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文化的灵魂是吠陀经典，亚伯拉罕一神教的灵魂是《旧约》。对于一个民族而言，这些“经”恰似夜空中永恒的星辰，指引着文明的航向，铸就着精神的脊梁。回溯人类历史长河，那些历经沧桑仍屹立不倒的伟大文明，皆以其经学为根基，构筑起独特的文化大厦。
难以想象，废除了印度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神圣经典，信仰这些宗教的族群会变成什么样子？甚至这些族群能否持续数千年都是一个巨大的疑问。
在古老的印度，吠陀经典如恒河之水，润泽着每一寸土地，滋养着每一颗心灵。从《梨俱吠陀》对宇宙起源与神灵的讴歌，到《奥义书》对生命真谛与灵魂解脱的探寻，印度人在自己的经学中找到了对世界的认知、对自我的定位，以及面对苦难与轮回时的精神寄托。它成为印度文化传承千年的密码，无论是朝代更迭还是外族入侵，只要吠陀经典的智慧仍在传颂，印度人民便能在文化的脉络中寻回身份，重聚力量。
同样，在亚伯拉罕一神教的信仰世界里，《旧约》宛如一座巍峨的丰碑，矗立在犹太民族的精神高地。即便历经巴比伦之囚、罗马帝国统治、欧洲大屠杀等无数磨难，只要《旧约》的智慧火种不灭，犹太民族便能在流散中坚守信仰，在困境中重燃希望，最终重建家园，延续民族的传奇。
《出埃及记》是《旧约》最重要的经典之一，它讲述了以色列人摆脱埃及法老奴役，在摩西带领下出走埃及，获得自由的故事。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后，在西奈山颁布了《十诫》，成为犹太教的基本教义。
每年逾越节，犹太人都会举行隆重的庆祝仪式，重温《出埃及记》中记载的以色列人出走埃及的历程。在逾越节晚餐上，他们都会准备一个无酵饼，称为matzah，代表着以色列人出埃及时，仓促逃亡，来不及准备粮食，只能吃无酵饼。还会准备一杯苦菜汁，代表以色列人在埃及所受的奴役之苦。
《出埃及记》是犹太人最核心的集体记忆，也是犹太人之所以为犹太人的身份认同基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出埃及记》，就没有犹太人；没有犹太人，就没有基督教；没有基督教，就没有西方文明。
中国人的经学指《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类经典。
过去四五千年来，它们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根，中华民族的灵魂。特别是自汉武帝“表彰六经”以来，经学成为中国历代王朝的官方正统思想，形塑了中国人的精神价值世界，也是中国历代王朝治理的基本原则。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总叙》说：“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盖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
经学不仅塑造了中华民族的人文品格，更维系着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与民族凝聚力。在古代中国，无论身处中原繁华之地，还是边疆偏远之乡，只要诵读经书、遵循经义，人们便能在共同的价值观与精神追求中找到归属感，形成强大的向心力。这种基于经学的文化认同，使中华民族在历经多次外族入侵、朝代更迭后，仍能保持文化的连续性与民族的独立性。
章太炎是近代一位伟大的学者和革命家，他比一般人更能体会到经学在民族生死存亡关头的作用。1935年，在《论读经有利而无弊》一文中他大声疾呼：“《春秋》大义在中华《春秋》三传虽异，而‘内诸夏，外夷狄’则一。自有《春秋》，吾国民族之精神乃固，虽亡国者屡，而终能光复旧物，还我河山，此一点爱国心，蟠天际地，旁礴郁积，隐然为一国之主宰，汤火虽烈，赴蹈不辞，是以宋为元灭而朱明起，明为清灭而民国兴。余身预革命，深知民国肇造，革命党人之力，盖亦微矣，其最有力者，实历来潜藏人人胸中反清复明之思也。……是以辛亥之役，振臂一呼，全国响应，此非收效于‘内诸夏，外夷狄’之说而何？方今天方荐瘥（荐瘥，jiàn chài，深重的灾祸——笔者注），载胥及溺（载胥及溺，相继沉没之意——笔者注），满洲亡而复起，日人又出其雷霆万钧之力以济之，诸夏阽危（阽危，diàn wēi，面临危险——笔者注），不知胡底。设或经学不废，国性不亡，万一不幸，蹈宋明之复辙，而民心未死，终有祀夏配天（祀夏配天，祭夏代的祖宗以配祭天帝，此处意指民族复兴——笔者注）之一日。”【1】
历史车轮在20世纪初的动荡中急转，一场对经学的猛烈冲击悄然降临。1912年，新上任的教育总长蔡元培发布命令，通令全国中小学废止读经，这一举措如同一把利刃，斩断了经学在教育体系中的传承脉络。随后，学术界对四千年经学经典展开系统肢解，甚至将经学视为封建糟粕、陈旧观念的集合体，予以批判、摒弃。
这一自毁长城之举，一百多年来如阴霾般笼罩着中华大地。其严重后果至少包括以下三方面：
其一，中国文化概念的本义变得模糊不清。因为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百家的源头是经学，废除经学后，中国文化就失去了主心骨，各种思潮、流派便如无根之萍，肆意生长。儒家的仁爱之道、道家的自然之思、法家的法治理念等，皆因失去经学的统摄与滋养，而变得支离破碎、相互冲突。中国文化不再是具有内在逻辑与统一精神的整体，而成为被任意解构、拼凑的大杂烩，民族认同也在这种文化乱象中逐渐消解。
比如对近代影响甚巨的《大学》“新民”思想，原文本是“亲民”，宋儒错解《尚书》“新民”本义，才将之误改为“新民”。章太炎先生谈到这种错误的严重性时指出：“《大学》据宋儒所讲都错。不仅讲错，即章次亦多颠倒。致明王阳明有恢复古本《大学》之举，而诋宋儒之讲《大学》为洪水猛兽。因《大学》包涵修己治人之学，如有讲错，即为杀人之本。宋儒讲《大学》最荒谬者，改‘亲民’为‘新民’，……其改‘亲民’为‘新民’者，谅见下文有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康诰》曰“作新民”等句所起。汤之盘铭，不过谓‘日新其德’而已。《康诰》曰‘作新民’，与‘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因周人于革命之后，欲新殷人之思，想以归服周室。乃就社会变革后之特别情形而言，与‘新民’无关。孟子有‘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之句，《尚书》有‘百姓不亲’之语，为政之要，归结与臣姓相亲。一在《大学》之前，一在《大学》之后，均讲‘亲民’，未尝有误。”【2】
其二，失去了经学这一文化基因，中国特色与中国模式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其现实都是历史文化基因的表达。《旧约·出埃及记》所述摆脱奴役之故事，实为西方自由主义之滥觞。摩西率民出埃及，追求自由之精神，经基督教传承，至近代演变为民主、人权之理念。西方现代政治制度，追根溯源，未尝不与此一古老经典有关。
唐代经学家陆德明指出经有四义：“经者，常也，法也，径也，由也。”（《经典释文·卷一·周易音义》）这里的常法、径由，就是讲经是中华民族的基本模式，基本道路。废除经学，必然导致“离经叛道”。今天太多学者迷信西式现代化和西方现代学术，天真地相信近代资本主义的学术体系可以解释和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这种21世纪版的“时空转移大法”何其荒诞！【3】
其三，东西方经学形式上皆“因事寓教”“托物言志”“立象尽意”，以历史和故事的形式告诉世人超越时空的普遍真理。其本质皆是至诚（信）之道，通过一神、一心、精一的信仰实践，达到生命的新境界。若我们废除经学，实际是切断了人类文化交流的主要桥梁。
我们不再能以经学为共同语言，与世界其他文明展开深入对话，分享智慧与经验；也不再能以经学为纽带，凝聚全球华人的文化认同与民族情感，促进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与交流。这会使中国成为自说自话的“文化孤岛”。
今天诸多中国学者，只会讲所谓的“新儒家”——这种儒家几乎和先秦儒学没有太大关系。他们用西方的学术范式来解构儒家，用西方的哲学概念来诠释儒家，用西方的价值观念来评判儒家。 “新儒家”大体是西方学术范式下的产物，是西方文化在中国的投影。
真正的儒家，应该以经学为基础，以中华文化为特色，来构建中国自己的学术范式和价值体系。真正的儒家，应该以经学为桥梁，以中华文化为载体，来与世界其他文化进行交流对话。
长城所以御外侮，经学所以立国本。自毁长城者愚，自废经学者昧。今日之中国，经济腾飞，国力日盛，然而一个国家不可能单凭占领世界市场来实现强国梦。若不能在文化学术上复兴，则一切成就终将如沙上之塔，难以持久。
历史告诉我们：经学是一个民族的不朽的灵魂，一个失去灵魂的民族不可能持续发展下去！只有回归经学，返本开新，中华民族才能实现真正的伟大复兴。
注释：
【1】章太炎：《论读经有利而无弊》，收入《章太炎讲国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2】章太炎：《关于经学的讲演》，收入《章太炎讲国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3】参阅翟玉忠《中国人的政治教科书<今文尚书>》序言《中华政治文明的源头——<尚书>》，华龄出版社202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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