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目标是教育学最根本的问题。从《论语》看，孔子的教育目标是培养“仁人”、“君子”，培养出来去做官，站在奴隶主立场上调和阶级矛盾，即实行他那一套政治主张。从这一方面看，基本上是起着保守的作用。但是由于当时社会的急剧变动，所以教出来的弟子就不可能是清一色的，弟子们的出身也不同，后人说：“孔门多杂”，这是合乎实际的。孔子的学生有一些是支持新兴地主阶级的，或者是最终走到这一步。例如冉求就是积极赞助和支持代表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季康子的。这一点，我们在估计孔子的教育活动的客观作用时，是必须估计到的。当然，他教育出来的学生，有的站在地主阶级方面，又是反乎孔子办学的本来目的的。
我们再简略地考察一下孔子的教育内容，即他以什么东西教授学生。
“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先进》)
从孔子这段话我们可以推知他教学的内容有这样四个方面。虽然未必是有计划地分科教学，但实际上有这四方面的内容，并且意识到从这样四个方面分别进行教育。看来，孔子确是认真地进行了一些传授知识的工作。尤其是在文学、语言(包括诗和音乐)方面，他的传授知识的工作，在文化发展史上是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的。他教出来的徒弟，有不少也是办学教书，这在教育事业的历史发展中也是起了好作用的。
但是，孔子的主张，这些教育内容是要为政治观点服务的，是为了达到培养一批实行“复礼”的政治人材(至少在他从事教育事业的后一段时间里，这个目标，是明确的、自觉的)。他并不是为“文学”而“文学”，为“语言”而“语言”例如，他对于学诗是重视的，说“不学诗无以言”(《季氏》)。但是，学诗主要的是为了什么呢?他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虽然，他提到“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但最根本的目的却是培养德行、见识，以便“事父”、“事君”。“事父”、“事君”是根本目的。他还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这就是说：学诗是为了从政，办理外交。诗教是孔子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下面我们还要专题论述。
孔子又说：“兴于诗，立于礼”(《泰伯》)，“不学礼，无以立”(《季氏》)，“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可见，他所注重的是“政事”，尤其是“德行”;“文学”、“语言”不过为其服务，是被摆在课程的次要地位的。他对颜回特别称赞，主要是由于颜回的德行。颜回能够“贫而乐”，大概就是孔子所认为的实行调和阶级矛盾的最理想的人材吧?
孔子自己虽然说过“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子罕》)，但他却又反对学习所谓“鄙事”的。樊迟请学稼，请学圃。他把樊迟骂了一顿：“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子路》)可见，孔子的教育内容是不与闻生产的。孔子“少也贱”，“多能鄙事”是事实，但他一旦爬上知识分子阶层，特别当了高官，就卑视所谓“鄙事”了。这是出身贫贱，而终于附到剥削阶级这张皮上去的知识分子，大都具有的特点。
孔子教学的基础课是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礼即周礼，其基本部分是有强烈的阶级性的;乐，是配合礼的，也带有阶级性(礼、乐的教育是孔子最为重视的);射即射箭，御即赶车，数即算术，书即识字，写字，这四项教育内容是没有阶级性的。不管这些课程的内容有无阶级性，一个认真负责的以传授知识为业的教师，是力求使学生以较少的时间、较小的精力得到较多的知识，并巩固起来。联系到我们自己在旧时上学所遇到的政治上并不怎么进步、但对教书却非常负责的教师，不由肃然起敬。孔子也是这样一位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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