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张我军全集》
2012-11-25
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开拓者张我军先生的全集的出版，是文艺界的一大盛举。这不仅将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台湾文学研究、大陆与台湾文学关系研究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也有助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重新审视“新文学”的价值与意义，重新审视中国文学的源流，重新认识张我军先生在文学史上的重要作用。
台湾的“新文学运动”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受到中国大陆新文学的巨大影响，但是与大陆不同的是，当时的台湾仍处于日本的殖民统治之下，思想文化受到钳制，台湾在文化上也处于边远之地，保守力量处于统治性的地位。在这样的情况下，张我军先生一方面介绍陈独秀、胡适等人新文学的主张，一方面自己撰写了大量文章，大力提倡“新文学”，在台湾文学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认为台湾文学属于中国文学的一部分，这在处于殖民统治的台湾无疑是冒着巨大危险的;二是认为旧文学不能代表中国文学，只有“新文学”才代表着中国文学未来发展的潮流。这两个紧密相连的坚定立场是张我军先生文学观点的根基，也构成了台湾文学近百年发展的基本路向。在今天我们很容易将这一路向视为理所当然的，但回到当时的具体语境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立场是在与不同的社会文艺思潮斗争中产生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将张我军先生视为台湾新文学的“开拓者”。
张我军先生不仅宣传新文学的主张，而且自己也创作了大量新文学作品。在《张我军全集》中，我们可以看到，张我军先生早年的旧体诗已经颇为成熟，但是他为了更自由地表达，开始创作新诗与白话小说。在新诗中，张我军先生主要描述了青年的苦闷、对自由恋爱的向往，以及对故乡的思念之情。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对自由恋爱的追求，在《沉寂》、《对月狂歌》、《无情的雨》、《游中央公园杂诗》、《烦闷》、《前途》、《我愿》、《危难的前途》、《乱都之恋》、《哥德又来勾引我的苦恼》等诗中，他反复咏叹着这一主题。对自由恋爱的表达与追求，在当时保守的社会语境中是大胆的，但他不仅勇于表达，而且他的诗在当时的白话诗中也是优秀的。或许更重要的是，张我军先生收获了爱情，他与罗心乡女士冲破重重阻碍，以爱情的力量战胜了世俗的偏见，最终结合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幸福的家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张我军先生对“新文学”的追求，对民主、自由等价值观念的崇奉，不仅表现在他的理论与创作中，而且贯彻到了他的生活中。
张我军先生的小说，则更加关注现实世界，关注底层生活。《买彩票》通过一位底层青年与两位富家子弟读书生活的对比，让我们看到了社会的不公，以及以彩票改变生活的虚妄。小说《诱惑》描述了一个底层青年在精英阶层的生活中所遭遇的尴尬、困惑与内心矛盾，“为什么许多人，左一个右一个地带着女性，在于生活上不发生问题，而自己仅仅闻了几个钟头的香气……就于生活上发生问题?难道我就天生不配享异性之乐吗?想来想去，还是家里三四口人在带累我!”在这里，小说的主人公在与精英阶层的对比中，更加清醒地意识到了自己的社会处境。《元旦的一场小风波》写的是童年的“我”与祖母的故事，散文式的笔法让小说亲切自然，氤氲着一种淡淡的乡愁。《白太太的哀史》讲述的是一位女性的命运悲剧，白太太是一位日本女子，白先生在娶她之前百般殷勤，娶她回国之后却逛窑子、打牌、吃酒，根本不将她放在心上，后来白太太才知道他在四川老家还娶了妻子，而且儿子已长大娶了媳妇，白太太后来抑郁而亡。《八丁大人的手记》描述生于鹿儿岛佃农家庭的“我”被招聘为警员的故事，这篇小说没有展开。但从作者对“八丁大人”与白太太的关注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所同情的是底层社会的小人物，这一同情已经突破了国别的界限，甚至是对殖民国家底层人物的同情，这显示出作者并没有被狭隘的民族主义限制，而是在同情底层的立场上有一种宽广的国际视野，即使在今天，这样的作品也是颇为独特的。
将目光始终对准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关心他们的现实生活与喜怒哀乐，这不仅是张我军先生小说的独特之处，也是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的优秀传统。正是这一文学传统使大陆与台湾虽然暌违近四十年，但内部的血脉是相通的。从张我军到陈映真，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传统在台湾的薪火相传，而在大陆，从鲁迅、茅盾到新世纪的“底层文学”，在近一百年的文学脉络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传统的延续。在这个意义上，《张我军全集》的出版，不仅对文学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也将会让我们重温“新文学”对民主、科学与自由的追求，对底层社会“小人物”的关切，从而对当前中国文学的发展发挥积极的作用，对大陆文学与台湾文学的交流发挥积极的作用，也让我们从一个新的视角审视历史，关注现实，从而去开创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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