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60年前的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
在“五一六通知”发出之前的1966年2月2日——20日之间，经林彪同意，江青在上海主持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形成了一份纪要，纪要中提到文化战线有一条反对毛泽东思想的黑线——“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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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都有哪些内容?
根据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
【(1966)2月2日——20日经林彪同意，江青在上海主持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议期间，除了看电影和看戏，主要是江青讲话。会后有关人员整理了一份座谈会纪要。江青对这个纪要不满意，先后交给张春桥、陈伯达修改，然后报送毛泽东。纪要说：“十六年来，文化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我们一定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
【(1966)3月上旬、17日、24日三次审阅修改江青二月二日至二十日在上海主持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改写了以下几段话(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一)“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
这份纪要还写着：
【事实上，我国革命的两个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阶段和社会主义阶段，文化战线上都存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文化战线上争夺领导权的斗争。】
【文艺界在建国后的十五年来，却基本上没有执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
【“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等等，就是他们的代表性论点，而这些论点，大抵都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早已批判过的。电影界还有人提出所谓“离经叛道”论，就是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经，叛人民革命战争之道。在这股资产阶级、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想逆流的影响或控制下，十几年来，真正歌颂工农兵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服务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
二
从纪要可以看到，无产阶级文艺思想与纪要中所说的“文艺黑线”也就是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斗争在1930’年代中后期就已经开始了。
这要从鲁迅先生与周扬等人在1936年的两个口号之争说起。
纪要是这么写的：
【到了三十年代的后期，那时左翼的某些领导人在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下，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的口号，却是鲁迅提出的。】
这里所说的“左翼的某些领导人”的代表就是鲁迅先生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所说的四条汉子：周扬、田汉、夏衍、阳翰笙。
1934年10月2日，周扬在上海《大晚报》上发表了名为《“国防文学”》的短文，将苏联的“国防文学”流派和概念引入中国。
1936年初，为了呼应中共中央《八一宣言》(该宣言是1935年6、7月，王明根据共产国际七大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起草的——井冈山观心注)中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国防政府”的主张，周扬等人(包括周立波——周扬的族侄)正式将“国防文学”作为文艺界的统一战线口号全面推开。
但是，有人对“国防文学”的口号提出了质疑。
根据《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6 年 05 期刊载鲁迅博物馆研究员陈漱渝的《两个口号·三份宣言·四条汉子——鲁迅临终前的“愤懑”》：
【“国防文学”口号提出之后，由于符合建立文学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而且简单明确，在文艺界得到了不少人的拥护。但有另一些人心存疑虑。因为“国防文学”是“国防政府”下面的一个口号，党内外有些人一提到“国防政府”就马上联想到执政的国民党政权，立即产生一种生理上的厌恶。就连远在东京的郭沫若也不肯轻易表示同意，觉得用“国防”二字来概括文艺创作恐怕不妥。鲁迅的反应更加强烈，他在广州经历过“四一五”政变，曾被那场“血的游戏”吓得目瞪口呆。他担心有些左翼作家可能要借统一战线之名立即放弃对国民党政权的斗争，甚至想到这个统一战线的新政权里去混个一官半职，从此由地下转入地上。鲁迅明确地对友人说：“要一下子将压迫忘记得干干净净，是到底做不到的。以为压迫会轻起来，那也是做梦!……”“我确是不容易改变。就算记住敌人的仇是一种错误罢，也就只好错误了。……不念旧恶，什么话!”】
于是，鲁迅、冯雪峰、胡峰等人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
▲ 图片来源：网络
这两个口号，并不是简单的口号之争，而是代表了文艺的两条路线。
这两条路线的主要分歧：
1、是否要无产阶级领导权
以“四条汉子”为代表的“国防文学”派，认为不能讲无产阶级领导，因为这样会“吓跑别的阶层的战友”，这与后来王明路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是一脉相承的。这在徐懋庸1936年8月1日写给鲁迅的信中阐述得非常明确：
【现在的统一战线——中国的和全世界的都一样——固然是以普洛(无产阶级——井冈山观心注)为主体的，但其成为主体，并不由于它的名义，它的特殊地位和历史，而是由于它的把握现实的正确和斗争能力的巨大。所以在客观上，普洛之为主体，是当然的。但在主观上，普洛不应该挂起明显的徽章，不以工作，只以特殊的资格去要求领导权，以至吓跑别的阶层的战友。所以，在目前的时候，到联合战线中提出左翼的口号来，是错误的，是危害联合战线的。所以先生最近所发表的《病中答客问》，既说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普洛文学到现在的一发展，又说这应该作为统一战线的总口号，这是不对的。】
他们的思想与后来王明遵照的共产国际的路线是一致的。
根据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引用的季米特洛夫1937年11月14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
【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曾经着重提出：由于共产党力量弱小，因此在国共统一战线中不要提谁占优势，谁领导谁的问题。应当运用法国共产党组织人民阵线的经验，遵循“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原则，努力从政治上影响国民党，做到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共同发展，不要过分强调独立自主。】
【王明回国后只隔了十来天，十二月九日至十四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通常被称为十二月会议。王明在会议的第一天就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它有一个书面的报告大纲，在会上另有一个口头报告。
在口头报告中……他进一步说：“在统一战线中两党谁是主要的力量?在全国政权与军事力量上要承认国民党是领导的优势的力量。我们不能提出要国民党提高到共产党的地位，共产党也不能投降国民党，两党谁也不能投降谁。现在不能空喊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问题，这是将来看力量的问题，没有力量空喊无产阶级领导是不行的。空喊领导，只有吓走同盟军。”】
16年后的1962年11月3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讨论会上，周扬说：
【“国防文学”口号提得早，容易为大家接受，但缺点不能表现无产阶级立场;后一个口号，有“革命”、有“大众”，很好，但有些人赞成抗日，见到革命、大众就害怕】
而以鲁迅为代表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认为不能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鲁迅在1936年6月10日写的《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
【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一发展，是无产革命文学在现在时候的真实的更广大的内容。这种文学，现在已经存在着，并且即将在这基础之上，再受着实际战斗生活的培养，开起烂缦的花来罢。因此，新的口号的提出，不能看作革命文学运动的停止，或者说“此路不通”了。所以，决非停止了历来的反对法西主义，反对一切反动者的血的斗争，而是将这斗争更深入，更扩大，更实际，更细微曲折，将斗争具体化到抗日反汉奸的斗争，将一切斗争汇合到抗日反汉奸斗争这总流里去。决非革命文学要放弃它的阶级的领导的责任，而是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
鲁迅在这篇文章中还提出，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总口号下，“再提些随时应变的具体的口号”比如“国防文学”口号等是有益的：
【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正如无产革命文学的口号一样，大概是一个总的口号罢。在总口号之下，再提些随时应变的具体的口号，例如“国防文学”"救亡文学"“抗日文艺”……等等，我以为是无碍的。不但没有碍，并且是有益的，需要的。】
2、关门主义与宗派主义
“国防文学”的文艺路线，表现出强烈的关门主义与宗派主义色彩，大有唯我独革的架势，他们将一切非“国防文学”称为“汉奸文学”。
鲁迅反对这种宗派主义，他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说：
【徐懋庸等似乎不肯去看一看，却一味的咬住我，硬要诬陷我“破坏统一战线”，硬要教训我说我“对于现在基本的政策没有了解”。】
【“文艺家协会”还非常浓厚的含有宗派主义和行帮情形。不看别的，单看那章程，对于加入者的资格就限制得太严;就是会员要缴一元入会费，两元年费，也就表示着“作家阀”的倾向，不是抗日“人民式”的了。在理论上，如《文学界》创刊号上所发表的关于“联合问题”和“国防文学”的文章，是基本上宗派主义的;
……另一个作者解释“国防文学”，说“国防文学”必须有正确的创作方法，又说现在不是“国防文学”就是“汉奸文学”，欲以“国防文学”一口号去统一作家，也先豫备了“汉奸文学”这名词作为后日批评别人之用。这实在是出色的宗派主义的理论。我以为应当说：作家在“抗日”的旗帜，或者在“国防”的旗帜之下联合起来;不能说：作家在“国防文学”的口号下联合起来，因为有些作者不写“国防为主题”的作品，仍可从各方面来参加抗日的联合战线;即使他像我一样没有加入“文艺家协会”，也未必就是“汉奸”。“国防文学”不能包括一切文学，因为在“国防文学”与“汉奸文学”之外，确有既非前者也非后者的文学，除非他们有本领也证明了《红楼梦》，《子夜》，《阿Q正传》是“国防文学”或“汉奸文学”。】
【其次，我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的关系。徐懋庸之流的宗派主义也表现在对于这口号的态度上。他们既说这是“标新立异”，又说是与“国防文学”对抗。我真料不到他们会宗派到这样的地步。只要“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不是“汉奸”的口号，那就是一种抗日的力量;为什么这是“标新立异”?你们从那里看出这是与“国防文学”对抗?拒绝友军之生力的，暗暗的谋杀抗日的力量的，是你们自己的这种比“白衣秀士”王伦还要狭小的气魄。】
对于这种关门主义与宗派主义，鲁迅深恶痛绝，他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说：
【首先应该扫荡的，倒是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
【据我的经验，那种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
【有些所谓革命作家，其实是破落户的漂零子弟。他也有不平，有反抗，有战斗，而往往不过是将败落家族的妇姑勃谿，叔嫂斗法的手段，移到文坛上。嘁嘁嚓嚓，招是生非，搬弄口舌，决不在大处着眼。这衣钵流传不绝。】
周扬在1980’年代也承认自己当年与鲁迅关于两个口号的争论“多少带有宗派主义情绪”。
《周扬文集》第一卷1984年出版时，周扬在他的文章《关于国防文学——略评徐行先生的国防文学反对论》(1936年所写)后加了一个“作者附记”(1982年所写)：
【“两个口号”论争是在革命转折关头、党的斗争策略发生巨大变化、在革命文艺界内部展开的争论。在大转变的时候，认识不一致，争论是不可避免的。争论双方在坚持抗日，拥护统一战线政策这些方面是没有分歧的;但在如何建立统一战线，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组织中的地位和作用，提什么口号更合适、更科学，对抗日文学的理解和创作等方面，意见又是有分歧的。又因当时白色恐怖严重，文艺界的人彼此之间不易来往，不可能充分交换意见，统一意志，只能凭着各自的理解，凭着自己对革命的认识各谈各的主张。因此，即或是赞成、拥护同一口号的人，其主张和说法也都千差万别。在论争中，由于当时我对鲁迅的伟大缺乏认识，对他的有些意见尊重不够，又多少带有宗派主义情绪，我作为临时文委的负责人，在这些方面，是有责任的。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末】
这两条文艺路线交锋的一个核心焦点是被标榜为“国防戏剧”的夏衍所著的历史话剧《赛金花》。
根据湖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的《关于夏衍的〈赛金花〉和有关问题的讨论 资料汇编之二》，穆欣总结的《赛金花》剧本概要：
【全剧以清末妓女赛金花的事迹为主线，以一九〇〇年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入侵的庚子事件为背景。它的主要情节是：剧本一开始，描写赛金花带着她的“金花班”到了北京，如何巴结上兵部尚书立山，结识侍郎卢玉芳等一伙权贵。敌人虽已兵临城下，这班人照样寻欢作乐。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剧本恶意地描绘了义和团的“暴行”，称他们为“拳匪”;而德国侵略军却枪杀了正在街头“行劫”的义和团，“搭救”了逃难的民妇。这时赛金花遇到沿街搜查的德军，她仗着会说几句德国话和曾“握过腓特烈皇后的手”，保全了自己，还救出官员张璧等人。此后赛金花即与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剧本写作瓦德齐)姘居，还尽力为敌人筹办军粮。义和团的抵抗失败，清廷派李鸿章与敌议和。由于敌人条件过苛，谈判陷入僵局。李鸿章派程璧来见赛金花，用西施与昭君的故事，劝她帮忙“交涉”。她“说服”了瓦德西，又使克林德太太放弃了原来坚要慈禧太后认罪的条件。剧本衷心地赞扬了她的“外交手腕”，把她描绘成了一个中国人民的“救世主”。过了五年，赛金花因为虐毙班子里的妓女凤玲，吃了官司，被判押解原籍。剧本通过这个结局，表达了赛金花的愤懑心情，“暴露”了清廷对她的“忘恩负义”。作者带着打抱不平的心情写出全剧的最后一场：《可是，他们给她的报酬呢?》】
夏衍在这部话剧中，将反抗八国联军的义和团称为“拳匪”，特别是，这个“拳匪”的称呼不仅仅是从话剧的各种角色的口中说出来的，在剧本的舞台说明中，夏衍依然使用“拳匪”来称呼义和团，并将义和团描写成烧杀抢掠的“匪”：
【妇 (挣扎，反抗地)狗东西!你们嘴里讲杀洋人，可是洋人一个也不曾动，只杀中国人，只杀中国人的女人和小孩……
(拳民一刀斫下，妇人用手挡，手上流血，两个洋兵上，一枪将两个拳匪打死，妇人很快地伏在暗处，洋兵走近，搜索拳匪尸体，一个拾起一块画八卦的黄布。 )
兵三 A fine trophy!
兵四 (从另一拳匪身上搜出一串镯子戒指，举得高高的) Hip! Here is the trophy for more actual use!】
夏衍《赛金花》剧本，第三场
1936年12月《中流》一卷八期刊载茅盾的《谈“赛金花”》：
【有人指出《赛金花》剧本给观众一个极不好的印象，就是把义和团写成杀人放火的“拳匪”。这一点太明显了】
艾思奇对夏衍的《赛金花》也提出了批评，读书出版社1939年出版的艾思奇专著《实践与理论》中的《赛金花的风波》中，艾思奇说：
【好几位朋友都说过，有一种汉奸，因为奉承敌人，往往能保持住一部分地方暂时的安全，就以为自己是在救国，或者被人当做救国者，实际上只是帮敌人的忙而己。而赛金花正是做了这样的一个事实上的汉奸。
《赛金花》的剧本里就有她向德国联军总帅瓦德西叩头的一个场面。在南京公演到这里时，观众都大大地愤激起来，认为侮辱国家，把果皮杯碟等掷上去。剧团只好答应修改了剧本再演。
侮辱确是侮辱，但这样的事实，怎可以说它不会有呢?修改了剧本，不过是把一个事实抹煞罢了，八国联军少杀了几个中国人，这也许真是赛金花的功劳，但除此而外她又能做些什么?要联军退兵么?那要等到赔款乞和以后才做得到，至于赛金花自己，倒是给联军利用来打通了中国的关系，达到筹借军饷的目的，这一些才是她的真正的功劳。】
【不要靠赛金花这样的人来替我们保持部分地方的安全，不要让各地守土的将士孤军独战，要决定全国规模的抗敌政策，然后中国的自由解放才会有希望。——这是很多人早已经说过的话了。】
鲁迅先生更是毫不客气，他在《且介亭附集》的《“这也是生活”》(1936年8月23日)中说：
【作文已经有了“最中心之主题”：连义和拳时代和德国统帅瓦德西睡了一些时候的赛金花，也早已封为九天护国娘娘了。】
但是，周扬却对《赛金花》给予了高度赞扬，并将赛金花称为“民族英雄”。1936年6月25日周扬在上海《光明》杂志第一卷第二号发表了《现阶段的文学》：
【历史的主题大部分都还在未经掘发的状况里。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民族有多少胜利的和失败的英雄事件，有多少从不曾被人描写的民族英雄。这些丰富的过去的题材使国防文学的主题有了一种历史的阔度。民族革命不但有它的现在，将来，同时也有它的过去，我们要从过去的再评价里引出于民族革命有益的教训。《赛金花》作者夏衍在这一方面的继续的努力给国防剧作开辟了一个新的园地。】
《赛金花》剧本将英勇抵抗烧杀抢掠的八国联军的义和团描写成“拳匪”，而将一个帮助清政府与八国联军签订丧权辱国条约并给八国联军筹措军饷的妓女、老鸨赛金花描写成拯救民族的民族英雄，正如将丧权辱国的大汉奸汪精卫描写成收复失地的民族英雄一样。这是彻彻底底的投降主义。没有一丝一毫的无产阶级思想，没有一丝一毫地歌颂以义和团为代表的英勇抵抗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劳动人民。
剧本中，尤其是在为妓女、老鸨赛金花鸣不平的第七场，标题为《可是，他们给她的报酬呢?》，是不是像极了改开后右派的口吻?
这两条文艺路线的斗争，正如《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所言：
【要破除对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迷信。那时，左翼文艺运动政治上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组织上是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文艺思想实际上是俄国资产阶级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以及戏剧方面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思想，他们是俄国沙皇时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们的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思想。】
【有些左翼文艺工作者，特别是鲁迅，也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和工农自己创作文艺的口号，但是并没有系统地解决文艺同工农兵相结合这个根本问题】
直到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才真正系统地解决了文艺如何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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