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十九日。我睁了眼，看见的却不是我那大陆新村寓所的天花板。那上头悬着一盏灯，白得刺眼，照得满屋子亮堂堂的，仿佛在办什么喜事。我定了定神，才明白过来：哦，今天是我的忌日，死了九十年了。
既然是忌日，便该有忌日的样子。我于是坐起来，看他们怎样纪念我。这一看，倒看出许多花样来。
先是看见一间教室。先生站在台上，把我的文章念得抑扬顿挫，念到“横眉冷对千夫指”，便停下来，问学生：“这句表现了什么?”学生们齐刷刷举手，答得整整齐齐，说“表现了鲁迅先生爱憎分明的立场”。先生点点头，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字：“标准答案”。我看了，觉得有些好笑。我当初写这一句，不过是因为那天心里闷得慌，随手写了几个字，哪里想到什么“立场”。如今倒好，成了标准答案了。学生们背得滚瓜烂熟，考试得了满分，欢天喜地地走了。他们大约从此便以为认识我了。我想叫住他们，说一句：你们认识的，不过是一张照片和一个名字。但死人开口，本就不合时宜，况且他们也听不见。
又看见一个会场。台上挂着我的画像，画像两旁摆满了花篮，绸带上写着“精神永存”“民族脊梁”之类的话。台下坐着许多人，有穿西装的，有穿长衫的，个个面色郑重。主持人说：“请某某先生致辞。”那位先生便上台，清了清嗓子，讲了一刻钟。讲的是“鲁迅精神的当代意义”。我竖起耳朵听了半晌，听明白了：原来我的精神，就是今天开会的意思;开完了会，精神便“存”在会场的照片里了。我不禁想：倘或我当年写文章，是为了给今天的人开会用的，那我大约一个字也写不出来。我写文章，是因为有话要说，不说便睡不着觉;并非因为要留给后人开会时引用。
再看见一个网络。许多人在上面发消息，有的说“今天鲁迅先生忌日，致敬”，有的说“先生千古”，有的发一张我叼着烟斗的照片，配一句俏皮话。热闹得很。我翻着看，忽然看见一个人写道：“鲁迅要是活到今天，肯定是个大V，天天上热搜。”我看到这里，愣了愣，随即觉得这话未必全无道理。我当年写文章骂人，也常常惹得人家跳脚，登报、告状、写匿名信，什么手段都使过。如今换了个场子，大约也还是这样。只是有一件事不同：那时候骂完了，被骂的人是要想的，想完了或许还要回骂;如今骂完了，底下点赞的一片，热闹一阵，便各自散了。被骂的人大约连看也不看，因为看也白看，不看也白不看。我想，这倒也好，省了我许多力气。
我看了一圈，觉得纪念的法子着实不少，花样也翻新。只是看来看去，总觉得少了一样东西。少了什么呢?我一时想不出，便又翻那些纪念的文章。翻着翻着，忽然看见一篇，是一个年轻人写的。他说：“今天是先生的忌日，我把先生的文章翻出来重读，读着读着，忽然觉得先生好像就在旁边，跟我说了几句话。他说：你那里，还有没有吃人的事?倘有，你预备怎么办?”我看到这里，心里忽然动了一下。这才是我要的纪念。不是花篮，不是会场，不是满屏的“致敬”，而是一个人，在夜里，翻开书，听见有人在问他话，问得他睡不着觉。
我于是又想起一些事来。想起我写过一篇《死》，里头说“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如今没有人给我收钱了，因为我的丧事早已变成一场盛典，盛典上是不谈钱的，谈的是“文化品牌”“IP价值”。想到这，我觉得好笑，又觉得有些悲哀。我活着的时候，最怕的是青年们沉睡;我死了以后，最怕的是青年们醒来又睡过去，还打着我的旗号睡。
罢了。忌日忌日，终究是活人的事。他们爱怎么纪念，便怎么纪念罢。我只盼着一件事：哪一天有人翻开我的书，不是为了考试，不是为了开会，不是为了发朋友圈，而是因为心里有什么东西在咬，睡不着觉，想找个人说说话。那时候，他便找到我了。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上海。九十年后的今天，我不在。
但我还在等，等一个夜里睡不着的人，来跟我说几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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