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一下我之前在分析吴京(娱乐圈“满族京圈”)那篇文章里的话：
他们自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是对封建王朝、中华民国的“血脉延续”，不过是历史自然而然的框架嫁接罢了……
因而，过去是门阀贵族的他们，自认为理应在新中国治下继续坐拥高位、享受人上人的社会地位和资源待遇……
抱歉，这种逻辑，我个人是绝对不认可的。
在我看来，新中国建政立国的合法性，非但不是所谓“延续旧王朝”，而恰恰是推翻打烂旧王朝!是取缔抹尽旧社会的一切反动牛鬼蛇神并警惕遏制其卷土重来!
这才是毛泽东主席领导工农阶级掀起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底层逻辑，绝非什么“延续王朝血脉”——拜托，1949年了，大清早亡了，还整什么传国玉玺那一套啊?
毛主席说得好啊：“破坏旧世界，建设新世界!”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这应当是十四亿人的共同政治信仰，而非其他的任何模糊化、抽象化的「中国」。
推荐点击标题阅读：吴京们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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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光复”的隆重叙事，无疑是在为可能到来的东南大业提供必要的历史惯性与政治合法性。
这个过程中，中华民国的脉络主线以及国民党的“统一正统”形象似乎又一次成为了跨越八十年后的政治抓手
但是，这里面或许是忽略、或许是“有意忽略”了一个关键的史书拷问：中华民国(或言之蒋记国民党)有没有足够的史册资格，去捍卫台湾的行政主权、地缘主权、福祉主权?
仅仅依托于《开罗宣言》、《波兹坦公告》、《日本投降条款》等国际条约确实能够赋予“台湾光复”一定法律权威，但在那此后，失去中国四万万民心的国民党败退并据兵扼守台岛的倒行逆施之举，事实上就已然撕碎了国民党政权之于台湾的领统地位。
就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治而言，所谓“台湾光复”显然是一种十足的历史空谈。
1949年之前，蒋氏父子的反共思维或还可声辩为“谋求国民党一统江山”、“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但是在1949年之后，反共必然与反华划为等号，而反华必然走向台独。
哪怕从对日关系也可一窥蒋记台伪政权的独立割据思想。
1952年4月28日，在蒋介石的积极操作下，“日台和约”在台北签字，同年8月5日正式生效。
该“和约”的签订及其生效，在蒋介石看来标志着“日台战争状态”结束与正常“外交关系”的开始。
在对日索赔问题上，根本没有胆量向日本叫板、只知一味求日本认可“台湾主权”的蒋介石曾直言不讳地讲道：
当今赤色帝国主义正以日本为目标，必须避免采取由巨额赔偿而弱化日本的措施。为了亚洲的安定，必须使日本成为强有力的反共国家。
为了能在台湾这个孤岛上败中求存、确立事实稳固的独立，蒋介石不得不联合日本、韩国以及菲律宾等拼凑“东亚反共联盟”，以维持自己的政权。
正如蒋介石所说：
建设台湾是反共抗苏的根本工作。
早在在此前的1949年7月，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访问”菲律宾，与菲律宾总统基里诺会谈后发表联合声明称：
远东国家之自由与独立，现正遭受共产势力之严重威胁。余等认为远东国家应即成立联盟，加强其合作与互助，以反抗并消除此种威胁。余等并认为凡准备参加远东联盟之国家，应即遣派有全权之代表，组成筹备会议以制定本联盟之具体组织。
1957年6月4日上午，蒋介石又“提醒”岸信介：
我们现在必须知道，苏联在亚洲有两个最重要目标，一个是消灭台湾，一个是赤化日本。如果这两个目标完成，苏联就能支配亚洲了，台湾和日本有一方灭亡，另一方就不能存在了。
由此不难看出，自蒋介石时期，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就早已将“独立化”、“国家化”作为基本的国际社会存在之方针。
70年代初，台当局被逐出联合国、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签署《上海公报》后，蒋经国立刻发声：
大陆我们是永远回不去了，今后只能扎根本土，深耕台湾了。
多提一嘴：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电影《八百壮士》于蒋经国(掌控的台伪国防部)的亲自照料下轰动出炉。
这部影片当时被台岛媒体誉为“中华民国保卫战”，其强调所谓“中华民国正统”的反动野心不言而喻。
这也就是之所以前两年我会不遗余力的抵制、大批管虎包藏祸心的《八佰》，完全是在给蒋记政权招魂、撼动我人民共和国的建政根基(管虎原本设想的上映时间是2019年国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七十周年…)
从历史变迁而论，“扎根本土、深耕台湾”这个方针实质是为李登辉等“本土派”、“独立派”铺平了道路，李登辉严格来说不过是蒋经国政策的最大受益者而已。
这八个字是不折不扣的妄图实现长期割据的台独战略，此后的李登辉、陈水扁之流均不过形式不同罢了。
2
1975年蒋介石去世后，为进一步推展台湾的对外关系，蒋经国提出了五项方针：
第一，坚决维护民主自由的立场，一本独立自主原则，掌握国际形势变化，积极推展革命外交，以突破艰难，开创机运;
第二，团结反共力量，维护国际正义与和平;促进国际间联合行动，揭发并粉碎共党国际统战阴谋;扩大对外宣传，增进各国对我多方面之认识;
第三，巩固并加强我与各友邦间双边关系，并推进与我无邦交国家之经贸、文化、技术合作等务实关系，以增进其对我之了解及友好;
第四，积极参加各种国际组织及活动并辅导民间团体及个人参加，以策进国际间一般性之交流与合作;
第五，强化外交阵容，培植外交人才，加强驻外文经新闻科技等机构之联系协调，发挥总体外交功能。
蒋伪当局维系与美国关系的主要途径，就是所谓“国会外交”，即对国会议员进行游说活动。
1974年时蒋经国就指示台湾驻美机构派人要进一步加强与国会的联系工作，并邀请美国国会议员访问台湾。
蒋经国领导的游说活动在美国国会讨论“与台湾关系法”时起了催动作用。
后来，基于“与台湾关系法”的经验，邀请国会议员访台成为台湾当局发展与美国关系的重点，目的主要在于利用美国政治制度中分权与制衡的特点，加强对美国国会的工作，以克服美国政府行政官员与台湾有关官员联系受限带来的不便。
1977年初卡特上台后，为了向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诚意，美方在那一阶段中止了同台湾的一切联系。
1978年4月26日，白宫和国务院一起宣布，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将于5月20日访华——而5月20日正是蒋经国在台湾举行“就职典礼”的日子。
当时台湾方面得知此事后立即向美国国务院官员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问题专家欧森柏进行交涉，要求布热津斯基变更行期。
但是美国国务院官员只对这种巧合表示遗憾，并未改变行程。
1978年12月15日晚，在中美双方正式宣布建交公报前两小时，美国驻台“大使”安克志把这个消息报告给蒋经国。
12月16日晨，国民党中常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美台“断交”后的对策。
上午10时，怒不可遏的蒋经国发表声明：
美国决定与匪伪政权建立外交关系，不仅严重损害中华民国政府及人民之权益，且将对整个自由世界产生严重之影响，其因此所引起之一切后果，均应由美国政府负完全责任……
数年来美国政府曾一再重申其对中华民国维持外交关系，并信守条约承诺之保证，而今竟背信弃约，此后自将难以取信于任何'自由国家’!
试问：国民党，真的有资格承袭台湾主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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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却主权背离，内部的暴乱统治更是足以将国民党钉在台湾岛史的耻辱柱上——纵使1945年所谓“光复”，台岛于国民党治下逾半个世纪以来，堪称民不聊生、暗无天日。
光复之初，岛民对来自祖国的政府原本抱有极高期望。
然而，以陈仪为首的国民党接收官员的治理方式，迅速将这份期望碾碎，并把台岛推向了经济崩溃和社会动荡的深渊。
国府派往台湾的接收大员其腐败与无能很快便暴露无遗，台湾民间一度流传着“狗去猪来”的说法，将日本人比作“会吠的狗”，尚能看家护院(维持秩序);而将国民党官员比作“只吃不做的猪”。
这种失望源于被民众讥讽为“劫收”的接收过程——以首任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推行的一套严酷“统制经济”政策最为典型。
通过设立了“台湾省贸易局”，陈仪及其党羽迅速垄断了全台湾的进出口贸易。同时，将原属日本人的产业，如糖、盐、烟、酒、樟脑等，悉数收归“省营”，形成了庞大的“私人官僚资本体系”。
陈仪不仅延续了日本殖民时期的专卖制度，甚至变本加厉将烟、酒、火柴、度量衡等都纳入专卖范围。
这使得大量以此为生的小商贩失去了生计，其中尤以烟草专卖最为严苛，在恶性通货膨胀的风暴下，最终成为了点燃“二二八事件”的导火索。
1947年2月27日，专卖局查缉员在台北市天马茶房附近粗暴执法，殴打贩卖私烟的女烟贩林江迈，并开枪误杀了一名围观市民。
这一事件点燃了岛民积压已久的怒火。
长期以来，岛民对陈仪政府的疯狂腐败、经济崩溃、大批失业、物价飞涨以及对外省人(战后从大陆来台者)的优越感和歧视早已忍无可忍，短短几天则形成洪流，占领了政府机关、警察局，接收了部分军械，并自发组织“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提出政治改革、实行地方自治等诉求 。
为应对“骚乱”，陈仪玩弄缓兵之计，一方面与处理委员会周旋，另一方面秘密向南京的蒋介石请求派兵增援。
3月8日，国民党军队主力(整编第21师)登陆基隆，随即在全台湾范围内展开了血腥的军事镇压和报复性屠杀……
关于“二二八事件”的死亡人数至今仍存在巨大争议，各种估算数据从不到一千人到数万人不等。
有学者根据档案和人口学方法估算，死亡人数可能在1万8千至2万8千人之间，也有更为保守的估算认为在数千人左右，例如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当时的报告称有2000人伤亡。
而更深远的影响是，它在台湾社会内部划下了一道难以愈合的伤口，加剧了本省人与外省人之间的族群对立，并为后来的“台独”思想提供了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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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事件”是国民党在台黑暗统治的顶点，也是白色恐怖时代的血腥序幕——1949年春夏之交，国民党在我军解放战争的兵锋与工农群众的汪洋大海中彻底失败，蒋介石率领残余的党、政、军人员约二百万人迁往台湾。
为了巩固这片最后的“反共复国”基地，国民党政权在台湾颁布了戒严令，开启了近四十年的高压威权统治。
1949年5月20日，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发布戒严令，宣布全省自即日起进入戒严状态。
这部最初为了应对内战危局的临时法令，竟一直延续到1987年7月15日才被解除，长达三十八年零五十六天，是世界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戒严。
与戒严令配套的，是1949年公布、1950年修订的《惩治叛乱条例》。该条例对“叛乱”行为的定义极为宽泛模糊，为蒋当局罗织罪名提供了无限空间。
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第二条第一项，俗称“二条一”，规定：
犯《刑法》第一百条第一项(意图破坏国体、窃据国土……而着手实行者)、第一百零一条第一项(以暴动颠覆政府而着手实行者)之罪者，处死刑。
“白色恐怖”是台岛历史上的一场巨大浩劫，受害者的人数各种研究估计超过二十万之众，被处决的人数估计在3000至5000人左右，受害者涵盖了社会各个阶层，包括知识分子、学生、工人、农民、公务员，无论是本省人还是外省人，都有大量人士蒙冤。
大量左翼人士的血腥遭遇自不必说，但即使是与共产党方面毫无联系的群体同样难逃蒋氏屠杀——
比如自由中国”案(雷震案)。1950年代，《自由中国》杂志是台湾唯一敢于批评时政、宣扬民主自由思想的刊物。其主事者雷震、殷海光等人主张结束党国体制。1960年，雷震被国民党当局以“为匪宣传”、“知匪不报”的罪名逮捕，判处十年徒刑。此案标志着国民党对温和改良道路的彻底封杀;
比如柏杨案(大力水手事件)。著名作家柏杨(本名郭衣洞)于1968年因翻译“大力水手”连环漫画，其中一句“Fellows, let's land on that island and be kings of our own.”(伙伴们，我们去那个岛上，建立我们自己的王国)被国民党当局解读为影射蒋氏父子，遂以“侮辱元首”、“为匪宣传”的罪名将其逮捕，判刑十二年，后被囚禁于绿岛;
比如李敖的牢狱之灾。 李敖一向以其犀利的文笔和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无情批判而闻名，他也因此屡遭查禁书刊、软禁，并于1972年被捕入狱，在狱中遭受了酷刑和非人待遇;
比如黄藻如案。黄藻如因发表文章批评政府，指出台湾存在的腐败和民生问题，被当局视为“思想左倾”，于1952年被捕，最终以“文字为叛徒宣传”的罪名判处十年有期徒刑;
比如陈文成案。1981年，旅美台湾学者、卡内基梅隆大学助理教授陈文成，因曾捐款支持《美丽岛》杂志，返台探亲时遭到警备总部约谈。次日，其尸体被发现陈尸于台湾大学校园内。尽管官方宣称其为“畏罪自杀”，但种种迹象显示他死于他杀，被广泛认为是情报单位制造的政治谋杀;
比如林宅血案。在“美丽岛事件”大审期间的1980年2月28日，被捕的党外领袖林义雄的母亲和一对7岁的双胞胎女儿在家中被残忍杀害，9岁长女受重伤。此案发生在戒严时期，林家被严密监控的背景下，凶手至今不明，但普遍被认为是当局政治报复，其残暴程度震惊台湾社会;
比如江南案。1984年，美籍华裔作家刘宜良(笔名“江南”)因撰写《蒋经国传》，披露了蒋家内部信息，在美国加州自宅遭到枪杀。后经美国FBI查明，凶手为台湾竹联帮分子，而幕后指使者是台湾国防部情报局………
还是前文那个问题：国民党，真的有资格承袭台湾主权吗?
这个组织真的有资格在今天“共同捍卫台湾归属正统”吗?真的有资格与背负真正解放台湾大业任务已七十六年的中国共产党“分享历史性果实”吗?
跋
由此再给出不禁一问：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吗?
决定敌我关系的因素非常多，但最重要的因素在我看来始终是阶级向与意识形态向。
除非自己的阶级立场发生动摇、或自认为本就是可以“根据形势的变化”而随时进行动摇的，否则，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样的思路一定会造成政治失真。
仅仅一个「团结」是唬不住人的，更是说服不了群众的。
因为只有在明辨敌我阵营界限的前提下，团结才能产生正向的政治意义，团结才能创造强大的斗争力量。
列宁在《统一》中的观点早有辛辣之指：
统一，这是伟大的事业和伟大的口号，但是，工人事业所需要的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统一，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同反对和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人的统一。
团结，绝不是盲目地扩大化迎合。
为了反绿而拥蓝，最后只会将自己的「红」污染得褪色难净。
在《论持久战》中，毛主席有过精准点明：
全国有几百万资产阶级和曾为旧社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需要这些人为我们工作，我们必须进一步改善和他们的关系，以便使他们更有效率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以便进一步改造他们，使他们逐步地工人阶级化，走向现状的反面。大多数人一定可以达到这个目的。改造，就是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团结之目的。
“以斗争之手段，达团结之目的”，一语道破天机，只有斗争哲学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团结哲学，如列宁所言：
无产阶级如果没有高度的觉悟、严格的纪律以及对反资产阶级斗争的无限忠诚，它就没有具备完全战胜宿敌的一切条件，也就谈不到无产阶级专政。
妥协、投降、噤声…这些能够实现团结吗?答案显然无需多议。
常说“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那么什么是“可以团结的力量”?
我看，还是要像向毛主席他老人家讨教，1964年7月，主席的这段话言简意赅、拨云见日：
不管什么人，不管是黑人、白人或是黄种人，不管他信什么宗教，是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也包括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只要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反对帝国主义走狗的，都应该团结。
至今仍是一幅黑帮习气、投机做派、封建门阀底蕴难祛、士族劣党作风浓郁的国民党，实在不必为其做嫁衣。
腐朽昏沉的中华民国及黑金恐怖的蒋介石国民党，根本没有任何「阶级资格」对台湾省进行任何维度的历史统叙。
只有毛泽东主席缔造的共产党新中国，是唯一一个具备史观高度与阶级正义的「解放台湾」大业之历史受让方。
在这个过程中，断然不可辱没自己的政治身位，更不应对史书或现实报以不切实际的幻想。
铸史之事，历来是没有捷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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