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提出中西比较哲学领域明显存在不对称认知，尤其反映在西方学界对中国传统的解读之中。如果用形象易懂的方式说明，“鞋拔子、西方鞋、中国脚”是很恰当的比喻，即将中华文化的脚用鞋拔子硬塞进西方理论概念框架的鞋子中，这既是对中华文化强加，也构成对他的扭曲，是个很大的错误。导致这一大错的起始，是中国文明的发展与历程是以相异的一套西方性宇宙观和思维方式假设理论来表述了。数百年以来中国古典文献被译成西方语言，一开始即被套上基督教的神学框架，以致现在的汉英词典俨然是一大灾难了。西方乃至世界有很多人不了解中国，已经到了必须让中华文化讲述自己的时候了。中华文化需要一个可把自己原汁原味的样子阐释出来的文化阐释域境，而且这个阐释域境是在直接经验上同西方的做出互鉴的。
【关键词】鞋拔子西方鞋中国脚;不对称阐释;词语灾难;西方假设宇宙观
一、“文化诠释不对称”好比是个鞋拔子
比较中西哲学和文化，人们有一个很成问题的作法——尤其西方学界采取的对中国传统的解读，是很糟糕的不对称诠释——总是习惯性地按西方哲学假设范畴，对中国传统施以 “理论化”，毫无顾忌地使用“鞋拔子”，把中国的事情硬往非中国的概念框架里塞。比如：我们常习惯说“墨子是个功利主义者”，而不说“穆勒是个‘墨家’”；我们还会说“儒学是道德伦理学”，却不问“亚里士多德会怎样解释‘天’”。人们不反向问问题，这是一种“不对称文化比较”。好像中国传统只是在遇见西方哲学之后，才有看待自己的标准；要是没有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就找不到自己的“体”，就没有个“分类”。这对对方是不够尊重的，等于不接受中国传统本身的“一体性”，它自己的哲学语言，它服务于表述自己的范畴结构。什么叫做负责任的比较？要放下那种“思想独立于现实”、“主观独立于经验却具有理解力”的形而上学本质主义。
现在无论西方还是中国学界，都有这样一个误解问题。这个误解在中国是伴随兴办西方教育、提倡白话文改革而来，它也是时逢“现代性”潮流文化帝国主义的一个结果。因此，在一个大体西方式假设框架结构当中，哪怕你是用汉语讲话，也是隐含着这个结构。一言以蔽之，“鞋拔子”就是把一个（中国）文化传统的脚，硬塞进另一种（西方）文化传统的鞋里去。是这个缘故使我们处在了一个以“超级自我意识”、个体生存错误方式认识自己的时代；这不仅是西方人使用的信仰结构，亚洲城市精英、年轻知识分子语言也因为利用西方现代性词汇而演变——他们拥抱这些理念的价值，这似乎已成为他们自己的思维方式。
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
中国文明的发展及其具体历程是由另一套不是自己的而是西方的假设来表述了。迄今为止西方对中国所做的翻译对这种差异几乎是没有意识的，因而使中国哲学变为了貌似西方所熟悉的。这恰是另样的西方哲学传统自己制造出来的熟悉，它是因为使用跟中国本身无关的标准而调定的，是这样让中国哲学呈现为西方主调的一个低级变调而已。现在西方有两百多《道德经》译本，其中非常流行的是阿瑟·韦利（Arthur Waley）的译本。他把“道德经”译为“The Way and Its Power”；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因为“道”被上帝化、被超绝化；而“道”本不是外在于世界，不是具有上帝那样力量，那样地创造世界的。
有两个特殊中国词汇被西方传教士使它们从中国语境脱离，被冠之以基督教观念的神：天（或天主）与帝（或上帝）。特别是中国本土宗教观念与西方上帝为中心宗教接触以来，学者们为更好了解中国宗教精神而不惜笔墨，特别注意论及天与帝二者之不同；而正是要对这两个术语进行精准定义的试图，最后适得其反。中国哲学本身的语汇其实并非从定义而来，而且也恰恰不可归为西方式意义的精准性；其语言的意象性致使不少西方诠释家误读、误解。时至今日，西方学者为使中国古代哲学经典实现精确化，已不知不觉注入大量西方文化思想，使得中国词汇在实质含义上发生改变。这种现象在中国宗教思想讨论中尤为明显。这种情况的根本问题在于，“不对称比较”（或者“鞋拔子”）是唯理念主义，它把人类经验与它所生的历史和时空环境脱离，以预设方法将人类经验变为与自己异化、与它根植的环境无关的东西。
三、现在的汉英词典是一大灾难
数百年以来，中国古典文献被译成西方语言，一开始就被套上基督教的神学框架，这种不自觉“基督化”过程的烙印至今处处可见。汉英词典中的甚为欠妥译法，长期被奉为规范，误导后学之例，比比皆是，如：“the Way”（道）、“Heaven”（天）、“benevolence”（仁）、“rites”（礼）、“virtue”（德）、“filial piety”（孝）、“righteous”（义）、“principle”（理）等等。这些汉译英词汇，变为无不在西方的神性世界语义域境，离不开上帝、教堂及人对上帝圣意顺从的喻意。中国文献的西方研究者，当读到大写字母的“Heaven”或者“the Way”，不可能不联想西方耳熟能详的超绝上帝及其圣路。“Principle”，以及拉丁语principium和希腊语arche，都是喻意世界之“创始，终极不变本质、终极性非人类可论证之原则”；倘若中国哲学词汇“理”因译为西文而被联想为古希腊形而上学本质主义涵义的“多背后的一”，它就再也与中国自然宇宙论毫无关系。这种汉译英，与它原汉语词在中国词典的汉语解释，是鲜明反差，是这种情况让我们想到，现在仍在用的汉英词典堪称一大灾难。
维特根斯坦指出“语言之界限就是我们世界之界限”。西方现有对中国哲学词汇翻译，其语义不是传达中国哲学词汇本身宇宙观的。做翻译应起码首先意识到，是在面对一种根本不同世界观，须有一种注重阐释的意识警醒；因为中国哲学语汇与西方哲学概念各所传达的世界观相去甚远，用西方哲学概念难以做到表述中国哲学语汇意义。如果讲儒学伦理，古汉语就没有相应于西方“ethics”或“morals”的词汇；还有更多，当代西方流行的 “freedom”（自由）、“right”（权利）、“autonomy"（自主）、“individual"（个体）、“rationality"（理性）、“democracy”（民主）、“private”（私人）等，在中国哲学古汉语中都找不到相应的词。耶稣会教士与中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的沟通交流都不成功，谢和耐曾将这种不成功沟通归因于：双方互相曲解，就在于西方传统是外在强制性宇宙秩序和中国传统内在性天地秩序，二者之间的差别。
四、让中国文化讲述自己
世界上有很多人不了解中国。一項调查显示50%的美国人认为中国崛起带来经济威胁，51%的人认为是军事威胁。中国的崛起是世界发展一个必然趋势，但中国并不想称霸世界，而要的是和谐共存、相互理解。二十世纪西方哲学家对中国传统抱矛盾的态度，他们不愿将中国传统视为一种严肃哲学探求，不承认它作为哲学学科的合法地位，这一切都可归结到翻译者们对中国哲学理解的语汇匮乏。而这又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实证主义方法导致对他者文化和历史的边缘化，让哲学专业人难以对中国文化传统产生兴趣。
做文化比较阐释不能天真和简单化，而是必须考虑主观与客观的相结合，这是增加对对方文化原汁原味理解一种必要的意识。比如对待儒学“角色伦理学”，我们首先必须做的，是让儒学伦理从西方伦理理论语境脱离出来，使它返回自己的语境中去，为的让它自己讲述自己。所以要做的，是找儒学的本身语境，也即先看它的原汉语版本，找它的那些伦理语汇，想办法弄懂它们说的是什么。也就是说，第一步是先让儒学思想显示自己的“一体性”，第二步再把它放到与别的传统对话的位置。
做文化比较要考虑的主观与客观相结合，意思是我们本身已带有的我们自己（西方）经验已构成一半，另一半是需要总结出一个语义环境，也即中国哲学的叙事产生的那些情景；只要我们想对对方传统得到一个较为原汁原味理解，我们就必须把那些情景考虑进去。《易经》提供的自然宇宙观语汇，对中国传统的诠释语境意义而言是根本的。这个诠释语境提供的以中国思想文化讲述它自己，而在汉译英的西方诠释语境中难以想象的原本中国传统是：儒学是“准无神论”的；“天帝”不是西方那个假设“本体”的“天主”或“上帝”；中国智慧不需要上帝这个理念；儒学的“伦理道德”不是那个西方神性的；儒学的“人”是关系而不是个体的；中国传统的“民主”思想资源是丰富的；中国是社群社会，不是自由主义产生的国情； “人性不变”是个哲学谬误；中西传统讲的不是一个“超越”；西方追求“绝对真”，中国探求“道”；现代中国成功避免了西化进程的最糟糕结果，看不出什么迹象说明当代中国抛弃了任何儒学的重大要素；当今中国社会仍然是一个以“礼”构成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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