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形成
《西游记》是我国古代人民群众集体创作和作家创作相结合的成果。小说里面许多故事都是来源于民间流行的神话传说。就拿唐僧取经来说，这本来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唐贞观年间(公元627-649年)，僧人玄奘为了弄清佛经教义，决心到天竺(古印度)取经。他前后花了17年时间，来往走了几万里路，终于取得600多部梵文(古印度文字)佛经回到长安。之后，他奉旨主持佛经的翻译工作，并口述西行见闻，由他的门徒辩机写成《大唐西域记》，介绍西域诸国的佛教遗迹兼及土地出产、风俗人情等状况。后来他的门徒慧立、彦悰又写了《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着重记述他西域取经的详细经历。这两部书虽写真人真事，但因一是佛教发源地的见闻，一是佛教徒的传记，所以都有神异的色彩，《西域记》里面更是记述了许多宗教传闻和佛经里面的故事。所以取经故事流传到了民间，就逐渐离开了史实而有了越来越多的神异的内容。
到了宋代，关于取经的故事已经在民间广泛流传，说话人基至已把它作为说话的专题。现存《大唐三藏取经诗话》 便是南宋时候说话人使用的话本。它已经不像《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那样记述历史人物和事件，而是写猴行者化身为白衣秀士，保护唐僧西行取经，沿途降妖伏怪的故事。这个话本故事情节很粗略，艺术想象力和文字比起后来的《西游记》来差得很远。但它首先把取经故事引入文艺创作，同时又开始把故事的主角由玄奘转为猴行者。书里的猴行者和深沙神，显然就是后来《西游记》里孙悟空和沙和尚这两个形象的影子。
到了元代，西游取经故事有了很大发展。根据已发现的材料推断，元代至明代初年已经有比《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更为成熟的《西游记》话本小说。可惜我们已见不到当时《西游记》话本的全貌，只在明代永乐年间(公元1403-1424 年)编纂的《永乐大典》里面，发现有一段题为《魏征梦斩泾河龙》的文字，约1200多字，所引书籍题为《西游记》。这段文字相当于现在百回本《西游记》第十回“老龙王拙计犯天条，魏丞相遗书托冥吏”的前半部分。此外在一部朝鲜古代的汉语教科书《朴通事谚解》中曾多次引用到一部题为《唐三藏西游记》的平话。虽然《朴通事谚解》所引述的有关文字并不是那部话本的原文，而是经过转述者简化过的，但从中我们可以知道那部话本已经写到了大闹天宫、车迟国斗圣以及黄风怪、蜘蛛精、红孩儿、火焰山、女人国等许多故事。西游取经故事很早就在舞台搬演。金院本中有《唐三藏》，元杂剧有吴昌龄的《唐三藏西天取经》，但均已失传。元末明初人杨景贤的《西游记》杂剧还在。这个剧本有唐僧出世的故事，没有梦斩泾河龙和太宗入冥的故事。孙悟空是此剧的主角，但“神通”远不如后来《西游记》所写的那样，整个形象跟吴承恩笔下的孙悟的形象有本质的区别。
自唐代玄奘取经的历史事件以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大唐西域记》这些书籍出现以后，宋、元至明初几百年间关于取经故事的民间口头传说以及话本小说和杂剧，使西游取经故事通过不同的途径和文艺形式得到不断的发展。在长期的故事流传过程中，人民群众也把他们对于封建统治阶级、封建社会的认识和批判，对于封建地主阶级的反抗和斗争，乃至他们征服自然力的理想和愿望注入了取经故事，不断地改造和丰富原有故事的情节内容，赋予它强烈的社会意义。吴承恩的《西游记》不仅直接继承了有关取经故事的民间文学的题材，而且也从中吸取了丰富的思想养料，使这部神话小说具有深刻的社会内容。譬如前七回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以及他对天宫、地府的统治者的造反行动和斗争的勇气、信心和力量，实质上是当时劳动人民反抗封建统阶级的斗争在艺术想象上的曲折的反映，其中渗透着人民群众对黑暗的封建社会的革命批判和他们的思想愿望。
关于小说作者
可以说，没有此前关于《西游记》的民间文学，就没有吴承恩的《西游记》。当然前者是比较简单、比较粗糙的东西，在过去这个基础上来一个集大成的再创作，写出一部规模更加巨大、艺术更加成熟、内容更加丰富的古代神话小说，这就是作家吴承恩的贡献了。吴承恩是淮安府山阳县(今江苏淮安)人。他生活在明代中叶(公元1500年至1582年间)，出生在一个由文职小官僚而论落为小商人的家庭。他父亲是个不善经营的小商人，他极好读书，常遭官府吏胥敲诈，对社会现实颇为不满。关于吴承恩，他早年在科举场上很不得志，直到四十多岁才得了个“岁贡生”。由于科场失意，境遇不好，生活贫困，他曾遭到那些势利之徒的笑骂。这种种遭遇使他加深了对封建官场、科场的腐败以及社会上的炎凉世态的认识和愤慨。他为人性格比较强，不肯阿谀逢迎。直到六十多岁时勉强去作长兴县丞，但不久就“耻折腰(弯腰折背地拜迎官长权贵)，遂拂袖而归”。晚年放浪诗酒，从事文艺创作，《西游记》是晚年写成的。他的创作很多，但因贫老无子，遗稿很多散失。现存作品除《西游记》外，还有后人辑集的《射阳先生存稿》四卷。
吴承恩虽然在科举场上很不得意，对社会现实有所不满，但他的思想基本上还是封建传统的儒家思想，主张行“王道”以巩固封建制度。这从《射阳先生存稿》里面的许多诗文书信可以得到说明。譬如该书的第一篇作品明堂赋》，就是一篇为封建统治者歌功颂德的典型作品。他吹捧明世宗嘉靖是什么“崇功伟烈”的天子，说他的统治是什么“顺人望，承天心”，“纳黎元于化日，合上下于和气”，等等。这当然绝不是当时的现实!只不过是吴承恩幻想明王朝能够实现所谓“王道”“德治”而已。他的其它不少诗歌和散文也流露着浓厚的封建意识。但由于小商人家庭的社会地位以及在科举道路上受到的挫折，又使他对当时的黑暗现实有所认识。当时政治极为腐败，所以当吴承恩实际地观察现实的时候，他一方面能揭露批判当时黑暗丑恶的社会现象，另一方面却仍抱着对封建统治者的改良幻想。
他在长诗《二郎搜山图歌》中充分地表明了他的社会见解和政治抱负。吴承恩在这首诗里赞美了画家高超的艺术技巧，同时借题发挥，抒写了他对明代社会的看法和自己的理想:“民灾翻出衣冠中，不为猿鹤为沙虫。坐观宋室用五鬼，不见虞廷诛四凶。野夫有怀多感激，抚事临风三叹息。胸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恨无力。救月有矢救日弓，世间岂谓无英雄?谁能为我致麟凤，长令万年保合清宁功。”简言之，他认为“民灾”之所以形成，社会丑恶现象之所以存在，只是由于皇帝用人不善，豺狠当道，权奸误国，所以他想“致麟凤”，行“王道”，维护封建制度的“万年”基业，然而怀才不遇，壮志未酬，只能空怀慷慨，抚事临风叹息。吴承恩在现实社会中的政治理想不能实现，对于当时那些“五鬼”“四凶”,“欲起平之恨无力”，于是就在民间传说创作的基础上创作出《西游记》这部小说，在民间已经流传的孙悟空这个神话人物身上寄托了他的政治理想，并且传助这个神话英雄手里的那支威力无比的金箍棒来代替自己胸中的“斩邪刀”去“替天行道”。
吴承恩自幼喜欢野言稗史，熟悉古代神话传说和民间传闻。他曾写了一部志怪小说《禹鼎志》，并说:“虽然吾书名为志怪，盖不专明鬼，时纪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寓焉。” 这告诉我们，他那些志怪小说、神话小说，写的虽是神仙鬼怪，其实他着意的还是在于“人间”。这些创作是幻想的形式，现实的内容，其中是寄寓着作者对社会现实的评论和批判的。但是如上所述，吴承恩虽然对封建社会进行了某种揭露批判，但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否定封建社会制度本身。他的作品只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些认识封建社会历史的材料，但他用以进行批判的思想武器却是封建传统的儒家思想，批判的出发点又是为了更有效地维护封建社会制度。这就说明，吴承恩的思想跟我们今天不仅存在着遥远的时代距离;而且存在着严格的阶级界限，需要我们进行分析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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