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颢(公元一〇三二--一〇八五年)和程颐(公元一〇三三--一一0七年)(合称二程)，是北宋时期儒家的代表，反动理学的奠基人。孔孟之道经过他们的加工和阐发，捧得更高，流毒更广。封建制度的卫道士吹捧二程是“使圣人之道，复明于世”。(《历代感德铭石以垂后世》)北宋以后的历代反动统治者，都是处于没落时期的地主阶级，他们把二程炮制的理学当作维护其日益腐朽的反动统治的至宝。国民党反动派、苏修叛徒集团，都极力吹捧程朱理学。与这些反动派一样，叛徒、卖国贼1o1，为了篡权复辟，从孔孟之道中寻找反革命思想武器，竟然把唯心论的儒学贴上“唯物主义”的标签。相反，劳动人民从来就是痛恨孔老二和鄙视二程的，对他们的反动思想进行了严厉的斥责和批判。明朝末年，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抨击二程及其反动理学的斗争，就是当时劳动人民反孔斗争演出的一个场面。他们的斗争推动了历史的前进，他们的壮丽业绩，在中国劳动人民斗争史册上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页。
一
程颢和程颐生活的时代，是我国封建社会逐步走向衰落的时代。北宋王朝封建统治集团推行的对内扩大兼并、对外屈辱投降的反动路线，造成了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的严重局面。“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同伙)强如一火”的农民起义，动摇着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二程抛出反动理学，正是为了对抗规模宏大的农民阶级的进攻，加强对农民的镇压，维护摇摇欲坠的北宋王朝。
二程炮制的反动理学，是地主阶级尊儒反法路线的进一步发展，它是鼓吹剥削有理、压迫有理、造反无理、革命有罪的反革命理论，是地主阶级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它集中地反映了封建社会日益衰落时期地主阶级的意愿，适应了反动阶级反对革新、反对革命、开历史倒车的政治需要，对于维护其岌岌可危的反动统治起着特殊的作用。正因为这样，二程及其反动理学，被后来反动派所尊崇。特别经过朱熹的发挥，这种反动说教更成为天经地义的封建法典。二程的地位也被抬得越来越高。南宋理宗读了二程的反动著作，感到“启沃良多”，加封程颢为河南伯，程颐为伊阳伯，为了表明其尊儒反法的立场，还特地下令把王安石的牌位从孔庙中撤出来,将二程的牌位搬进去。从此确立了反动理学的儒家正统地位。
到了明代,封建制度更加腐朽、反动了。随着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封建社会的严重危机及其所激化的各种矛盾，以空前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以农民革命为主体的城乡人民的反封建斗争，汹涌澎湃地在全国各地展开。十六世纪以后的明王朝，犹如一座柱倾梁歪的大厦，支撑不住，岌岌乎不可终日。为了挽救封建社会的颓势，明朝封建统治阶级，一方面加紧强化地主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挥舞起屠刀，血腥镇压人民的反抗;另一方面把反动理学规定为统治思想,开动全部宣传机器，大力宣扬程朱理学,进一步加强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对农民阶级的专政。基于这种极端反动的政治目的，明代封建统治集团掀起了更大规模的尊孔崇程的反革命逆流。他们肉麻地吹捧孔丘为“至圣先师”,孟轲为“亚圣”说二程是“真儒”,论其功绩,“亦当不在孟子下也”。(林应龙:《奉敕重修两程夫子祠碑记》)明朝政府利用政权力量，不断颁赐祭程的制度，拨钱修葺扩建程墓、程祠和二程书院。不仅如此，明代封建统治者还把尊程的范围扩大到二程的后代。公元一四五五年，明代宗赐给二程第十六代孙程克仁“翰林院五经博士”的头衔，世代相袭，并免除一切差徭。公元一四八九年，明孝宗又下令，将程氏后裔，由民籍改为“贤籍”。在明代封建统治者这样庇护，支持下，不但二程的地位被拾到空前的高度，他们的后代也变成享有种种特权的恶贯满盈的大地主。
二
毛主席指出:“历史的巨轮是拖不回来的。”(《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明代封建统治者，是一伙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者。他们满以为拾出二程的亡灵,大力表彰二程及其反动理学，就能阻挡农民革命的潮流，使他们免于覆亡。然而，所得的结果，却和他们的主观愿望完全相反。尽管二程的祠庙里，四时香烟缭绕，却掩盖不住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和血腥镇压农民的暴行;被二程反动理学强化的四条绳索，也捆绑不住革命农民的手脚。广大劳动人民，特别是受害最深的二程家乡嵩县和程墓所在地伊川的劳动人民，采取各种形式反击明代封建统治者掀起的尊孔崇程的逆流。伊川鸣皋地区的人民，抵制重修伊川书院和程家后裔查复伊川书院的田亩的斗争，使得地主阶级的阴谋不能得逞:“田竟不可问，书院荒圮殆尽”。(汪:《重修伊川书院记》)明朝末年,李自成起义，把农民的革命斗争推向了新的高潮。汇聚在李自成起义军周围的千百万农民群众，冲破束缚他们的罗网，以排山倒海之势，杀向反封建斗争的战场。他们不仅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同地主阶级进行着生死搏斗，还在思想战线上向孔丘和二程展开了进攻，猛烈抨击了以孔孟之道为中心的反动理学。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用“均田”、“免粮”的革命思想批判吃人的理学。
思想路线是政治路线的理论基础。二程继承了孔丘和董仲舒的反动衣钵，把反动孔学发展成理学，抬出“天理”来为封建利削制度的“合理性”和“永恒性”作论证。他们大讲什么“富贵由来自有天”，(《二程全书·明道文集》)把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农民受苦受难的原因，说成是天所赋予的、命中注定的。要劳动人民甘心接受他们的统治，不要起来造反。李自成起义军，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愤怒指出,劳动人民受苦受难的原因，并不是由于“天理”的安排，而是由于“朝廷失政”，“岁饥赋重”，“王侯贵人剥穷民”的结果。这就剥开了“天命论”的画皮揭露了当时农民阶级破产贫困的原因。他们冲破“三畏”的束缚，作《九劝九问》,号召各地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广大劳动人民起来造反。他们高举“替天行道，杀富济贫”的大旗，明确提出“取天下”，就是要推翻自称“承天应运”的明王朝，变地主阶级的天下为农民阶级的天下。这就从思想上批判了二程之流所一再鼓吹的“天理”的谬论。
二程还提出“灭私欲，则天理明”(《二程全书·遗书》)的反动政治主张，把吃人的封建制度说成为“至善”的“天理”的体现，把反抗封建统治的言行诬为“万恶的“私欲”。他们要求人们“克尽己私”,“视听言动,非理不为”,(《河南程氏遗书》)其反动目的，就是要从思想上根除被压迫阶级的正义要求和革命行动。李自成起义军，继承和发扬了我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革命传统，根据当时农民阶级最迫切的要求和愿望，明确提出“均田”、“免粮”的斗争纲领。并且发布文告，编制歌谣，组织宣传队，深入城乡，用“均田免粮之说”、“割富济贫之说”，宣传群众，动员群众。他们还把“均田”、“免粮”的斗争纲领具体化为政策，力图按照平均、平等的思想，来改变当时的社会面貌，向往于建立一个使“贫汉”“大小都欢悦(计六奇:《明季北略》)的理想社会。李自成起义军提出的这些革命主张，不但尖锐批判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以及地主剥削农民的“合理性”，同时也是对维护封建剥削制度的反动理学的大胆否定，它在反封建斗争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第二，用革命暴力横扫理学所维护的封建秩序。
二程竭力鼓吹“等差分别，莫敢逾”，(《二程全书》)“天理如此，岂可逆哉”，(《河南程氏遗书》)妄图以此来束缚劳动人民的手脚。李自成起义军,针锋相对,所到之处,“杀富济贫”,“为民除害”,杀了一批血债累累的藩王、宗室、官僚、地主、绅士。他们支持农民从地主手中夺回被霸占的田产，带领农民没收官府、地主的财物，分给贫苦农民。他们强迫贵族、地主服从革命法规，如有违抗，立即严惩。地主分子惊呼:农民军占领郑州后，“奴隶棍徒，绝无礼体”，“奴(奴隶)坐于上,主(地主)歌于下”，贵家大族“覆宗绝祀者，不可胜纪”。(张:《流寇记》)从这些反革命的供状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社会上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大破了“尊卑有序，贵贱有别”的封建等级制度，猛烈地批判了二程所鼓吹的“等差分别，莫敢逾僭”的反动信条。
毛主席指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案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二程和明代反动统治者竭力用反动理学来强化这四条极大的绳索，而李自成起义军则力图用革命手段推倒“四权”统治。起义军转战黄河两岸，大江南北，到处捣毁明朝各级官府,建立农民的革命武装和政权机构,表现了革命农民推翻封建政权的决心和力量。他们捣毁城隍庙，把阎罗天子、城隍老爷以至土地菩萨一个个打翻在地,表示了对神权的大胆否定。他们焚毁宗族祠堂，砸碎各种牌位,深刻地批判了族权。广大最受压迫的劳动妇女，英勇杀上对敌斗争的战场，同阶级兄弟并肩战斗，为农民起义事业而献身，有力地打击了孔丘和二程鼓吹的“男尊女卑”的吃人礼教。这种革命行动，把地主阶级的特权，打得落花流水，使封建的“纲常法纪，扫地无余”。这种扫荡，无论在深度上和广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第三，痛击尊孔崇程逆流。
一切文化，“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朝时期，大力刊行儒家的反动书籍，大规模兴建尊孔崇程的各种建筑物，这是当时反动派为了镇压劳动人民和进步力量的反抗，拼命强化思想统治所采取的反革命措施。针对这股尊孔崇程逆流，李自成起义军广泛地开展了焚毁儒家书籍，捣毁尊孔崇程建筑物的斗争。
起义军所到之处，烧毁尊孔的文庙，把明代反动派奉为“至圣先师”的孔丘的偶象，打翻在地，踩在脚下。根据刘仲舒的《文庙碑记》的记载:各地文庙的“遗迹鲜有存者”。嵩县的先师庙“颓坏”，祭器乐器“残缺”。渑池、叶县的文庙被焚毁，成了一堆瓦砾。伊阳(今河南汝阳)文庙，“仅存正殿两楹”。(王士:《重修大成殿碑记》)起义军对于儒家“经典”，也极端视，他们烧毁了大量的儒家书籍。他们冲进嵩县，把程庙中珍藏的《四书》、《五经》和《二程全书》以及宋明以来孔门信徒表彰二程的石碑，统统毁掉，无有存者。嵩县封建官府保存的“典籍文献”，也被起义军焚毁，“斯灭无存”。(《嵩县志·原叙》)
二程祠庙，是封建统治阶级尊程、祭程的场所。明代地主阶级为二程建造的专祠，在河南至少不下二十余所。在起义农民的打击下，规模宏伟仅次于曲阜孔庙的嵩县程村的二程祠,“庙貌倾圮，俎豆(祭器)沦落”。(《两程祠墓源流》)“制如孔庙”的河南府(今河南洛阳)的二程祠，这时也是“颓垣圮壁”，(武攀龙:《重修二程夫子祠堂记》)“荡然为墟”。(董笃行:《重修理学尤夫子祠记》)起义军还捣毁了伊川程墓。明代地主阶级修建的二程书院和程氏义学，也几乎全部被起义农民烧毁。起义农民的这种焚毁儒家反动书籍，捣毁尊孔崇程建筑物的革命行动，充分表现出劳动人民对孔丘和二程的极端鄙视，表现出劳动人民对孔孟儒家传统思想的极端憎恶。历史铁证无情地撕破了一切尊孔派的画皮,有力地回击了苏修鼓吹的“儒学”是“中国独-无二的文化珍品”的无耻谰言。
第四，诛杀反动儒生和程家博士。
李自成起义军反封建，反孔反程斗争的革命壮举，触动了明代封建统治集团和反动儒生，特别是二程后代的“程家博士”的痛处，激起了他们的疯狂的反扑。为了把他们的反动气焰打下去，起义军采取了诛杀反动儒生和“程家博士”的革命措施。
农民军攻克洛阳，生擒了大官僚地主吕维祺和大贵族福王朱常洵。朱常洵跪倒求饶，吕维祺口诵孔孟之道，企图顽抗，当即被起义军处以死刑。起义军进逼嵩县，程家大地主程宗周伙同官府守城顽抗。公元一六四一年三月，李自成亲自率领农民军攻打嵩县县城，昔日受尽程家大地主剥削和压迫的佃户、庙户，纷纷参加起义行列。“负门板，挟短锹穴城，砍学官古柏为云梯”，(《嵩县志》)军民协力，不到半天时间，就把县城攻占了。程宗周死于炮火之中。农民军乘胜直捣“二程故里”程村，杀进阎王殿，对于横霸乡里、对抗起义、固守祠庙的“程家博士”坚决镇压，诛杀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程佳祚和程接道于九皋山下。起义军的这种革命行动，吓得程家大地主魂不附体。他们怕捉怕杀，化装易服，仓皇逃命。程家第二十代孙程宗昌心有余悸地说:这时他们“户无安居之所，人鲜糊口之资，弃坟墓而转徙他乡者十有八九”。(董思凝:《记述博士程公字德征懿行碑》)正是由于起义农民对程家大地主采取了这样坚决镇压的革命行动，才迫使他们在半个世纪时期内，不敢强迫向佃户收租，不敢强迫农民纳贡服役，不能修葺尊程的祠庙、坟墓和书院，甚至连每年春秋二祭也不敢进行了。
三
毛主席指出:“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明朝末年，李自成起义军抨击二程及其反动理学的斗争,是当时条件下劳动人民推翻地主阶级权力的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充分显示了农民革命战争的巨大威力。在封建社会里,农民起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也是反孔、批孔斗争最积极的力量。这场伟大的农民革命斗争告诉我们:有尊孔，必有反孔;尊孔愈甚，反孔愈烈。尊孔的只是一小撮反动派。劳动人民要前进，要革命，必须砸烂孔孟之道这副套在中国人民脖子上的沉重的精神枷锁。李自成农民起义军英勇抨击二程的斗争，在我国人民反孔斗争史上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绩。但是，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他们不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不可能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以代替封建生产关系，也不可能用科学的世界观彻底揭露和批判孔学的反动的阶级实质。这个任务，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肩上。只有无产阶级，以马克思主义作锐利武器，经过长期、反复的斗争，才能彻底批判和战胜孔孟之道。
1o1一伙继承历代反动派的衣钵，祭起尊孔崇儒的破旗，把“克己复礼”当作自己的座右铭，妄图借孔老二之尸，还资本主义之魂，为他们的反革命复辟阴谋服务。但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这种倒行逆施的行为，只能遭到彻底的失败。
在当前正在深入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一定要努力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武器进行战斗,认真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研究法家著作，充分发挥工农兵主力军的作用，团结一切愿意批林批孔的知识分子,深入,普及和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把这场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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