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1976年J11第三枚《学习鲁迅革命精神》(上)
与2024年《中国现代文学家》鲁迅单枚(下)
1976年10月19日,中国邮电部发行了一套纪念鲁迅的邮票,名称是《纪念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其中一枚邮票,描绘了鲁迅与工农兵并肩战斗的画面:以对角线为基准,一位女性农民、一位男性工人和一位男性解放军战士占据右下部分,手持书籍、文稿和钢枪,望向画面之外——这个组合,也是彼时图画、雕塑中的常见组合——鲁迅的肖像则占据左上部分,望向同一方向,兼为背景。
将近半个世纪后的2024年10月15日,中国邮政又发行了一套《中国现代文学家》纪念邮票。鲁迅仍然排在第一位,只是这次,他的身边不再是工农兵,而是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和曹禺。
从“文化革命的主将”到“中国现代文学家”,两套邮票相隔48年。鲁迅仍然是那个鲁迅,但围绕他的文字、图像和人物,已经大不相同。
邮票是一种有趣的历史材料。作为国家发行的邮资凭证,它既有日常使用的功能,也参与塑造公共记忆。一枚邮票能够容纳的东西很有限:一张肖像、几行文字,或者一幅缩小的画作。设计者必须决定哪些东西值得留下,又有哪些东西可以舍去。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邮票上,鲁迅先后以六套不同的邮票题材出现。循着这些方寸大小的图像,我们或许可以看看:不同时代的人们,究竟希望从鲁迅身上看见什么?
*本文根据B站UP主【邮说历史】“邮说历史”第三期《从“主将”到“文学家”——邮票上的鲁迅》视频材料整理、补充。文章所用邮票及邮折图片部分由原作者提供。
欢迎观看原视频:https://b23.tv/mC3ciBd
文| 旺角金鱼 鸣谢|邮说历史 马乙己 排版| 柳猫
01
一张脸,两句诗
1951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十五周年。中国人民邮政发行“纪11”《鲁迅逝世十五周年》纪念邮票一套两枚,由孙传哲设计。两枚邮票图案相同,面值为400元和800元(旧币),分别采用紫色和绿色。画面右侧是鲁迅半身像,左侧是他的手书: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1951年“纪11”《鲁迅逝世十五周年》纪念邮票(全套两枚)
这套邮票上的鲁迅,依据1930年他五十岁时拍摄的照片绘制。那年9月25日,鲁迅在日记中记下:“午后同广平携海婴往阳春堂照相。”这张照片中的鲁迅,身穿长衫,头发整齐,直视前方。他自己很喜欢这张照片,后来还将照片赠予友人和青年。二十一年后,这张私人照片成为共和国纪念鲁迅的公共肖像。

鲁迅1930年肖像照片
与肖像并列的两句诗更值得留意。今天,“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几乎已经成为鲁迅的人格标识。然而,这两句诗最初并非为纪念碑而写。
1932年10月,郁达夫设宴招待鲁迅、柳亚子等人。出于这顿饭的因缘,鲁迅为柳亚子写下一首七律,并在题跋里自称:“达夫赏饭,闲人打油,偷得半联,凑成一律。”这首诗后来以《自嘲》之名广为流传。
通读全诗,鲁迅并不只有横眉怒目的一面。“运交华盖”“破帽遮颜”“漏船载酒”“躲进小楼”,处处有困顿,也处处有自我调侃,甚至把这首诗称为“打油”。至于其中的“孺子牛”,原出自《左传》中齐景公扮牛与儿子嬉戏的典故。鲁迅也曾在写给友人的信中,用它形容自己为养育海婴而加倍操劳的生活。许广平后来回忆鲁迅照顾海婴的情景,同样援引了这句诗。由此可见,“孺子牛”至少包含着鲁迅具体的家庭生活经验,而不仅仅是后来流行的政治解释。

鲁迅《赠柳亚子(自嘲)》手迹,1932年
不过,一旦单独摘出这两句,它们便获得了一种更加鲜明的对称结构:一边是必须冷对的敌人,一边是甘愿服务的对象;鲁迅的爱憎仿佛由此获得了清楚的界线。
这种解释并非没有根据。鲁迅的确长期与压迫、专制和文化上的奴性作斗争,也确实关心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将“千夫”解释为敌人,将“孺子”解释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这种解释使原本带有私人生活经验和自嘲意味的旧体诗句,获得了明确的革命政治含义,它并非与鲁迅的思想毫无关系,却也被置于与原诗不同的语境。当1951年的邮票采用这两句诗时,它们已经经历了这样的公共阐释过程。共和国最初的鲁迅邮票,就这样将一张生活中的照片和两句文学作品中的诗,组合成了一个后来为人熟知的公共形象。
1962年发行的“纪91”《鲁迅诞生八十周年》,则采用了完全不同的表现形式。

1962年“纪91”《鲁迅诞生八十周年》纪念邮票
这枚邮票由万维生设计,以谢笳声(又作“谢家声”)创作的鲁迅雕塑头像为图案。鲁迅不再是照片中的人物,而成为一尊纪念性的胸像。邮票上的肖像更为凝练,人物身体与生活环境被剥离,只留下坚定、严肃的面容。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在1961年鲁迅八十寿辰之际,也写下了两首七绝。其中有“博大胆识铁石坚,刀光剑影任翔旋”,也有“鉴湖越台名士乡,忧忡为国痛断肠”。鲁迅的斗争精神、家国忧患和诗人身份,在这里被放到一起。不过,这两首诗直到1996年才首次公开发表,并非1962年邮票发行时公众能够读到的纪念文字。
1962年的雕塑票让我们看到了鲁迅形象逐渐纪念碑化的趋势。四年之后,有关鲁迅的政治评价则直接被印上了邮票。
02
“文化革命的主将”
1966年10月,鲁迅逝世三十周年。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第一个鲁迅逝世纪念日,全国多地举行了纪念活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学习鲁迅的革命硬骨头精神》,强调在当时的政治运动中继承鲁迅的革命精神。同年12月31日,中国邮电部发行了“纪122”《纪念我们的文化革命先驱鲁迅》。这套邮票共三枚,与1951年的两枚同图邮票不同,这三枚形成了一组分工明确的图像。
第一枚,没有鲁迅的肖像,只有一大段文字。第二枚,是红色背景中的鲁迅半身像。第三枚,则是鲁迅亲笔书写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1966年“纪122”《纪念我们的文化革命先驱鲁迅》纪念邮票(全套三枚)
这段被置于第一枚邮票上的文字,出自毛泽东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高度评价鲁迅的民族性格、革命精神与文化方向,并以“骨头是最硬的”“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等语句,赋予鲁迅鲜明的政治人格。我们今天熟悉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三重称号,也由此成为理解鲁迅的一套基本语言。
《新民主主义论》写于1940年。当时毛泽东所说的“文化革命”,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及其文化建设的论述脉络中,并不等同于1966年开始的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1940年的鲁迅是“文化革命主将”;1966年,同样的评价又被重新启用,为正在进行的政治运动助势。《红旗》杂志当年的同名社论,便将学习鲁迅的革命精神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直接联系起来。鲁迅作为文化革命“主将”的形象,由此被重新安置进了新的政治语境。

1966年“纪122”《纪念我们的文化革命先驱鲁迅》第一枚
在1951年的邮票上,鲁迅以自己的笔迹说明自己。十五年之后,鲁迅的亲笔诗句依然存在,却与毛泽东对他的政治评价并列。邮票并未舍弃鲁迅的文学身份,相反,它郑重保存了他的肖像、书法与文学作品;但鲁迅的思想和人格,又被置于一段具有高度政治权威的评价之下。鲁迅自己说过什么,与后来人们认为鲁迅代表什么,原本是两件不同的事情。而在这套邮票里,它们被安排在同一组画面中,呈现出一种相互印证的关系。
1966年的纪念文章与邮票已经将鲁迅的革命精神同当时的政治运动联系起来。轰轰烈烈的十年之后,这种联系更进一步:鲁迅不但被作为革命先驱加以纪念,也与正在参与现实政治斗争的工农兵一道,出现在同一幅画面中。
03
与工农兵“合影”
197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四十周年。邮电部发行“J11”《纪念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全套三枚。
第一枚是鲁迅浮雕像。

1976年J11《鲁迅》(第一枚)
第二枚名为《永不休战》。

1976年J11《永不休战》(第二枚)
与此前相对静止的纪念肖像不同,《永不休战》中的鲁迅正在写作。他身穿黑色长衫,膝上盖着毯子,身旁堆积着书籍、文稿。身体似乎已经十分虚弱,但右手仍然握着毛笔,目光望向前方。
这幅图像并非鲁迅晚年的纪实照片,而是取自画家汤小铭1972年创作的同名油画。当时,广州的鲁迅纪念馆正在准备恢复展览陈列,需要一张适合展出的鲁迅晚年形象。由于没有找到符合陈列要求的照片,纪念馆决定委托画家创作。汤小铭查阅了大量材料,最终选择让鲁迅卧病执笔。他把药瓶、毯子、书稿安排在人物身边,利用沉郁的色调和鲁迅凝视前方的目光,表现作家晚年仍在坚持的思想斗争。
《永不休战》没有采用当时政治宣传画中常见的鲜艳色调,而是以灰暗的室内环境、冷色背景和病榻上的毛毯塑造人物。这样的处理使鲁迅的病弱与精神上的坚毅形成了对照。虽然作品后来被视作突破“红、光、亮”模式的代表之一,但汤小铭曾表示,自己并非刻意与当时的美术风格唱反调,而是从鲁迅晚年的生活情境出发进行创作。

汤小铭油画《永不休战》,1972年
病中的鲁迅确实还在写作、与论敌战斗。不过,1976年的邮票说明并没有停留在这里。当年的配套邮折,将《永不休战》解释为鲁迅坚持与阶级敌人斗争,并称他“一生都在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全部力量献给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鲁迅的生命停止在1936年,那时的他恐怕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也并没有太多的了解,但在那个时代的政治叙述中,“鲁迅”可以且需要“捍卫路线”并“继续战斗”于四十年后迥异的现实中。
第三枚邮票《学习鲁迅革命精神》则将这种跨越时间的形象表现得更为直接。

1976年J11《学习鲁迅革命精神》(第三枚)
这大概是新中国鲁迅邮票中最奇特的一次“合影”。
画面上方是鲁迅肖像,下方则是三位工农兵:一位农村女青年、一位戴防护镜的工人和一位身穿军装的解放军战士。三人分别持有书籍、文稿或钢枪,神情坚定,目光望向画面之外。
这是一幅典型的政治宣传画构图。鲁迅当然不是真的与这些人站在一起,而是作为一种精神象征出现在他们身后。邮票采用的画面,原本来自1970年代的宣传画《学习鲁迅的革命精神,作批林批孔的闯将》。在宣传画的构图中,鲁迅既是被学习的榜样,也是当下政治斗争的精神支持者。

1970年代宣传画
《学习鲁迅的革命精神,作批林批孔的闯将》
这并不只是把鲁迅画得更加革命化而已。1951年的邮票上,鲁迅以肖像和诗句接受人们的纪念;1966年的邮票,则将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放在了突出的位置;而到了1976年,邮票已经描绘出一群正在学习鲁迅、准备继承其革命精神的工农兵。这种“合影”,使一个早已去世的历史人物重新进入了当下的政治生活。当然,这种进入不需要鲁迅真正参与眼前的斗争,也无从征求他对有关政治运动的意见,只要将鲁迅的形象与某种革命精神联系起来,便可以把这种精神援引到新的政治实践之中。鲁迅似乎从未离开现实,却也愈发成为一个可以脱离具体情境、被不断重新解释的政治符号。
倘若仅凭画面,还未必能够完整理解它所指向的政治活动。那么,1976年随邮票一同发行的邮折,就为我们留下了更明确的文字。

1976年J11《纪念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
邮折封面
这份由中国邮票出口公司制作的邮折,封面用英文写着:
COMMEMORATING THE CHIEF COMMANDER OF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LU HSUN
(“纪念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
打开邮折,里面不仅贴有全套三枚邮票,还附有中英文说明。

1976年J11《纪念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
邮折内页(中文说明)
对第三枚《学习鲁迅革命精神》,中文说明写道:
“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誓将革命进行到底。”
这里的鲁迅已经被明确置于1976年的现实政治运动之中。“学习鲁迅”不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学习他的文学、思想与人格,而是与当时具体的政治路线及政治斗争联系起来。
尤其有趣的是发行日期。1976年10月19日,“四人帮”已于13天之前被捕。国内政治局势正在发生急剧变化,但这套邮票及其配套文字,仍然完整保留着此前政治运动的语言。我们暂时无法仅凭邮折确定它的印制时间,更不能据此推断发行机构内部的具体决策过程。不过,正是这种日期与话语之间的错位,使邮折成为一件格外有意思的历史实物。它不仅记录了鲁迅怎样被纪念,也保存了1976年政治语言的一个切面。

1976年J11《纪念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
邮折内页(英文说明)
而且,这些文字并不只面向国内读者。中国邮票出口公司在英文说明中,同样将鲁迅与当时的政治路线、工农兵的斗争姿态联系起来。作为一种面向海外集邮市场的商品,邮折把特定年代的政治话语与鲁迅的图像一同送到了国外收藏者面前。
几十年后,当这些邮票不再用于寄信,而是成为收藏品和历史材料,它们却仍然保留着当年的说明。相比后来不断更新的纪念讲话与人物介绍,这些不能随意修改的印刷品,倒为我们留下了几行难以抹去的文字。
04
青年鲁迅出现
又过了五年,1981年是鲁迅诞辰一百周年。邮电部发行J67《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纪念邮票一套两枚,设计者是张克让。
这套邮票的视觉风格明显不同于前两次纪念。第一枚是青年时期的鲁迅,第二枚是晚年时期的鲁迅。

1981年J67《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纪念邮票(全套两枚)
青年鲁迅取材于1904年在日本留学时期的照片。那时的鲁迅还没有成为人们熟悉的杂文家,更没有后来照片上浓密而醒目的胡须。他穿着学生制服,表情严肃,身后则是画家重构的绍兴街道:小桥、民居、店铺,以及“药”“当”招牌。这张邮票将年轻的鲁迅与故乡联系起来,也把观众带回他尚未完成思想和人生转变的年代。
另一枚则取材于1936年10月8日的一个真实场景。那天,已经重病缠身的鲁迅来到上海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与青年木刻家们交谈。年轻的摄影者沙飞恰好在场,为他们留下了照片。鲁迅坐在青年中间,手里夹着香烟。此时距离他去世,还有11天。

沙飞摄:鲁迅与青年木刻家在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上,1936年10月8日
我们不妨将1981年的第二枚邮票与1976年的工农兵群像放在一起观看。1976年的画面将鲁迅与四十年后的工农兵组合在一起,构造了想象的“合影”;而1981年的图像,则取材于鲁迅与青年木刻家的真实历史合影,却省去了身边的青年,只留下鲁迅手持香烟的单人影像。
从无中生有的“合影”,到从合影中抠出“独影”,这个区别值得注意,却也不能因此简单地说1981年的鲁迅就“失去了革命性”。张克让在1981年7月发表于《人民日报》的《为了纪念鲁迅先生》一文中,解释了自己的设计意图:他选择黑白木刻风格,是因为鲁迅曾积极倡导中国新兴的木刻运动;表现青年时期,是为了突出鲁迅弃医从文的人生选择;表现晚年与木刻青年的交往,则是为了呈现鲁迅对青年、对未来的希望。设计者仍然希望表现鲁迅“战斗的形象”;但是,战斗不再借助激进的想象和意味鲜明的政治组合来呈现,而试图从鲁迅的生命经历和实际行动中寻找。
当然,这或许可以被看作一种“革命的降调”。但1930年代的木刻运动,本来也不是什么与政治无关的文人雅事。它关心劳动者与社会现实,借助相对廉价、便于复制传播的艺术形式,参与左翼文化运动。鲁迅对木刻青年的扶持,不仅是他的某种“审美偏好”,更是他投身现实战斗的一种具体方式。1981年的邮票让观众重新看见了这样的鲁迅:他曾是一个寻找方向的青年,也曾与许多年轻人一道工作,为他们提供支持。
画面上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茅盾题写的“鲁迅诞辰一百周年”。1981年1月,病中的茅盾应设计者请求,为这套邮票题字。两个月后,茅盾去世。因而,这几枚小小的邮票,也保存了两位现代文学史重要人物之间的一段纪念关系。

1981年J67《鲁迅诞辰一百周年》邮票上的茅盾题字
1991年,中国邮政又发行了JF31《中国新兴版画运动六十周年》纪念邮资封,采用李桦的版画《鲁迅先生在木刻讲习会》,再次呈现鲁迅与新兴木刻运动的联系。

1991年JF31《中国新兴版画运动六十周年》
纪念邮资封(实寄)
05
“现代文学家”鲁迅
再次发行以鲁迅为主题的纪念邮票,已经是2024年10月15日。邮电部早已不复存在,这次是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发行《中国现代文学家》纪念邮票,全套六枚,分别纪念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和曹禺,鲁迅排在第一位。
这套邮票由赵建成设计,中国现代文学馆参与策划,并提供作家照片、手稿和作品版本等资料。






2024年《中国现代文学家》纪念邮票(全套六枚)
如果说1976年的鲁迅邮票以革命政治为主题,那么2024年的这一枚,首先把鲁迅放进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画面以人物肖像为中心,背景隐约呈现作品书影和诗作书法。没有工农兵,没有明确的革命口号,也没有将鲁迅称作文化革命的主将。他和另外五位作家一起,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份人物名单。
中国邮政发布的官方介绍,依然称鲁迅为“中国现代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也强调其作品的“批判精神”。真正发生改变的是这些身份的位置:在1976年,鲁迅首先作为革命的榜样出现;在2024年,他则首先作为现代文学的奠基人被展示。
不过,即使是这一张看似最为平和的文学家肖像,其设计过程也不乏分歧。中国现代文学馆在一篇关于这套邮票制作过程的文章中透露,公众熟悉的是“横眉冷对千夫指”的鲁迅,是凝重冷峭的“民族魂”;而家属则希望画出鲁迅更加和蔼、慈祥的一面。这便提出了一个看似细枝末节、实际上并不容易回答的问题:鲁迅到底应该是什么表情?是愤怒的,严肃的,还是温和的?那些被人们反复引用的照片,是否已经穷尽了鲁迅的真实面貌?
2024年的设计者仍然选用了1930年鲁迅五十岁时的照片作为肖像原型。这张照片,七十多年前已经被用来制作1951年的纪念邮票。



鲁迅1930年肖像照片、1951年“纪11”邮票与2024年《中国现代文学家》鲁迅单枚 对照
同一个人,同一张照片,在不同时代经过重新绘制、组合与解释,成为几种不同的鲁迅。照片本身不会告诉我们如何理解照片中的人。一张脸可以是文学家的面容,也可以是革命者的面容;它既可以与“俯首甘为孺子牛”并列,也可以被摆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群像之中。这些意义并非都来自照片,而是来自照片被使用的方式。新中国的历史中始终将鲁迅放置在被尊崇的位置上,但不同的阐释方式却折射着这种“尊崇”本身的复杂性。
这当然与中国社会及其政治文化的变迁有关。但若要解释每一次选择背后完整的制度和政治原因,几套邮票还远远不够。它们更适合回答一个较为具体的问题:不同时代的国家意识形态究竟怎样将鲁迅呈现给公众?
邮票提供的是一次次选择的结果。鲁迅的多张面孔并不能彼此简单替代:他的文学创作本来就具有鲜明的政治性,而他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也从未脱离具体的人生经验和个人关怀。正如他自己所说:“战士的日常生活,是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无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关联,这才是实际上的战士。”鲁迅的“文学性”与“政治性”从来就是互相穿透的,如果我们真的可以将其二分的话。
1936年10月8日,沙飞按下快门的时候,鲁迅大概不会想到这个场景会在四十五年后被印作全国发行的纪念邮票;他更不可能知道,自己身后还会出现工农兵,会被赋予“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的口号,又将会与他曾熟悉或不熟悉的文人排列在一起。但这些方寸之间的画面确实存在过,它们既留下了鲁迅,也留下了对鲁迅的讲述、记忆、纪念与再造。
而我们重新观看这些邮票,或许正是为了将两者区别开来。
主要参考文献
[1]《邮电部发行“鲁迅诞生八十周年”纪念邮票》,《人民日报》,1962年2月25日,第2版
[2] 《学习鲁迅的革命硬骨头精神》(社论),《人民日报》,1966年10月19日,第2版
[3] 《纪念我们的文化革命先驱鲁迅》(社论),《红旗》,1966年第14期
[4] 新华社:《为纪念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鲁迅 邮电部发行〈纪念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纪念邮票》,《人民日报》,1976年10月19日,第4版
[5] 张克让:《为了纪念鲁迅先生》,《人民日报》,1981年7月27日,第8版
[6] 毛泽东:《七绝二首·纪念鲁迅八十寿辰》(作于1961年),《人民日报》,1996年9月20日,第11版
[7]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现代文学家〉纪念邮票发行通告》,2024年10月11日
[8] 程振兴:《“孺子牛的变质”:从“自嘲”到“自画像”》,《新文学史料》,2018年第4期
[9] 任杰:《“鲁迅图式”的生成机制与表意逻辑——对20世纪40—70年代鲁迅图像的一种考察》,《鲁迅研究月刊》,2021年第5期
[10] 方怀银:《俯首甘为孺子牛——邮票上的鲁迅形象赏析》,《中国邮政报》,2024年12月18日
[11] 广东美术馆:《广东美术馆馆藏|汤小铭〈永不休战〉》,2020年3月23日(馆藏网页),https://www.gdmoa.org/Public_Education/Collection_Learning/ColletionsLearning/202003/t20200323_16437.shtml
[12] 广东美术馆转载《羊城晚报》:《汤小铭艺术研究展呈现鲁迅主题系列作品》,2019年5月8日,https://www.gdmoa.org/Media_Center/Press/2019/201905/t20190508_16076.shtml
[13] 马杰:《方寸间的文学丰碑——〈中国现代文学家〉纪念邮票及邮品侧记》,《文艺报》,2025年2月26日,第8版
[14] 中国作家网:《百余帧影像故事,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40周年》,2021年9月25日,https://www.chinawriter.com.cn/n1/2021/0925/c440983-32236175.html
*邮票邮折信息与部分毛泽东、鲁迅原文不再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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