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抗日战争长达十四年之久，那是一个山河破碎、民族危亡悬于一线的黑暗时代。在国家危亡、民族危亡的时候，既是各种势力、各种人物粉墨登场之时，也是大浪淘沙、忠奸立见的筛选之日。然而，在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画卷中，却有一支由汉奸组成的特殊群体，长期与日本人合作，甘愿充当日本人的奴才和走狗，压迫和屠戮自己的同胞。它们就像扎进中国民族肌体里的一根毒刺，每每触及，都会令人痛心疾首且陷入深沉的思考。
据历史资料记载：抗战期间，投降日本的国民党政府高层官员竟然有42名之多，涉及行政院、外交、财政、金融、铁路、交通、贸易、立法、教育、实业、农村等重要部门，涉及部长、次长、省长、市长、厅长、司长、局长、监察委员、立法委员、参事参议、法院院长、法院推事等，其中，包括国民党中央委员20余名。国民党副总裁、行政院长汪精卫、国民政府实业部长陈公博、国民党中宣部长周佛海、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禇民谊、国民政府内政部长陈群等，也前后充当了日本人的汉奸。在国民党军队内部，投降叛变的事件更是层出不穷，先后投降日本的少将以上高官98人，其中，军级以上职务的20余人，包括苏鲁战区游击纵队副总指挥李长江;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副总指挥何行健;冀察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24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第39集团军副总司令孙良诚;国民党第69军军长毕泽宇;新编第5军军长孙殿英、副军长刘月亭;第6战区挺进总司令兼第2纵队司令金亦吾;苏鲁战区游击纵队副总指挥李长江等上将级别的高级将领。国民党军队连以上单位成建制投降的数量也十分惊人，仅蒋介石嫡系部队就有50多万人投降了日军，此外，国民党地方军阀、武装警察、保安团、自卫团投降日军的人数难以计算。从“二战”后，统计的数字来看，当时，在华日军100多万，伪军却达到210多万，国民党军队投降的人数之多可见一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是唯一伪军数量超过侵略军数量的国家。投降后的国民党军队被日军编为“皇协军”或者“讨伐队”，充当日军作战的炮灰，成为日本人侵略、杀戮、掠夺、奴化中国人的走狗和帮凶。老百姓痛恨的称其为“皇狗子”或者“黑狗子”。
抗战期间，中华民族的尊严被日寇的铁蹄无情地践踏，中华大地上处处哀鸿遍野，无数同胞在战火中挣扎求生，无数的革命志士血洒疆场，无数的百姓流离失所，无数的家园毁于战火，然而，在中国战场上却出现了有史以来极为罕见的奇葩现象，那就是国民党官员成批的去当汉奸，国民党军队成建制的投降日寇。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反常现象?为什么蒋介石的军政人员会有那么深厚的亲日情结?为什么他们甘愿背负千古骂名，也要卖国求荣充当汉奸?时值今日，仍然是我们回避不掉的话题。
记得曾经有一位哲人说过：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有其必然性。抗战时期汉奸群体的存在，也绝对不是凭空刮起来的十二级台风。这一现象的背后，必定隐藏着深刻的历史、社会、文化以及人性等复杂根源，因此，逐步拨开这一特殊历史现象的迷雾，其意义十分重大。
众所周知，1894年中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甲午战争”，战争的结果是：清廷和李鸿章耗费巨资、经营多年、世界上最先进最强大的中国海军“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清朝政府被迫割地赔款。“甲午战争”的失败标志着清朝历时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失败，已经取得的近代化成果化为乌有;标志着列强侵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大大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中国的国际地位急剧下降;标志着近代以来依靠“精英”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美梦基本破产。“甲午战争”直接导致中国人民挽救民族危亡运动的异常高涨，义和团运动、台湾人民反对割让台湾的斗争风起云涌。以康有为代表的各省举人1300多名联合上书，掀起了变法运动。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派，试图从制度上进行变革，仿照美国样式建立起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摆脱危机，振兴中华。
“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中日两国作为敌对国家，双方结下了血海深仇。然而，当时，中国社会却出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大量的中国青年和社会精英分子纷纷涌向日本留学，日本的各类学校都有大量的中国青年就读。从1896年到1937年，清朝政府、民国政府公派留日学生达万人以上;自费留日学生达2万人以上。留日学生中，既有热血男性青年，也有缠足的女性青年;既有白发苍苍的耄耋老人，也有“舞勺之年”的学童。清末、民初留学日本，后来成为中国社会风云人物的人，可谓难以计数。其中，考入日本军校的人数也相当可观，据资料记载：清朝、民国政府和自费到日本东京振武学校和日本士官学校的留学生少说也有几千人。
当时，日本军队院校分陆军、空军、海军学校。陆军学校又分为三个等级：东京振武学校、东京士官学校和日本陆军大学。振武学校是日本士官学校的预备班，只有在振武学校毕业的优秀学生，才能进入日本士官学校进一步深造;而日本陆军大学基本不招收中国留学生。从1900年到1937年“七七事变”，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中国留学生1535人，其中，南京政府有627人。先后为清朝政府、北洋军阀培养少将至总督级别的官员342人、为中华民国政府培训少将以上军官共有多少名，没有可靠的数字统计，但是，少说也有300名。其中：闫锡山、程潜、李均烈、张群、王柏龄、何应钦、唐绍武、孙元良等，均为国民党军队举足轻重的人物。值得一提的是：东京振武学校培养中国多少留学生，目前尚没有可靠资料可以证实，但是，东京振武学校却有一名最最有名的学生——蒋介石。蒋介石先后两次到日本留学，就读于东京振武学校，然而，由于学习成绩太差，没有能够进入东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成为蒋介石终生的遗憾。
进入日本军队院校的留学生，不仅仅是单纯的学习军事，更重要的是学习日本人的皇权思想、军事理论、军队制度、日本的风俗习惯和处事方式等，用当今的语言来说，就是彻底地洗脑和换脑。当时，日本驻华大使矢野文雄曾经露骨的说道：“将在日本受到感化的中国新人散布于古老的帝国，是日本在大东亚扩大势力的最佳策略。”事实也是这样，大批从日本留学回来的留学生，遍布于国民政府的各个层级，担任着大小不同的职务，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制度、文化和作风，对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生态环境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通过几十年的渗透，中国出了数不清的民族败类，诸如：蒋介石、汪精卫、周佛海、闫锡山、何应钦、汤恩伯、王揖唐、臧式毅、黄自强、张岚峰、王永泉、李慧济等有名的大汉奸。他们或利用职权出场祖国的领土主权、或卖国求荣组织亲日伪政府、或出任伪职，为虎作伥，成为日寇的忠实走狗，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罪人，这与日本人的奴化教育不无关系。
当然，蒋介石政府官员甘愿当日本人的走狗，决不仅仅是因为曾经在日本留学的一个原因，这些人只所以走上反共反社会反人类反人民的道路，原因是多方面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曾经留学日本的学生，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当了汉奸。正如大家知道的那样，最有名气、又为大多数人所熟知的革命先驱，譬如孙中山、鲁迅、周恩来、李大钊、郭沫若、陈独秀、秋谨、廖承志等人，也先后在日本留学。他们回国后，立即投身于中国解放和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中，不但没有当汉奸，而且是坚定的革命者，为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成为永远令人崇敬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总之，抗战时期汉奸群体的存在，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段极为惨痛的记忆，它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当时中国社会的种种弊病与人性的弱点。通过深入剖析这一现象背后的复杂成因，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如何培养民族精神，如何进行全民思想教育、文化教育和道德教育是何等的重要。伟人曾经告诫我们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阶级也是这样。” 思想舆论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一定要去占领。他也告诉我们，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在国家危难之际，必须要坚定信念，坚守民族大义，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背叛自己的民族，自己的祖国，否则就会受到历史的审判和人民的唾弃，遗臭万年。
2025年11月25日写于承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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