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历史背景
毛主席指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国伟大的古典文学作品《红楼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阶级斗争和极其广泛的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它形象地概括并反映了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从经济、政治和文化思想各方面揭示了封建社会的必然灭亡。腐朽的剥削制度迟早要被赶出历史舞台，这是一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
《红楼梦》成书的历史时代是在18世纪的清朝康熙末年和雍正、乾隆时期，在那时候，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的萌芽，但还是封建社会。封建地主阶级(包括皇帝、贵族、地主和大商人)在全国各地疯狂地掠夺土地，土地兼并急剧进行。土地买卖和转移的频繁是十分惊人的。雍正、乾隆时，在北京、直隶地区，皇帝私人占田达四万顷，怀柔大地主郝氏占有“膏腴万顷”。一个满洲贵族的庄头在宝坻县“横霸田土千余顷”，他的主人占地面积就可想而知了。这样掠夺的结果促使大量农民失去自己的一小块耕地，沦为皇帝、贵族、地主的佃农。乾隆十三年，官吏杨锡绂上书揭露了当时土地掠夺的情况:“近日田之归富户者，大抵十之五六，旧日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清名臣奏议》卷四十四) 成为佃户的农民，要将收成的半数甚至七八成以上的粮食奉献给地主、贵族和皇室享用。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地主更要疯狂地掠夺货币，江南、广东的一部分地主和北京地区的八旗庄田、旗地，就采用银租形式，于是作为折租的银租比重增加了。而贵族的庄头，又进一步以“逼取租银”、“增租夺佃”的伎俩把贫苦农民置于死地。同样，在商品经济的影响下，很多贵族、官僚、地主、大商人，还通过高利贷和商业资本盘剥劳动人民。高利贷的罗网遍布城乡各地。据乾隆九年统计，仅在北京城郊典当铺就有700多座。(《清高宗实录》卷二二六)此外，还有满洲王公贵族及其庄头，私人放债营利，月利在3-4/10以上，甚至对扣。雍正本人曾把自己在做亲王时开设的当铺赐给宠臣隆科多。更有的官僚把银两交给商人贩运或开张店铺。他们买贱卖贵，囤积居奇，采用各种敲诈勒索的手段掠夺人民财富。土地的兼并和买卖，银租比重的增大，高利贷、商业资本的剥削的加重，都严重地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又都进一步促成了贫富的分化与阶级的对立和斗争。地主的“天堂”， 穷人的地狱。“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就是所谓的“雍乾盛世”的“太平景象”。
乾隆时，统治阶级的豪华奢侈已达于极点。乾隆六次南巡，每到一处，“耗财劳民，岁无虚日。”他又大兴土木，扩建避暑山庄和圆明园，新建清漪园(颐和园前身)，从热河至江南，从北京至东、西陵和五台山，到处都建有离宫别馆。满洲贵族和汉族官僚地主也各自“广置田宅”，“整修花园”，京师祝氏“屋宇至千余间，园林瑰丽，游十日未竟”。怀柔郝氏，乾隆住宿其家，“进奉上方水陆珍错至百余品，王公近侍及舆台、奴隶皆供食馔，一日之餐，费至十余万”。贵族官僚之家，又多设戏班、女乐。一个湖南布政使，在任上“家属四百余人，外养唱戏两个班子，争奇斗巧，昼夜不息”。(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三)曹雪芹的舅祖李煦任苏州织造，就曾从苏州送上女戏一班，“以博皇上(康熙)一笑”。(《苏州织造李煦奏折》(一))扬州等地的地主盐商，更是“婚嫁、丧葬、衣服、舆马， 动辄费数十万。”如此等等，无一不渗透了千百万劳动人民的血汗，真是穷奢极欲，腐朽透顶!
伴随着残酷的经济剥削是惊人的政治压迫。封建统治者除去对处在封建社会最底层的人民进行极端残酷的人身迫害外，他们还彼此联姻结党，官官相护，上下勾结，到处欺压劳动人民，视人命如草芥。真是鬼蜮横行，豺狼当道!毛主席说:“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清朝当局是一个在满洲贵族和汉族地主阶级的勾结下，在镇压明末农民起义的血泊中建立起来的黑暗透顶的反动政权!根据文献记录:雍正八年，江南道台康弘勋之子康玉，为奸情将缝工田四打死。康家仗着有钱有势，串通官府，免验尸体，强令销案，(《雍正硃批谕旨》第五十册)白白地断送了一条无辜的劳动人民的性命。这只是一个中级官吏道台，就杀人不偿命。至于那些地方督抚和贵族大官僚，情况就更加严重了。如乾隆时期，闽浙总督伍拉纳和福建巡抚浦霖，在任内收受豪绅和属员的贿赂，贪污赃款巨万，前后害死人命十条。(《清高宗实录》卷一四八八)曹雪芹家乡丰润县的庄头陈扇坠子也是奸淫掳掠，胡作非为。(《雍正硃批谕旨》第五册) ……
这些历史事实都充分说明，在暗无天日的中国封建社会里，虽然法律条文俱在:杀人者要抵偿性命，但对地主阶级，特别是贵族官僚和豪强地主，只不过是一纸空文!毛主席曾经指出:“农民被束缚于封建制度之下，没有人身的自由。地主对农民有随意打骂甚至处死之权，农民是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毛主席:《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在封建地主阶级掌握政权的情况下，“上下都是官世界”，广大劳动人民是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伸。
统治阶级在各地倚官仗势，横行霸道，对他们家里的奴婢更操着生杀予夺的大权。这些奴婢有少数是一种在八旗贵族之家世世为奴的人。但大多数都是贫苦农民或城市的贫民，因无钱偿租还债，才在地主阶级的逼迫下把自己的亲生骨肉悲惨地卖掉。就在《红楼梦》成书前后这一历史时代，满族贵族和汉族地主之家，都拥有大量奴婢，这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奴隶们，在主子家里受尽了精神和肉体的折磨，生命毫无保障!在雍正的诏令里，又规定了杀死奴隶不偿命的法令，特别是满族贵族，打死奴仆根本就不过问。例如，乾隆时，有一个家产巨万的驸马，家中打死奴婢无数，有的尸体从墙洞中抛出，其父母看见不敢过问。(昭梿《啸亭杂录》卷八)在北京的八旗贵族和军官，对奴婢“衣食不能使其丰足，又任情挫折，稍有不遂，即加以捶楚”，“甚至伤体毙命”。(《八旗通志》卷首“敕谕”三、 四)有的奴仆不但本人供其主家驱使，连自己的妻女也遭到凌辱。(《雍正元年谕行旗务议奏》)这些丧心病狂的封建贵族，如明珠、容若、成安祖孙三代在家“立主家长，司理家务，奴仆有不法者，许主家立毙杖下”。(昭梿《啸亭杂录》)在他们的深宅大院里，不知有多少奴婢丧失了生命!《红楼梦》中所描写的几百个奴婢的命运，就是当时封建社会里普遍存在着的触目惊心的迫害奴隶事例的典型概括。
当时封建统治阶级在思想领域内也是进行残酷专政的。在18世纪，清朝统治者对思想的控制已达到极端疯狂的程度。他们一方面拜孔庙，祭孔陵，追封死了二千多年的孔丘为“大成至圣先师”，竭尽全力来提倡和表彰唯心主义的程朱理学，把它推崇为官方的正统哲学。又大力吹捧朱熹，康熙曾说:“孔孟以后”，以“朱子之功，最为弘巨”， (《清圣祖圣训》卷十二)并下令把朱熹的“牌位”，从孔庙的东庑抬入正殿，尊为“十哲之次”，使之成为继孔孟之后的最大的封建权威。又亲自主持编辑《朱子全书》和《性理精义》，重新把朱熹的《四书集注》作为科举考试命题和写作八股文的依据。还树立和豢养了一大批所谓的理学名臣，以充当思想统治的走狗帮凶。利用他们制造反动的社会舆论，来麻痹人民的思想，妄图削弱人民的革命斗志。另一方面，清朝统治者对一些不满和反抗清朝的统治、反对孔孟之道、程朱理学和具有某些民主主义思想萌芽的人，大兴文字狱，实行野蛮残酷的血腥镇压!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前后，大小文字狱达100多起。被杀以至被抄家、流放的不计其数。其目的同样是用以钳制思想自由，镇压人民的反清斗争，杜绝和制止反清思想的产生和发展。
清廷曾于乾隆十八年下令设置四库全书馆，编纂《四库全书》，打着所谓提倡文化学术的招牌，实际上却是检查、篡改、销毁一部分反孔孟、程朱和反清的进步图书。这也是文字狱手段的一部分。仅1774年至1782年的8年间，就检查、销毁了24次，销毁图书有538种，13862部。清朝统治者又把一些具有反封建色彩的，带有一定民主性精华的戏剧小说视为洪水猛兽而严行禁止。然而，前进的新生事物和新的思想是扼杀不了，阻挡不住的!恩格斯指出:“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惰性力，但是由于它只是消极的，所以一定要被摧毁”。(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随着农民革命斗争的深入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封建专制主义的反动思想统治也伴随着封建经济的衰退和政治的腐朽而开始走向没落。维护封建地主阶级反动统治的反革命理论程朱理学由于违反社会发展的方向，虽然盛行一时，终究逃脱不了没落的可耻下场!!!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封建地主阶级的残酷的经济剥削、政治压迫和思想控制之下，封建社会反剥削、反压迫、反迫害的阶级斗争愈来愈深入、愈来愈尖锐、愈来愈扩大了。雍正乾隆时期，农民的夺粮斗争风起云涌。雍正九年，福建罗源、宁德等地，农民闯入地主富豪家中夺粮前后达14次。乾隆七年至八年，江西的饥民夺粮，一个县前后就有100多起。雍正八年，江苏崇明的佃农聚众反抗地主倚势征租。乾隆十一年，福建上杭的佃农罗日光等人因抗议地主征租，率众向清兵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夺地是佃农抗租斗争的进一步发展。福建漳州等地展开了“霸田抗租”的斗争，(《漳州府志》卷二十七)龙岩等地展开了“抗租霸耕”的斗争，(道光《龙岩州志》卷七)江苏和福建都有“永佃成业”之谣。实际上，当时农民夺田占地并且要求保有一部分土地权的斗争，在江西、福建的山区已经是很普遍的事了。乾隆时，白莲教在各地秘密组织着抗清的斗争，号召贫苦农民入教，没有土地的，斗争胜利后分给土地，明显地提出了农民对土地的革命要求。如火如荼的农民夺粮、抗租和夺地的斗争，也就是反对封建土地制度，争取农民经济独立发展的斗争。庚辰本《红楼梦》第一回说甄士隐的家乡江苏等地，“偏值近年水旱不收，鼠盗蜂起，无非抢田夺地”，“因此官兵剿捕，难以安身”，就是当时农民和封建地主之间的这种尖锐的阶级斗争的反映。
奴婢争取人身自由解放的斗争，也是农民与地主阶级矛盾斗争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清朝统治中心的北京，奴隶们的反抗斗争十分激烈。雍正元年，宝坻县的满洲贵族庄头焦国栋，田连阡陌，家中奴仆众多。他经常凌辱奴仆的妻女，前后打死人命六条，奴隶们抑制不住阶级仇恨的怒火，把他捆在厅堂上。(《雍正硃批谕旨》第五册)据清政府的统计，仅在雍正六年的一年中，在北京旗下受迫害的奴隶，为了摆脱贵族、地主的奴役压迫，争取人身自由，逃亡的就有5000人之多。(《八旗通志》卷首“救谕”四)有的人成为流民，加入了白莲教组织，长期进行秘密的革命活动。《红楼梦》中所描绘的奴隶们反抗封建压迫的斗争，是中国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真实反映和形象的记录，与当时的农民革命斗争形势也是彼此呼应的。农民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斗争，必然要从经济的斗争，转变成为较大规模的政治斗争。乾隆三十七年，在山东爆发了王伦领导的清水教起义，乾隆五十一年，在台湾爆发了林爽文领导的天地会起义，到了嘉庆元年，终于爆发了经过长期酝酿的以王聪儿(女)为首的，并且动摇了清朝的反动统治的白莲教大起义。清朝统治者的好景已经不长了!
农民与地主阶级矛盾的发展也促使手工业工人、小商人、小手工业者、城市贫民与封建统治者的矛盾也日益激化。特别是在当时商品经济有了较高发展，并且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工商业城市。如曹雪芹家先后掌织造的江宁(南京)，他的舅祖李煦掌织造的苏州，以及杭州、福州、广州等地。随着这些统治者对下层市民的经济掠夺和政治迫害的加强，先后出现了连绵不断的商民闹衙斗争。雍正四年，福州的城市贫民抢占米店，愤怒的群众因缺米在巡抚衙前示威，(《雍正硃批谕旨》第四十五册)广州的群众也拥入巡抚衙门，砸打一空。此外，在乾隆时期，苏州和杭州也先后出现了商人罢市、拆毁公堂和聚众万人的大示威。同一时期，在苏、杭、南京、松江及其周围的市镇中，成千上万的织工、染工、踹工和纸工向作坊主要求增加工资的叫歇斗争也日益激烈。这是当时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随着农民和地主阶级矛盾的发展，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互相倾轧的斗争也日益激烈了。从康熙、雍正到乾隆的一个多世纪中，在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先后出现了一系列诸王贵族之间，满汉官僚之间的朋党之争。其中最突出的是表现在康熙末年发生的对最高统治者的皇位争夺上。诸皇子为了夺嫡之争，有的“巧行贿赂，收服人心”，有的使用卑鄙的暗杀行动，还有的采取迷信的手段，唆使喇嘛僧，企图咒死他的政敌。(《清圣祖实录》卷二三五、二三七)直到皇四子雍正夺得帝位，又以穷追恶治的手法，一批批地把他的敌手处死，把一切有关的人抄家的抄家，充军的充军，连帮他夺权有功的一些宠臣如隆科多和年羹尧之流也难免抄家获罪。曹雪芹的父亲由于与雍正的政敌皇九子有牵连，也是在这种风云多变的政局下被抄家的。这说明了统治阶级所标榜的“雍乾盛世”，其内部的争权夺利斗争始终是没有中断过的。统治集团这种激烈的内部矛盾和斗争加速了贵族集团的分化，也从内部制造了一批自己的反对者，曹雪芹的家就是在这样的斗争中败落并开始分化的，《红楼梦》所描述的贾府统治者内部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至于“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以及革职、封产、抄家、充军等等衰败的现象，就是当时封建统治阶级内部这种争权夺利的缩影。
在清朝前期，随着阶级斗争的扩大和发展，文化思想战线上的斗争也是复杂尖锐的，主要表现是反对程朱理学的斗争。早在16世纪后期，受尽了封建统治、奴役的贫苦农民已经提出了禁止崇拜祖先和“诅咒君父”的主张。(朱国祯《涌幢小品》卷三十二)17世纪初期李自成领导的农民战争又继续颁布了“贵贱均田”和废除八股文等等革命的措施，对反动的封建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进行了全面的否定和打击。随着农民的阶级斗争和农民革命思想的发展，在统治阶级内部不断分化出来一些具有唯物主义倾向、代表民主主义思想萌芽的思想家。如16世纪后期出现反对“以孔子是非为是非”、反对封建道德和男尊女卑的思想家李贽和17世纪出现的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和封建伦理纲常法则的思想家黄宗羲，以及具有朴素唯物论和社会进化论的思想家王夫之。他们的著作有的没有被禁绝，有的没有被发现，他们的思想和观点在社会上仍然有潜在的影响。到18世纪上半期，即清朝乾隆时期，思想领域中反对程朱理学的斗争更加激烈。唯物主义思想家戴震，对宣传孔孟之道的程朱理学又作了尖锐的批判。一针见血地揭露了程朱理学所主张的封建礼教和伦理纲常的罪恶本质。恩格斯指出:“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任何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各社会阶级的斗争或多或少明显的表现”。(恩格斯为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写的第三版序言) 曹雪芹在《红楼梦》一书中，通过与统治者进行坚决斗争的女奴们和贾宝玉、林黛玉两个封建叛逆者的思想和行动，表现了他对封建制度的不满。他对皇权的藐视，对礼教纲常、仕途经济的反抗，以及反对男尊女卑，主张个性解放的思想，与李贽、黄宗羲、王夫之和戴震等人的思想是息息相通的。特别是作者与戴震生活在同一时期，在清朝统治者大兴文字狱的形势之下，戴震借考据孔孟之书为名，以反对程朱理学，曹雪芹的《红楼梦》也是以尊崇四书为掩护，实际上却大反孔孟之道。他们不但在反对封建礼教方面站在一起，就是在斗争的策略上也有共同之处。曹雪芹的世界观是唯心主义的，并且存在着妄想补封建制度之天的错误思想，但是他当时的进步思想和对于封建制度的叛逆精神是应当充分肯定的，这也是当时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和激烈的阶级斗争在思想领域里的曲折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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