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间，想通了一个问题；人类文明史皆可以真假两个启蒙打通：“异化”与“启蒙”。人类被错误宇宙观异化，被“一多二元本体论”异化，被“一多不分生生论”启蒙。
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之前的荷马史诗时代，宇宙观是“一多二元”，多神与多人的二元对立，以及任何个人与其之外的多个体都是二元，也是一多二元。
进入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三人建立西方整体传统结构时代之后，则进入整体性“一多二元”时代，即一神与其造物的一多二元时代。一直延续到政教合一的古代罗马时代。
到了文艺复兴，变成了一个人类直接反一神、反教会的转折。此时代还谈不到启蒙，只是精神与情感的反抗。
启蒙是一个追求“理性”时代。所谓“理性”，是指纠正文艺复兴前的非理性、情感；文艺复兴则是对非理性和情感的政教合一古罗马时代的反抗。它一种非理性情绪对非理性精神的对抗。启蒙运动是要对过去作“理性”的否定，用“理性”取代非理性的宇宙论、非理性地只停留于无端信仰的上帝和教会迷信精神。
启蒙即是用“理性”代替蒙昧。蒙昧是什么，它是人被异化，被自己的制造物或产品所奴役的异化；是自己本应是主人地位，却降到被自己制造物奴役的地位。这是说，“God上帝”是人制造的精神理念物品，人被自己假设虚构制造的精神物品所奴役，这是人的精神异化。
启蒙则是从这种把自己降到比自己生产出的产品还要低下地位的异化中苏醒过来，启蒙出来，这是一种理性解放。这本是启蒙运动的原本意指。启蒙的原初意指是用“理性”使人类从被自己制造的神话虚构中启蒙出来，从“God上帝”与教会的封建信仰中解放出来，改变人对于自己制造物的异化地位扭曲中解放出来。
这里的异化有两个含义，一个是，人不是作为自己生活、为自己而活着，而是为迷信的信仰生活，为了自己虚设的、在经验事实中不存在的精神概念而活；追求目标是死，死后被上帝判为可上天堂，死后才会有幸福，才是祈求要去的地方，否则是下地狱，是比活着更糟糕的死。所以这个状态人的异化，是对生的异化，人的存在是生命；人的意义不在于生，而在于死。
异化的另一个含义是，因为人的意义不在于生，人的本质也被异化。人不是被视为生生相系不可分的内在性联系的，而是反其道而视之；人的本质被异化为原子式个体、互无联系、互不相干的。人的意义和人的本质都是“个体”所求与所行之事。如果人作为“类存在”（“人类”），“个体”的意义和本质，价值与行为，也是普世性的；因为人是“God上帝”的造物，上帝决定人是个体命运的原则是普世的，不可例外的。这里便可有一个总结，即人的异化，是对生命的异化，同时是对生命的有机组织与形态的“一多不分”的异化。
既然人的异化，在古希腊和古罗马历史时期，是对“一多不分生生论”的异化，是人被从生生意义异化为一种追求超越性目的论意义，人的本质被从“一多不分”互系性异化为单子独立的、互无联系割裂松散状态的本质。既如此，那么启蒙就应该是以理性使人对“一多不分生生论”的启蒙，是用“一多不分生生论”的理性实在，否定虚构假想的“一多二元非生生论”，那么理性、自由、解放都必须到“一多不分生生”的真实世界中来才可想象。
但是启蒙运动在这个启蒙点上发生了偏差和逆转，走向了“辩证”之自我否定，演变为真假两种启蒙；一种是走向一多不分生生论的真启蒙，另一种是走向徒有“启蒙”之名而无启蒙之实的假启蒙。真启蒙是以卢梭、马克思等为代表的、将古代非理性的人异化的状态启蒙到人存在的生生本意上来和人存在的一多不分本质上来。而另一种假启蒙则是显性主流的将古代被神话异化的人的意义和本质——人成为自己精神概念产品的奴役对象——“启蒙”为另一被自己物质产品的奴役对象。人的早已被异化的本质，即原子式个体的散居碎片化状态，没有被启蒙出来，而是仍然被保持在那种状态之中，乃至更加深以致达到存在危机状态的异化。“理性、自由、解放”，都未能实现对封建迷信的精神信仰一神的理性、自由和解放。非启蒙状态仍然保持着，只是被换成从精神到物质的异化变种与加码。
启蒙与否，其唯一衡量的哲学理论与实践的标准，是看它是不是“一多不分生生论”的启蒙，是不是把人的意义和本质启蒙到“生生论”意义和“一多不分”的生生有机组织状态这里来。这“一多不分生生论”的启蒙，正是马克思的“历史与辩证唯物主义”。”所谓“历史唯物”就是“生生论”，关照的是人作为类存在的共生关系的生生意义，而生存需要的物质生产则既是生生论，也是人的“一多不分”的实在特征。马克思说的“辩证”，正是与人共生关系意义和本质分不开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环境的生生动态不已的内在互系性。
迄今为止，只有孔夫子哲学文化为主干的中华文化传统与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是对“一多不分生生论”的人生存意义与人的本质作了极致阐释的启蒙哲学。
人类世界至今仍然在蒙昧之中，仍然需要启蒙。只有启蒙到“一多不分生生论”的人的觉悟上来，只有启蒙到产生出一个“一多不分生生论”的新文明形态之时，使整个人类共同生活在这样一个优化共生体系之中的文明形态中，人类才可自信地说，我已经启蒙了。
而这样一个人类新启蒙、新哲学、新时代、文明新形态的到来，有赖于孔夫子与马克思“一多不分生生论”哲学文化美好结合与发挥出推动整个人类新启蒙和创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优化共生体系的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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