是作为黄河的象征，但因为感觉有分裂之意味，所以最后未能使用。
所以从制度结构上看，这与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制度存在着明显差别，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并没有赋予民族自治地方独立的国家主权，而是在统一国家框架内，通过自治机关与相关制度保障民族地区的自治权利，那么既然我们承认不同民族之间存在着差异，并且通过民族区域与民族身份对这些差异予以确认，那么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这些民族身份有应该如何与共同的国家认同相协调呢?
这个时候“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渐成为民族工作的重要概念，特别是近年来，官方民族政策越来越强调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以及中华民族作为整体的共同历史与共同政治认同，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也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进一步纳入法律制度之中，从这一系列政策来看，我们可以观察到我国的民族政策在强调民族平等与差异性之外，越来越突出其共同性。
文章写到这里，笔者认为是时候可以讨论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了，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民族认同与阶级认同应该处于什么样的关系?我们都知道马克思主义强调阶级关系在理解社会结构与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更是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理论传统，但与此同时的社会主义革命，又总是发生在民族解放与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历史背景之中，那么如此就会出现一个看似矛盾之现象。
社会主义革命一方面强调超越民族界限的无产阶级团结，而另一方面又常常需要通过民族独立与国家解放来实现自身的政治目标，对于我国来说，这种关系尤为明显，近代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与社会革命之间的历史关系相当紧密，反对外来侵略与民族独立以及改变旧有社会关系、实现劳动群众的政治解放并非两个完全独立的历史过程，但当民族解放已经实现，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后，民族认同与阶级认同之间的关系应该如何理解?
笔者认为这个问题并不应该二选一，因为民族身份与阶级身份本不是处于同一个层次上的社会关系，民族认同涉及历史、文化、政治归属等多方面因素，而阶级关系则主要与社会生产、生产资料所有制、劳动关系有关，一个人完全可以同时拥有民族身份、国家公民身份与阶级身份，而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它们之间发生矛盾后，应该如何去理解和解决。
例如不同民族的劳动者之间出现经济利益冲突之时，这种冲突是民族矛盾还是原本存在于社会生产与资源分配中的矛盾，只不过被民族身份所重新组织和表达了，反过来说如果某些民族群体在教育和就业中长期面临特殊困难，那么我们又是否能够仅仅以他们与其他劳动者具有共同的阶级身份为理由，忽视这些困难所具有的民族与历史背景?显然不行，毕竟阶级平等不意味着民族差异自动消失，民族平等也并非意味着不同民族内部的阶级差异也同样解决了。
社会主义所追求的共同体，不能只是让不同民族的劳动群众相信彼此属于同一个整体，这个共同体更需要使他们能够在现实的社会生产与政治生活之中，真正建立起平等与团结的关系，如果共同体只存在于历史叙事之中，而无法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得到体现，那么这种共同体终究是不完整的，从列宁的民族自决理论，到苏联的民族联邦，再到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自治实践，以及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对于民族问题的探索已经持续了一个多世纪，一百多年的筚路蓝缕仍未结束.....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