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词的遮蔽力，有时比我们愿意承认的更大。
“电诈”，两个字，轻飘飘的。听起来像是某种发生在线上的、技术性的、以“骗”为核心的勾当。它让人联想到电话那头的假客服、短信里的钓鱼链接、一个粗心大意的受害者和一笔被转走的存款。这个词天然地把注意力引向“骗术”，而不是“统治”;引向“损失”，而不是“暴力”;引向“防范”，而不是“摧毁”。
但把缅北园区里发生的事装进“电诈”这个词，就像把一场屠杀叫作“治安事件”。
白家犯罪集团的公诉书里，与诈骗罪并列的，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绑架、贩卖毒品、强迫卖淫、非法拘禁。园区的“惩戒体系”是有层级的：底层人员动辄体罚打骂、转卖交易;技术骨干拒绝配合，关铁笼、断水断粮直至妥协;管理层业绩不达标，承担连带的身体和精神折磨。回流人员的原话是：“七八个人一起打，棍子、PVC管、鞭子都有，四个手指的指甲都拿钳子拔了，后面用菜刀剁了我两个手指头。”外面有武装看守，被骗进去的人被没收证件和通信工具，被迫签下欠条，女性被胁迫卖淫，至少做满一年或上交数万元“路费”才能离开。这套东西，用“骗”来概括，是对施暴者的宽纵，也是对受害者的第二次剥夺。
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规定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四个特征写得清清楚楚：稳定的组织、明确的首领和骨干、通过违法犯罪获取经济实力、以暴力威胁手段在一定区域或行业形成非法控制。缅北那些以家族为单位、以民兵武装为“护罪”支撑、以电诈为核心横跨毒品与人口贩卖的庞大网络，哪一个特征落空了?把“电诈”两个字放在这样一个犯罪体面前，与其说是定性，不如说是一种语言的回避。
回避的代价，落在具体的人身上。
徽剑，本名吴恺，一个长期在网上揭露缅北电诈的自媒体人。2024年10月，境外人员“少校”悬赏一百万，要求劫持他、逼问公众号幕后主使、删除文章。11月10日，赵冰等人冒充警察将他绑架，跨省殴打、逼问，最终将他遗弃在江西一处荒山上。11月13日，他被发现死亡。2025年12月，赵冰因故意伤害罪一审获判死缓，其余十三人分别获刑，而出资悬赏的“少校”至今仍在境外，没有归案。
一个以“骗钱”为业的人，为什么要花一百万去买一个反诈宣传者的命?因为“骗”只是他们面向受害者的前台动作，后台运行的是一套完整的暴力逻辑：谁阻挡资金流入，谁就要被清除。杀徽剑，杀的不是一个“多嘴的人”，杀的是一个让他们收入下降的节点。这是黑社会的逻辑，甚至是更冷的东西——它不跟你谈判，不跟你讲条件，它直接在你身上做一个示范，让所有可能开口的人闭嘴。
上合组织《反恐怖主义公约》对“恐怖主义组织”的界定里，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它明确将“黑社会组织”列为恐怖主义组织的一种形态。换句话说，在国际反恐的法律语汇中，黑社会与恐怖组织之间并不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区分二者的是手段的烈度和目的的政治性，但在“以组织化暴力制造恐惧、胁迫普通人服从”这个核心上，它们是同一种东西的不同变体。境外电诈集团未必追求政治目的，但它对国内普通人制造恐惧的效果是真实的：一个家庭被骗光积蓄之后，老人不敢接陌生电话，孩子被教育“不要和任何人说话”，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被系统性地削薄。这种恐惧不来自炸弹，但它同样在改变一个社会里人们的行为方式。当一个犯罪体能够稳定地、大规模地、以暴力为后盾地在另一个国家的平民中制造这种效果时，继续叫它“诈骗”，在法律上或许是精确的，在直觉上却是失职的。
更让人不舒服的是，这套机器并不完全在境外运转。
国内那些为电诈集团提供银行卡、电话卡、支付通道、引流服务的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分散地处理为“帮信”违法，量刑不重，打击的力度与他们在整个犯罪链条中承担的功能并不匹配。2025年“两高一部”关于帮信犯罪的司法意见开始对组织性、职业性、跨境协同的行为“依法从严惩处”，这当然是一个进步，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仍然悬着：当一个人明知自己在为境外暴力机器输送弹药，他的行为还能不能仅仅被理解为“贪小便宜出借银行卡”?“诈奸”这个词刺耳，但它指向的东西是准确的——里应外合，把同胞的钱一车一车往外拉，拉出去的钱又反过来供养那套拔指甲、剁手指、关铁笼的秩序。这不是过失，这是共谋，只不过被“帮信”这个技术化的罪名稀释了道德分量。
而打击之所以艰难，也不仅仅是因为犯罪分子藏在境外。跨境取证、管辖权冲突、电子证据调取、资产冻结返还，每一个环节都是制度与制度之间的摩擦。柬埔寨一名乡长因涉嫌收受贿赂、与中国籍电诈团伙共谋组织诈骗中心被反贪局逮捕;一名移民警察利用口岸查验职权，为电诈相关人员提供“VIP通关”，半年牵涉三百多起案件。这些案例说明，境外园区不是凭空长出来的，它们需要当地权力的默许、纵容乃至入股。不清除这些“保护伞”，打掉一个园区，过一段时间，同一批人会在另一个地方重新聚合。扫黑除恶在国内讲“打伞破网”，到了跨境场景，这个逻辑并没有失效，只是“网”延伸到了国境之外。
写到这里，我想到的并不是“严打”两个字。严打当然必要，但如果我们的语言始终停留在“电诈”上，严打就永远是在打一个被缩小了的目标。缅北的园区里，钳子拔掉指甲的那一刻，菜刀剁下去的那一刻，铁笼关上、断水断粮的那一刻，发生的不是“诈骗”，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主权宣示。那些被诱骗过去、被转卖、被强迫卖淫、被逼到绝境的人，他们经历的也不是“财产损失”，是一整套以暴力为底色的支配关系。
把这种东西继续叫作“电诈”，就像把一具被殴打致死的尸体叫作“一起纠纷的后果”。词用错了，看问题的眼睛也就跟着错了。
徽剑死了。杀他的人中，直接动手的判了死缓，出钱的人还在境外。而那个词，还挂在整个犯罪体的头上，轻飘飘的，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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