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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任正非谈斯贝发动机聊聊当年引进斯贝的事(修改稿)

野草 · 2021-05-01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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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任正非谈斯贝发动机聊聊当年引进斯贝的事修改稿

 

  最近一直在写东西,查资料,不时有些乱七八糟的想法,这两天又突然想起19年任正非关于斯贝发动机的谈话,当时野草还嘲笑老任对中国航空工业不了解,想写封信好好教育下他。现在想想也是幼稚得很,这种东西以老任的水平,怎么可能看不出来呢?虽然那段话没有一句是对的,但老任或许有点别的想法,毕竟这种剪裁,拼凑,捏造史料的作法一直主流精英精于乐道的事情,老任说下这件事,可以不用得罪那些中美国人,这些人长期把持,控制舆论,势力太大,在华为严峻时刻,还是少树敌为好。既然提到了斯贝发动机,就从引进斯贝发动机的一段公案聊起。

  这个公案就是601所(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等沈阳地区的航空工业厂所反对买军用斯贝发动机,而国家和三机部要买,吵得很厉害,野草暂时称之为“斯贝事件”。事情源于在航空工业有很大争议的顾诵芬,1973年拿到军用斯贝发动机的资料以后,老顾头发现:

  1.斯贝的推重比不是宣传的6,而是5,因为一些装机配件没有算上,而且这还没有算上油泵,算上的话推重比还要下降一点。

  2.最大飞行速度只能飞到1.8马赫数,飞不到2;高空性能太差,20千米高空,推力只有1000多公斤,和涡喷7差不多,高空高速推力性能差。

  3.不能用来做歼9,歼6后续机(就是歼13)的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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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用斯贝MK202

 

  所以老顾头向部里汇报的时候,表达了军用斯贝不能用于战斗机的发动机的意见,其实是不同意引进。后来回601所,老顾头把情况向大家汇报了一下,当时所里的年轻骨干总体室设计员杨凤田(后来歼8B系列的总师,工程院院士),拉上室主任李明(后来歼11系列总师,科学院院士)给周总理和叶剑英副主席写信,反对买军用斯贝:根据谈判得到的技术资料,军用斯贝MK202不是一台比较先进的发动机,推重比只有5.05,如用它为动力,飞机性能与歼6原型机基本相同;明确提出不同意引进斯贝。

  在这里要打断一下,由于上书事件在不同的书中描叙有很大不同,而上书又是了解斯贝事件的一把钥匙,所以有必要把这个事情搞清楚。

  老顾头回忆录提到杨凤田,李明他们实际上书了两次:一次是1973年,这次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后来的赴英考察;一次是1974年,直接促使三机部(航空工业部)开了一个很大的会。截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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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飞机设计生涯》(顾诵芬回忆录)157、158、159、160页

  杨凤田的传记专门写了上书的事,感觉是把老顾头回忆录的文字糅在了一起,而且还写错了叶正大的职位。截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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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舞蓝天——记中国工程院院士杨凤田》255、256页

  李明的传记提到了上书,但模糊了时间,也没有提到74年那个大会,主要承认李明参与了这个事情。截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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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前行——飞机设计专家李明》73页

  段子俊的传记详细记叙了引进斯贝事件,引用了大量的档案,史料参考价值还是很高的。书中提到1973年8月15日,601所有人写信给周总理反对买斯贝,时间和老顾头回忆录记录的第一次上书对得上(叶正大是1973年11月调任国防工办副组长),第二次上书,书中没有提到,但提到了那个大会并作出不引进斯贝的决议是受到了江青、王洪文的压力,还引用了王洪文的批示。截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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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航空工业主要创始人之一 段子俊》78、79、80页

  这个说法和老顾头回忆相反,老顾头认为,这个压力相反让一些人由反对变为赞成,可能因为这个原因,杨凤田等又再次上书周总理。

  综上,上书事件是存在的,而且老顾头的回忆录说法可信度要更高一些,接连2次上书周总理,对斯贝的引进工作影响很大。因为引进斯贝是中央确定要买的,这个事是周总理和叶帅亲自抓的,但现在研发团队分析以后发现军用斯贝性能根本不行,周总理不得不慎重:

  第一次上书后,1973年8月28日,总理批示:“连原信即送外贸、国防工办并三机部阅办”。这次上书实际上促成了1974年去英国考察,要实地看一下。

  第二次上书,周总理再次批示要认真讨论研究,所以开了一个很大的会,与斯贝相关的部门全部参加,老顾头没有参加,601所是李明带队参加(两次上书均参加),激烈讨论了两三天,于1974年4月20日决定不买斯贝发动机专利,并于1974年5月11日,三机部以(1974)7号文《关于不买军用斯贝发动机专利问题的报告》上报中央。

  值得注意的是,老顾头回忆录和杨凤田、李明传记都没有提到王洪文的批示,是不是觉得这个毛头小伙子没有话语权还是避嫌?王洪文在写了四个字以后,在这件事上,就从史料上消失了。

  段子俊传记将三机部作出不引进斯贝发动机的决定归罪于“四人帮”,是一种通用的做法,多看些文革时的科研项目的资料,就会发现一遇到问题首先(或者唯一)就是“四人帮”、文革的破坏,对于这一点老外都看不下去,法国航空专家德瑞克斯基就批评了这种现象:

  Ⅴ号方案(指歼9,引者注)所面对的技术难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而当时的中国人正处于歇斯底里的政治狂热中,正常的科研和生产完全混乱了,理所当然地,V号计划根本无法进行,甚至在1968年7月就已经停止了对歼-9的研制。作为官方口吻,将责任推卸到一段不能明了的历史当中,显然是不理智的,考虑到当时同一研究所的另一个平行项目歼-8进行得非常顺利,在1968年中就完成总装,1969年中完成首飞,可以这样认为,当时中国的航空科研实力并不强大,即使以前苏联的标准去看都是非常幼稚的,很难想象一个小规模的研究所里同时可以完成两个完全不同的飞机设计任务。作为设计所,歼-8系列显而易见的是主力发展型号,在资源和技术实力不足的情况下,停下一个确保主力发展,是理智的选择。

  ——《专业!! 法国军事专家眼中的中国歼10战机》(翻译者起的名字,原文名字野草没去查)

  不仅主机所反对,沈阳的发动机厂所410黎明厂(现中航发黎明公司)和606所(现中航发沈阳航空发动机研究所)也都反对。吴大观虽然在其回忆录中认为斯贝买回来是对的,但他1991年的论文《我国航空发动机发展的经验教训》看法则不一样,批评国家把钱全给了斯贝,而不愿在涡扇6上投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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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航空发动机发展的经验教训》(发表于1991年)来自于《航空发动机研制工作(论文集)》

  军用斯贝的性能太差,结构复杂,工时长,而且用户少,马上要停产,李明、杨凤田传记还认为是卖不出去才卖给我国。和涡扇6比起来,基本上不在一个量级,涡扇6最大推力122千牛,斯贝只有90出头,推重比涡扇6是5.9,斯贝是5.05。1982年10月通过24h飞行前规定试车,截至1983年,总共生产四批10台试验机,完成300项零部件试验,试验时间3万2千多小时,整机试车334.1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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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图是存放在中国航空航天博物馆的涡扇6,右图是试车的涡扇6.

  涡扇6系列性能数据

  WS6

  WS6G

  WS6甲

  最大加力推力(daN)

  12220

  13830

  中间推力(daN)

  7130

  8385

  10169

  加力耗油率[kg/(daN?h)]

  2.3045

  2.338

  中间耗油率[kg/(daN?h)]

  0.6342

  0.7850

  0.6000

  推重比

  5.93

  7.05

  4.69

  空气流量(kg/s)

  155.0

  151.2

  274.5

  涵道比

  1.0

  0.633

  1.74

  总增压比

  14.60

  17.50

  19.72

  涡轮进口温度(℃)

  1077

  1207

  1107

  最大直径(mm)

  1370

  1370

  1460

  长度(mm)

  5645

  4654

  3080

  质量(kg)

  2100

  2000

  2210

  WS6甲是1970年为配套当时200吨的大运老运9而上的项目,这里就反映了航空工业的问题,在WS6研制遇到大量困难的时候又去上马另外一个项目,人手肯定是不够的,后来随老运9的下马而下马。现在有很多人为老运9的下马而痛心疾首,但运10和WS8初步成功了,搞运10就是老运9那批人,运10只有老运9一半大,WS8推力也比WS6甲小了20%。运10做了10年首飞上天还是快的,即便运10不下马,老运9最快也要到1990年以后才能试飞。

  WS6G是1980年在WS6基础上的改型,和原设计相比提高了低压转子转速,风扇由3级改为2级,但其压比却由2.15提高 到2.6,因而涵道比有所下降。同时提高了涡轮进口温度,将原来的环管燃烧室改为环形燃烧室。在外廓尺寸与WS6相同和质量减轻100kg的条件下,设计状态的加力推力提高了13.2%,推重比提高18.9%。于1982年2月进行了WS6G准验证机试车,达到了预计的的推力指标,证明了WS6G方案在技术上是可行的。WS6G的初步成功,实际上代表WS6的成熟。

  虽然涡扇6没有试飞就下马,但它完成了试飞前的所有地面试验工作。在航空发动机的研制中,地面试车是最重要的一环,甚至比试飞还要重要,完成规定的地面试车科目,意味着设计上没有大的问题,离成功时间上已经很近了。航空工业官方史料对涡扇6的评价不算差,说明涡扇6的技术成就并不低。虽然对涡扇6的非议很多,但为其辩护的也不少,网文《涡扇6发动机祸国殃民?》就是一篇为涡扇6辩护很有力量的一篇文章,这里就不在引用了。

  (本来野草要用下张恩和(涡扇10太行总师)和严成忠(涡喷14昆仑总师)在接受《兵工科技》采访的资料,但很多人认为他俩水平不行,其实太行和昆仑遇到的问题和两老的水平没有多大关系,由于现在还没有整理资料到发动机这块,这些问题等到写涡扇6再具体讨论。现在之所以写点斯贝的东西,是因为整理歼13的资料,老是看到斯贝的资料,想不看都不行,就随便写点。)

  吴大观吴老后来对涡扇6有不少总结,这些总结要做了涡扇6这个项目才能总结出来,不做这个项目怎么有?这就是毛主席曾经说过的:“要搞你才能知道能不能搞成,要搞你才能知道花多少钱”。也就是说高科技要提前做,这样工程方法就很重要,或者说就是项目遇到问题时要做出有效的调整,以保证项目的有效运行。涡扇6的所谓几上几下就是工程方法问题,野草以红旗4号导弹来对比就可以看出涡扇6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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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旗4号导弹

  红4导弹的问题是弹体由于没有使用静不安定弹体,体积太庞大,固体发动机及其燃料还有很大的升级空间。但在1980年研制成功比S300、爱国者稍逊一筹的导弹,确实是不容易,不管怎么批评,红9 大量继承红4的技术成果是个不争的事实。

  红旗4号导弹1968年开始研制,比涡扇6也没晚几年,同样也是对准S300,爱国者的高指标。红4在研制初期也遇到过重大挫折,首次试射的导弹全部失败,主要矛盾是技术人员和工厂工人对立严重:技术人员坚持高指标,但工人认为这些知识分子脱离实际,他们生产不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七机部(航天工业部)和上海调整研制技术负责人:由有丰富设计和工艺经验的梁晋才任负责人和方案:主要是将原来的引导雷达改为单脉冲方案,相控阵先做技术试验雷达,待其技术成熟再用到型号上。由于梁晋才能很好与技术人员和工人沟通,“‘红旗四号’的研制进展十分顺利”(《梁晋才院士传记》174页)。1981年,红4导弹完成所有测试,可以定型。

  相控阵试验雷达进展也比较顺利,1972年开始研制,1977年研制成功,该雷达采用相控阵技术,由计算机进行数字控制,数字跟踪的相控阵制导雷达,其铁氧体移相器性能达到国外同类产品的先进水平,包括751单元天线阵、波束控制机、发射与接收系统、馈电系统。该雷达属C波段空间馈电单管激励,收发共阵,能同时对两个目标进行精密跟踪制导,1976年7月和翌年7月,在603试验场和光福机场进行外场试验和校飞试验,试验结果:雷达稳定跟踪距离大于25公里,测角误差小于4公分,空域(方位×高低)为90度×70度,能同时跟踪两个目标。虽然指标不高,但对结构,分系统,器件,工艺进行了验证。1978年后,根据装车要求,进行小型化、实用性研究,并研制出样机(虽然资料很缺,但从刘从军的回忆文字,野草估计1981年红4下马时,用于型号的相控证雷达也做出来了)。

  红4的负责人之一刘从军在2010年撰文提到“ “红旗”-4号地空导弹系统达到了当时国内的最先进水平,其产生的影响至今犹存”,红9导弹也流淌红4导弹的血液”。

  同样是文革时期,同样用户是空军,怎么红4项目就能调低研制指标?就针对难点做技术试验产品?涡扇6研制遇到困难,怎么就没有想到说服空军,调低指标先做个技术验证机?航天的两论学得就是比航空好:抓住了主要矛盾,实践才能顺利;抓不住主要矛盾,实践怎么可能顺利?

  扯了这么多闲话,现在回到“斯贝事件”来,虽然74年的会议上,三机部迫于研发人员的压力决定不买斯贝发动机,但部里主要领导还是想引进斯贝,管德在09年接收《航空世界》采访时认为三机部的领导考虑工艺多些,设计少些:

  管德:......而在“斯贝”发动机问题上我们上了广告的当。“斯贝”的广告上推重比是8,我们觉得非常不错,决定要引进。后来才发现推重比只有5.05.他所宣称的推重比8是因为没有把很多东西的重量计算在内,他们推重比和我们的计算标准不一样。当时我鼓吹过“斯贝”,可以用来搞第三代战斗机。后来真相出来之后我觉得发动机推重比5.05万万不行,而自己研制的发动机影子都没有呢,那第三代战斗机要等到猴年马月才能出来。

  ......

  记者:当时我们研制的第三代战斗机是一种怎样的战斗机?

  管德:当时的第三代战斗机方案叫歼13,中国最早的第三代战斗机。飞机的机翼和F-16很像,边条翼布局,基本上就是参照F-16搞的,但不是腹部进气。当时601所的的主力都在搞歼13,那时候顾诵芬、方宝瑞他们就在忙这个,主要是方宝瑞同志负责。

  我们在歼13上面做了不少工作,花了不少时间,从1969年歼8一上天,歼13的初步设计就出来了。可是搞到最后没有发动机。第三代战斗机的发动机推重比要求一定要达到8,“斯贝”发动机推重比只达到5.05的话怎么也上不去,因为飞机全机推重比要超过1。

  一开始我们都很赞同歼13装“斯贝”,看广告宣传得很好,可到要最后正式引进需要数据了,一看推重比只有5.05,我们设计人员就坚决反对,买来也没有。可是部里非买不可,因此当时吵得很厉害,虽然我们是从开始的鼓吹到后来坚决反对,而部里的想法可能想把工艺弄进来——部里想问题比较多的是在生产方面,设计研制方面想得少。结果后来非单买了“斯贝”发动机,还把整套生产线都买了。其实“斯贝”对中国发动机制造还是有帮助的,否则中国发动机制造还是不行。

  除了发动机问题外,601所还在歼13上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和时间。我还给算了好多好多东西,都是在上海的中科院华中分院算的,因为当时中科院华中分院有中国第一台百万次计算机。在计算过程中遇到过副翼的设计问题。飞机的副翼存在反效的问题。因此他们想把副翼往里挪。我们计算后觉得不行——歼13基本上是后掠翼,往里挪后副翼的效率就没了,我建议挪到中间。当时在歼13上真是做了不少工作,最后下马就是没发动机。

  ——《声速从这里跨越 访中国工程院院士管德》(《航空世界》2009第2期)

  虽然三机部领导考虑工艺多些,但斯贝的工艺未必样样先进。多年前野草在国图看报纸,偶然看到我国航空材料专家,工程院院士张立同老太太在《航空发动机》的访谈,提到了她参与斯贝发动机研制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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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立同院士访谈》(《航空发动机》2008年6月)

  文字不长,但意思很明确,引进的10项技术之一的熔模铸造技术材料和工艺我们自己就可以解决,而且据《当代中国的航空工业》记载:钛合金热成型,经与航空工艺研究所合作,创造了比技术资料原定工艺更先进的独特工艺。看来斯贝发动机的工艺也不是那么美好,这会不会影响430厂(中航发西安航空发动机公司)仿制斯贝的积极性?他们是不是更热衷于通过这个机会更新设备,进行设备升级?

  虽然野草资料还没整理到航空发动机这块,但从现在手里的一些资料来看,军用斯贝的引进对涡扇6和涡扇8的研制没有多少帮助:至少从《当代中国的航空工业》没发现1974年以后解决涡扇6三大技术难题,斯贝对涡扇6有什么帮助,也没看到涡扇6那些部件是430厂生产的;同样在《上海航空志》也没看到涡扇8的哪些核心部件是西安生产的,工艺材料对涡扇8有什么帮助,相反当时上海制造出来的钛合金带尖的涡扇叶片,到2005年中国航空工业却造不出来,这个东西做出来也是斯贝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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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首台大推力“涡扇8型”民用航空发动机在高空试车

  涡扇8是航空工业的伤疤,毕竟上海航空发动机厂前身是做汽车配件的工厂,成都航空发动机工厂也不是航空工业的主力工厂,一群外行+偏师整出来的玩意,也怪不得现在很多人嘲笑涡扇8是设计史上的笑话,但问题是嘲讽它的人这辈子估计大概或许一定是整不出这种东西的,即便现在条件这么好。航空工业倒有自知之明,八几年还骂几句,后来干脆遗忘掉,到是运10副总师程不时在晚年提到了涡扇8“这型发动机的研制,有三个特点。第一、发动机上所使用的高强度高温合金,全部在国内研制出来了。915使用的是清一色的国产材料。(我国有的冶金学家,就是攻克了其中几项合金而当上了院士)。第二、915发动机研制出来后通过了严格的地面试车。这种试车的难度,是传统的发动机工作人员闻而色变,过去从未进行过的。第三、915发动机装在飞机上进行了成功的试飞。” 在80年代,程老无论如何是写不出这样的文字。

  英国人的硬件条件是很好,但做出来的东西让人不敢恭维。老顾头当年去英国考察的时候发现英国人的开发环境和生产设备太好,我们一时半会根本跟不上,所以回国后,叶正大问他考察结果,他的大概意思是学英国人我们跟不上,学苏联则有可能跟得上,就这么个差距。可能还有斯贝性能太差等原因,老顾头从英国回来还是反对买斯贝。不知道老顾头怎么想,野草是发现了一个不为人知的隐秘:欧美开发过于依赖外部硬件条件,如果开发的产品超出硬件条件,他们很多时候没办法进行下去。而我国和苏联由于硬件条件比不上欧美(当然当时毛子硬件条件比我们强不少),所以往往强化设计,同时也在设备更新上努力。这里举两个例子:

  1.1980年代的“和平珍珠”计划,我国运了两架歼8II去美国改装,美国对飞机进行了分析,对我们的工艺狂喷,发动机装了这架装不了另一架,零部件也不能互换。但试飞后,美国工程师无语了,因为歼8II的机体采用的是铝合金,发动机推力也不足,但居然能飞到2马赫,20000米高空,美国飞机设计师自认就这点条件,他们是无论如何也设计不出来的。

  2.野草原来有个在上海航天8院工作过的同事,他听他们单位的老头说:苏联解体不久,美国派了个国防电子代表团去俄罗斯考察,看到老毛子还在使用电子管,嘲讽之声如长江水滚滚而来,但看到毛子的整机,美国人不说话了,做出来的整机并不比美国同类产品差。

  所以华为被制裁,海思芯片不能用最先进的工艺制程,就应该先考虑在设计上下功夫,性能上达到最先进的工艺制程做出来的水平。国内民用行业基本上是向西方学习,所以很难理解这点,我国军工则是一直这么过来的,现在在设备和工艺向欧美看齐,设计也一直在稳定进步,所以才能开发出歼20,99A,055,东风17等领先世界的武器!

  东扯西拉这么多,还是回到1974年三机部把不引进斯贝的报告交上去后,中央领导的反应。叶帅和先念副总理两笔定乾坤: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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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航空工业大事记(1951-2011)》177页

  野草认为当时国家在斯贝问题上的顶层设计有些问题。还是从源头来看下。军用斯贝实际上是英国人自己送上门了的,据《中国航空工业大事记(1951-2011)》记载,1967年三机部向外贸部提交报告,有意购买民用斯贝,并且在1971年开始仿制民用斯贝,1970年又通过巴基斯坦买了3架“三叉戟”飞机,“三叉戟”装的就是民用斯贝。英国人应该捕捉到这个信息,本来英国是可以和我国直接联系的,结果来了个骚操作,绕了一个大弯,找到罗马尼亚作中间人,先是罗.罗公司斯贝技术负责人胡克的学生齐奥塞斯库(罗马尼亚当时一把手)的儿子和我们使馆联系,推荐胡克访华;罗马尼亚副主席波德纳拉西1972年访华期间,也向我国推荐胡克访华,这样英国人逼格就高了,后来周总理亲自抓这个事。1972年5月19日,周总理和叶帅在听取胡克访华工作汇报时,明确提出买军用斯贝发动机,这是目前查到国家领导人最早明确提出买军用斯贝发动机。

  但601所接连两次给周总理写信反对买斯贝,周总理不得不慎重,但是在1974年三机部反对买斯贝的文件上没有看到周总理的批示。周总理那时候和毛主席一样,健康状况堪忧,三机部的事总理有时候也拿他们没有办法,68年总理就提出做大客机,但三机部觉得做彪哥的运9大运更有前途,不鸟总理,最后还是毛主席亲自解决这个事情。叶帅当时航空的事管的也比较多,他能看到航空工业的很多问题,但没有太好的解决办法。他老人家可能认为通过引进斯贝可以促进航空工业的发展,尤其是当时航空发动机量产机也有不少问题,涡扇6的研制也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所以想通过引进斯贝打破这个僵局。现在不清楚叶帅在看到601所研发人员的信是什么态度,但他最终还是决定买了,叶帅的初衷还是即便工艺什么的不行,也可以买批设备回来,改善生产条件。后来西航更新了700多台设备,其中主力是26台数控机床(一部分是国产)。到1983年,整个斯贝项目花了13.7亿元人民币,其中国内配套工程投资1.05亿元人民币。之后20多年西航的军品主要还是涡喷8,2000年以后才是涡扇9,近年来开始生产涡扇20。13个亿是什么概念,航空工业在“五五计划”(1976-1980)的基建预算就是13个亿;82年开始做的歼轰7(就是“飞豹”),98年定型,做了16年花了10个亿,80,90年代的物价和70年代的物价就不去比较了。好钢没用到刀刃上,怪不得老吴一直耿耿于怀。实际上1973年开始“四三方案”,我国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接触多了起来,有机会接触到更好的技术,等个几年说不定还有更好的机会呢?

  叶帅还是没能解决好航空工业的问题,后来涡扇9项目长期被搁置,叶帅位置更高了相反不好管了。叶帅的眼光和毛主席是有差距的,他没有好好思考下毛主席搞运10的思路。1970年毛主席提出上海可以搞航空工业,把运10放在上海做,就是在航空工业以外建一个航空工业,避开了航空工业繁复的人事纠葛(厂所纠纷)和重商主义。现在复盘来看,运10和涡扇8除了所谓的“四人帮”干扰外,进展比较顺利,运10 10年就首飞,C919做到首飞花了9年左右,就知道这个速度是很快的。新世纪国家重新上大飞机,遇到了30多年前一样的问题:航空工业倾向于先做大运输机,而国家是要先做大客机,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将中国商飞独立出来做大客机,航空工业做大运输机。而且中国商飞总部也在上海,只不过不归上海管,归国资委管(重组后的中国商飞第一任一把手和二把手全部来自于航天,而且高管有一半也来自于航天)。这实际上就是和当年运10一个思路,在航空工业以外再建一个航空工业。中国商飞独立十年后,2018年航空发动机也独立出来,成立中航发,既然在航空工业内部做不好,那就单独做,国家直接管理,减少层次。其实也是参考了运10的思路。叶帅当年如果好好考虑毛主席办运10的思路,将发动机独立出来(叶帅的魄力是很强的,就是对航空工业力有余而谋不足,有劲使不出来),事情相反好办多了,就算协调起来也方便些。毛主席这个东西他们想了几十年才想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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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十总师马凤山与运10

  一身布衣,精神奕奕的马凤山站在运10前面,看到这张照片,很多人要骂毛主席虐待知识分子,不给他们香车美宅,只顾着给自己修招待所,遗憾的是毛主席把钱都用在老马后面这些物件和农业上,而且老马也没觉得国家亏待了他。80年代马凤山一直为大飞机而奔波,最终无果而终。1990年4月24日马凤山在悲痛与遗憾之中悄然离开人世,终年61岁。27年后C919首飞成功,中国大客机再次启程。

  2018年C919总师吴光辉回其母校南航演讲时对运10下马遗憾不已“在当时那样一个中国连高压锅都造不出来的时代,研发的这款飞机,其材料竟然全部靠自主研发完成。”“虽然“运十”后来遗憾下马,导致C919的研发工作几乎从头开始,但作为一款全新的大飞机,C919也运用了许多全新的技术,并实现了许多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

  在这里再来看任总引用的斯贝故事,就会发现编故事的人绝对很了解情况,其心可诛,总设计师对应的就是周总理和叶帅,总设计师本来没有入场,却被拉了进来,于危难之际,猪圈之中救下大科学家,贤君良相,一时佳话,反正话本都是这么演的。那些精英分子口口声声说尊重科学,尊重科学家,你们如此编排一个科学家究竟是几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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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涡扇9(来自于《当代中国的航空工业》)

  涡扇9后来长期搁置,一直说是没有装机对象,实际上是航空工业重商主义严重。10年前的歼8就经历这个过程,管德在09年接受《航空世界》采访就坦承:

  记者:为什么歼8研制进度和定型一直进展比较慢?

  管德:当时进展的慢主要是一直在争论这型飞机要还是不要,空军认为歼8就是个放大版米格-21,不乐意要。空军的想法总是很理想的,总是希望有一个比当时机种都好的飞机,不过好的飞机搞不出来啊。航空工业的能耐就是照别人的抄下来,改一改。一开始米格-19来了,空军就像要米格-21那样的马赫数2的飞机,但是航空工业只能把米格-19改成两侧进气当强击机用。性能水平没有提高,只是用途改一改。后来搞米格-21的时候,空军想要第三代战斗机。因此空军对歼8不是很感兴趣,觉得这个飞机就是个头大点、航程长点,后来改成两侧进气后空军满意了点。

  ——《声速从这里跨越 访中国工程院院士管德》(《航空世界》2009第2期)

  老顾头在回忆录中也提到1972年,歼8大部分的科目已经飞完了,可以定型了,但空军卡住不让再弄,就没管了,全去歼13那里了。所以歼8拖得时间长是因为空军不买这个飞机,没经济效益,自然就不做这个产品。军品市场和民品市场是不一样的,它是以国家安全和军事斗争为需求的,空军因为一些原因而不买这个飞机,但并不代表以后不买,后来空军发现歼13一时半会出不来,不能老飞歼6啊,所以还是要歼8。

  在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后来的歼13就有不装雷达只装雷达测距仪的低配版本和装雷达的高配版本,虽然空军有好高骛远的毛病,但也不是不可以作工作的。野草感觉很长时间航空人好像不愿意与空军有效沟通,一有问题就怪国家把钱给了航天,怪空军, 当年歼教1没做下去怪空军不投钱,空军不投钱你三机部就不会自己投钱做下去?国家不拨款哪来钱?那就奇怪了,轰6丁研制过程中,西飞厂为解决资金短缺就贷款3000万,你三机部就搞不到钱?

  涡扇9也是一个道理,不赚钱,自然就放在一边了。虽然野草认为斯贝没必要买,但买了就要好好用起来,发挥它的作用,毕竟你西航以前可没有生产过涡扇发动机。

  重商主义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就是中国的飞机设计师普遍缺乏做技术验证机意识,因为技术验证机没客户,做了干什么?这对航空工业的发展带来了长期不利影响,而且还不知不觉影响了飞机设计师的信心。老顾头在回忆录中提到的歼8进气道设计问题,做个技术验证机,上天飞几个架次不就解决了,还需要争来争去?苏联的SU15的进气道设计就很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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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摸索安装大直径雷达之道,苏霍伊探索了几种构型方案。上图是在 Su-11 基础上改装的 T-49 验证机,机头两侧进气;下图是机身两侧进气串列双座的 P-1 验证机

  SU15的前身就是SU11,SU11是机头进气道,和歼8很像,毕竟源出同门。SU11升级方案要安装尺寸很大的雷达,需要改成两侧进气道,苏霍伊为了探索两侧进气道,做了上面两款技术验证机,虽然没有用到SU15上面,但为SU15的进气道研制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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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源出同门”的歼8II(上左)和SU15(上右)

 

  Su11(下右)是MIG21众多兄弟中的一员,歼8(下左)也算是,而且两者长得很像,从SU11改过来的SU15和从歼8改过来的歼8II长得像就不奇怪了。

  说了国外的,再来看下自家兄弟的:兵器工业。

  在歼8研制的同时,五机部(兵器工业)也在研制69式坦克和122坦克。69式坦克和歼8一样没有得到用户青睐,而且69式坦克还不如歼8,因为在部队使用中发现部分性能还不如59式坦克,所以生产100辆就停产,很快退出现役。122坦克是我国最早的二代坦克,和歼13一样也是高指标,研制也遇到了很多困难,于1973年搁置。

  如果按照航空的作法,就是69式坦克不做了,复活122坦克继续做下去,但五机部的作法不一样:

  1. 继续改进69式坦克,并且在1978年推出1223试验坦克,实际上就是69式坦克的改型,后来1223发展成69II,79,80,88,85,85IIAP,96,形成一个庞大的家族,光69II就卖给伊拉克2600辆,价值10亿美元。粗略估计,这个家族产量不低于6000辆,出口创汇不低于20亿美元。最近几年,69II频频出镜中东,还打爆了一辆M1A1,虽然M1A1是老古董,69II比它还老古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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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3试验坦克

  2. 122搁置后,兵器工业转向分系统和零部件研制,在复合装甲,传动系统,涡轮增压技术,1000马力柴油机,火控系统,高膛压火炮加工工艺,热成像仪等技术进行攻关。到1978年技术陆续突破,兵器工业一口气推出1223,1224,1226,1226F等技术验证车,为以后三代坦克的研制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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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22X系列验证坦克中,1224的外形是最前卫的,第一张是资料片中截下来试车图片,中间一张是静态的1224,最后一张是现在垃圾堆中的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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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6试验坦克,注意1226上已经开始试验使用方向盘

  99系列坦克的第一任总师祝榆声这个老兵工生前说过:99坦克“实现了边投资、边研制、边引用、边收回。99定型时,产值效益已达型号科研投入的近6倍”(《传奇祝榆声和99式坦克》 《兵器》 2011.1)。从红军过来的兵工老大哥就是作风过硬。

  所以野草说航空工业长期以来重商主义严重没有冤枉它,你看看老兵工怎么做的,1970年代坦克工业发展的项目和当时航空的歼8,歼9,歼13很像,但人家是怎么做的,不需要看老外,和自家兄弟比下就可以看出差距。

  好在的是,2000年后随着空军武器装备逐步务实起来,航空工业也淡化重商主义,开始重视技术验证机:2011年首飞的歼20就是技术验证机,正式型号是2014年首飞的;70年国庆阅兵上的攻击11飞翼无人机原来就是技术验证机,没有明确客户,空军看着还不错,就买了;近些年,602所(直升机所)开始研制下一代直升机,在方案选型阶段就做小比例无人机进行气动验证,这和当年程昭武做“抬式飞机”通过航模来验证气动的作法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还加强了和客户的沟通,从《中国空军》的一些报道来看,像一些主力部队,长期有技术人员在部队待着,征询意见和解决技术问题。航空工业近10年取得的快速发展,和这种风气的转变有很大的关系,航空人从80年代搞预研,搞了20多年才有技术验证机意识,比航天、电子、兵器等慢了40年,比船舶慢了20年,但终于意识到了,再晚也是值得的。所以航空还得好好学习毛主席关于科学实验的讲话才行。

  说实话野草一直没有弄明白为什么一定要买斯贝。斯贝扣除基建费有12个亿投资,约5亿美元,其中有7600多万英镑明确知道买了什么,剩下的钱买了什么就不清楚了。作为1970年代“四三方案”的一部分,据《当代中国对外贸易》记载,“四三方案”引进设备和技术花了33.5亿美元,斯贝就占了15%左右,《当代中国对外贸易》提到“相当一部分项目建设拖期,在经济上造成了很大损失,对外也造成了不良影响”,对比下斯贝事件,基本上就是在说它。每次看到斯贝的相关数据,野草喷出的血比秋香里的唐伯虎还要高,真是“崽卖爷田心不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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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航空工业大事记(1951-2011)》 184页

  写在最后

  (这部分与主题无关,但写了这么多又舍不得删,就画蛇添足放在最后)

  最后来谈下老顾头为什么是航空工业争议很大的人物。据说他那本回忆录本来应该在2000年前后就要出版,但反对意见很大,拖了10年才出版,野草发现老顾头歼8写了大量的技术方面的内容,歼9也写了一些技术方面的,歼13基本上没怎么写。歼13应该被删掉了大量内容,这从宋文骢的传记对601所边条翼方案的评价就可以看出(不是宋老的评价,而是航空工业官方的评价)。白玮在《二号任务始末——中国歼13格斗歼击机研制历程》在提到三代机方案竞争歼13方案落选时提到“以及一些意志原因”。所以作为歼13的负责人,老顾头的书就不要谈太多歼13的内容了。

  除了歼13以外,在他回忆录中可能有些描述政治不太正确,有些非议。如对刘鸿志(601所首任所长)文革挨整,老顾头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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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飞机设计生涯》115页

  查下大刘的回忆录,他详细叙述了他被挨整的经历,三结合,而且还提到文革时各派不管平时如何打得头破血流,到了歼8研制现场,全部认认真真工作。对于老顾头提到这个原因,大刘回忆录就没有提了,看来他挨整的原因还是知识分子来说比较好。

  大刘照顾知识分子是没错,但也要分点汤给工人喝吗!野草也是工农家庭出身,自然要同情下工农:行行好,大知识分子你们把肉吃光了,能不能赏点汤给我们工人喝啊?我们饿晕了,也没法照顾你们啊!在主流文革的叙事史中,在打人整人的背景下,这种底层老百姓的合理利益诉求就被淹没了,只剩下混乱。就像美剧《风骚律师》,女猪脚想做法律援助,法官就告诉她现实社会不会有小人物打败大公司的案例,尽是些破事,要她做好心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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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烂鱼烂虾也有自己的合理诉求,善良的吉姆·韦克斯勒出生于贫民且自学成才成为大律师,所以她愿意帮助这些人。但讽刺的是,她帮助穷人打官司经常不能用正当方法打赢官司,往往用她老公索尔的“阴招”才行,比如那个强拆案子就是索尔坑蒙拐骗才保住了老人的房子。

  至于和炮校这种事,野草就傻傻分不清了。感觉《曙光号全解密》中的78年农大师生把从事宇航员研究的研究所赶走和这个事很像。

  别看野草批航空工业批得这么凶,是因为野草会专门写航空工业的的成就,而航空工业的问题也不少,有时候总结教训要更重要些,所以先写问题。而且野草是对事不对人,航空工业重商主义严重,但,是给公家赚钱不是给个人赚钱,这就是那个时代的人和现在的人一个很大的区别。

  在儒家一直都有“天下为公”的信条,这么2000年来,做到这点的少之又少。但在毛主席时代,大批的知识分子相反能做到这点:一心为公,毫不为己(现在还没有把毛主席彻底打倒,所以也还有),这是毛主席的伟大之处,也是毛主席思想的伟大之处!

  韩毓海老师在《五百年来谁著史》,花了整整一章来分析康有为的《大同书》,不仅他就连国外的学者也发现了《大同书》与毛主席的共鸣:

  一个由精英发动的改革,却将主体落实在全世界的底层和被压迫者身上,康有为的这种奇妙的双重性格,甚至使得他与毛泽东在思想结构上具有了某种相似性——持续的改革和不断的革命之所以是必要的,关键就在于不断将改革的主体落实到下层最广大的民众身上,如此才能抵抗人和世界不可抑制的退化本能。

  ——《五百年来谁著史》(引自魏斐德)

  正是这种共鸣,才弥足珍贵。

  但中国2000多年的儒家社会中,掌握知识的士大夫居于统治地位,在他们绝大多数人眼里,“民”是不包括农民,工匠,贩夫走卒,所以对底层百姓的鄙视是深入骨髓的。这种存在灵魂深处的鄙视不会到了新中国,沐浴在毛主席思想下就消失了,这就是毛主席在文革初期所说的:不是到了新社会你的思想就是新的,其实还是旧的。

  在文革时期,知识分子的矛盾就出来了,一方面他们很多确实一心为公,为国家建设而努力(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另一方面又瞧不起工人农民。所以在很多知识分子的文革叙事中,工人联合起来诉求自身利益就是一种暴乱,怎么坏怎么写。在千篇一律的主流文革文革打人整人的叙事史中,有一点是公知们从不承认的,就是丁玲晚年所说的“面对谣言,丁玲开始时有些困惑不解,气愤地说:“五七年打我右派,还知道是谁打的;现在封我为左派,我连封我的人都找不到!”后来,她似乎有所领悟,又说道:我不管它‘左’还是右,我也不晓得什么叫‘左’和右,我只晓得现在骂我‘左’的人,都是当年打我右的人!(《丁玲与“诬告信”事件》《世纪》2000年第4期)”还是鲁迅先生说的对:杀人盈野的拿破仑和成吉思汗成了盖世英雄,而治病救人的隋那则无人记起,我们还是要受苦的!

  但他们又发现一件事像科研这块,没有工人,你科学家设计出来的东西,生产不出来也是白搭。在机器大工业时代,不仅需要大量的技术人员,还需要大量的高素质的产业工人,这样知识的普及就成为一种必然,一个工人农民也可以是硕士博士,学历都一样,谁怕谁啊?(所以向上爬就必须读名校,形成了名校精英论)在这种冲击下传统儒家社会开始解体,传统的士大夫不再是统治者,他们必须转向科学,将他们极其厌恶的墨家悄无声息融入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梁启超的儿子差不多都是学理科。很多士大夫就成功转变为科学家或者社会学家,这样就又可以成为统治者。但毛主席偏不如他们所意,提高工农地位,要求知识分子向下与工农结合,提高工农的知识水平,所以“士大夫”们对毛主席的愤恨就可想而知了,这是两种思想的斗争,是“漫长的革命”。有意思的是王朔认识到了这点,这个臭不要脸的确实触到了很多人的逆鳞:

  三联生活周刊:这好像还是你原来那种反精英的立场?

  王朔:我天生骨子里有这个,我是毛泽东教育出来的,毛泽东干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你怎么理解权力斗争,那都单说),他把中国的士这个等级给废了。两千年以来,儒家的士这个阶级一直被吹捧,好像他们代表中国的良心。你们代表什么了?算英雄吗?跟烈士怎么比啊。那么多人为什么前赴后继,烈士为什么牺牲,推翻三座大山啊!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理想,革命党转成执政党一切问题就是平等,不惜毁灭整个国民经济他也要平等,不要你什么人高高在上,觉得你很纯,你是清白无辜的。知识分子从此“现”了,经过“文革”的成年人,没有人敢说自己是干净的。他们失去经济基础以后,全塌了,至少不敢讲话了。毛泽东、中国革命的先进就是说要平等,这跟法国大革命、美国革命都是一样的,你不能因为你拥有知识就炫耀,凭什么瞧不起别人?2600年前的释迦牟尼,和孔子是同时代的人,可人家讲生命平等,孔子那儿讲君君臣臣。中国革命把儒家打倒了,中国历史进步意义就在这儿。共产党在执政就不能把这点放弃了。不是吹牛,我特别不喜欢欺负人,欺下必定媚上,这个绝无例外,因为它是守恒的,基本的宇宙原理在这儿。我自知我有多不完整和多不神圣,别人夸我,我还不敢接。我是把作家神圣化了,敢自称作家的,胆子也太大了,我还不知道他们,嘴上说纯洁的,底下有性交吗?吃饭不吃饭,医疗保险是体制内解决的还是体制外解决的?经济独立做到了吗?哪个把物质利益放弃过?要么做圣人,要么别再谈道德,精英立场特别可笑,比别人多看几本书就比别人高吗?特别有些人把学历和读书混在一块,我觉得太可笑了。知道什么叫人文价值呀?

  ——《王朔:我是毛主席教育出来的》(《三联生活周刊(2007年) 》)

  对于底层老百姓而言,他们的利益诉求天然具有正义性和合理性,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伟大力量,但缺乏长远战略眼光,如中国古代农民起义,是具有天然的正义性和合理性,但他们无组织无纪律,没有长远规划,对社会带来了巨大破坏,这也是为什么毛主席一直强调党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而精英管理者天然具有压迫和残酷的特点,但他们在技术、管理上享有优势,是不容忽视的。上下如何有效结合,是毛主席管理思想的核心内容,也就是老田总结的扁平化管理。恰好野草了解到文革有大量这样实现了扁平化管理的科研项目。

  岩石力学的一代宗师,数学家石根华在文革时就发现在知识面前,学历一无是处:

  在山里建水电站,首先要挖隧道,塌方问题是开挖隧道前需要解决的最关键问题。在碧口这种地质条件下,这个工程是否可行呢?当时,白龙江水电工程召集了各方面最好的专家,也请来了身经百战、最有经验的隧道工人,包括从煤矿上请来的8级安全工。

  “专家开始比较小心,没有论证,他们不能说任何话。”石根华说,“于是,工人们上。工人们怎么说呢?‘就这么破的岩石,我拿电铲一铲就铲出来了,开什么隧道啊?’这是最有经验的隧道工人说的话。这就没法挖隧道了。但是,从其他角度看,还是应该挖这个隧道的。那么,可行性到底由谁来做呢?”

  一位来自上海的勘探队隧道工长想了一个办法,解决了这个问题,白龙江工程建设的序幕就此拉开了。

  “这位工长是我的朋友,现在我闭上眼睛还能想起他的形象。我对他非常崇拜,我觉得这种人能真正解决问题。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是靠思考和实践。在实践面前,不是谁受的教育最多、学位最高就能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是老老实实根据实践来做。”

  ——《石根华:一位数学家的41年传奇》《科学时报(2009)》

  所以技术人员也要向工人学习,了解工艺,才能取得成功。我国微电子专家,负责开发了多套微电子设备李志坚参与文革期间清华大学举办的工人培训班教学工作,取得双赢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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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纳世界中国芯 李志坚传》90、91页

  文革期间,很多搞科研的知识分子听了毛主席的话,放下了身段,尊重工农,和工农联合,项目进展相反快。这样一个矛盾就出来了,要打倒毛主席,必须打倒毛主席时代的科研工程,现在的载人航天,反导,导航卫星,大飞机等统统要下马,因为都是继承毛主席时候做的;就必须打倒那时候的科学家,打倒钱学森,640反导工程就是毛主席亲自向钱老部署的任务,对钱老所谓的“亩产万斤”批评一直到现在,连张纯如都受到影响。钱老在认真谈科学,你们却把它政治化,这就是主流精英的科学发展观?

  老田的文革研究中,也发现了大量上下有效结合的成功案例,所不同的是,老田可能对文革科研工程缺乏有效考察,所以没有注意到这种科研搞不下去被动与工农结合的案例,这是一个值得注意和研究的课题。

  这种上下结合的扁平化管理越到上层排斥越严重,用官方口吻的评价就是落后和混乱,究其原因还是在于革命者成为管理者和既得利益者之后,就失去了继续革命的动力,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为陈光鸣不平的原因:老子打的天下就是要老子来坐,老子就是要成为人上人,老子就是要照顾自己人。对于此,老田的认识一如既往的深刻和犀利:

  二、具体革命者与“民主革命同路人”问题

  1949年国民党彻底失败之后,有些人很不服气,说共产党声称自己要完成革命和建设新社会,不过是说说而已,真正的追求无非是:打倒老地主是为了自己当地主,打倒旧官僚是为了自己当官僚。言下之意,是说新政权的利益兼容性及其政治公共性,丝毫都不会提升。

  国民党这个说法满含着失败者的怨气,也有点阿Q精神胜利法在内,不过,倒是很适合用以描述具体革命者——他们仅仅对具体的统治阶级具有批判性——因为那波人不垮台他们自己就没有出路,但很缺乏抽象的革命批判性——针对一切统治阶级及其统治手段的批判性。而对一切统治阶级都具有批判性,这就必然意味着继续革命——其任务是避免任何统治阶级和统治手段的再形成,而到了抽象革命阶段,很多具体革命者——尤其是革命胜利之后又位高权重——他们的批判目标早已经消失了,继续谈论革命问题,一些人往往会本能地反感和反对的。以后来文革期间的高官表现而论,除了毛主席周总理,还有谢富治等少数几个人之外,很少见到自觉的抽象革命支持者。

  上一场革命领导者群体中间,其中大多数是具体革命者——自己没有出路才革命的,等到自己有特权了就最讨厌革命。而毛主席就很不一样,他一开始就是抽象革命者——直接针对一切剥削和压迫展开批判,而抽象革命者很右——他的统战策略中间所有人都会有出路。有些人说最初阶段杀过地主,革命杀人从来不是问题,问题是否需要杀——对不必要的杀人能否避免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避免。到了革命后期,地主及其子弟都是极其乖巧的,不仅极端拥护共产党还削减了脑壳想要钻进组织,至少彼时他们对于具体革命目标而言,早已经不构成阻力了。

  毛爷爷也不是一开始就达到了应有的认识高度的,但这无损于他抽象革命家的定位。革命越是接近成功,作为革命对象的群体不再选择成为阻力了,此时,新问题倒是革命队伍内部的具体革命者,很多人开始不愿意前进了。所谓“民主革命同路人”就是这样一批具体革命者,他们仅仅对具体的统治阶级具有批判性,甚至还不恰当地长期保留着这个过时的批判性,文革初期太子党打压“黑五类”就体现了此种过时的批判性,舍此之外,他们就看不到革命精神还有什么必要和针对性了。

  三、革命第二天必然会有的问题以及新的批判性

  在革命后社会中间,也会出现革命立场彻底者,依据文革的经验,多数是体制内的失意者,因为他们老是在官场主流手上吃亏,近乎成为官场投入产出比最差的“弱势群体”——在他们眼里,主流不垮台他们就感觉到自己毕生无法出头,为了自己出头,最好体制跟着主流官场陪葬。

  杨小凯、高华和张戎的父亲辈,就是体制内的失意者,他们与主流的矛盾,需要主流彻底垮台才得以解决,他们才会有机会成为官场内投入产出比最好的一波,他们就是这样的彻底革命者。杨小凯的文章《中国向何处去》,表达的是他父亲在官场主流那里的处境,在造反派内部也基本上没有人同意,他在长沙一中内部也是极少数——七个人的小组织“夺军权小组”中间,也只有三个人同意他,此种革命者虽然喜欢纯左大词,真正的诉求却是个体出路——把自己的投入产出比提高到平均水平以上。

  对于这些新一波的具体革命者而言,其极左的彻底性,随时可以转换为彻底的极右立场,一点点障碍都不存在,端视外在环境条件的许可。所以,他们的彻底批判性,仅限于个人的具体条件和境遇,但在反共冷战的大背景下,杨小凯那篇文章在西方还受到极度追捧——在共产党内部还具有彻底搞垮的声音,西方的死硬反共反华分子,不由得大起知己之感。

  文革期间,一些“亮相干部”参与革委会,其中多数是前文革官场主流,这些人与造反派一起工作过一段时间。到批林批孔的时候,造反派依据接触和经验,就对这些人做出了判断,认为这些当大官的,政治上格外靠不住,动摇性很大,是典型的“投降派”,一事当前,不问是非和政策,而是先权衡完利害关系才说话。日常所思,总想要跟宋江一样“博一个封妻荫子”,为此目标,随时预备改变立场和批判方向。

  四、革命后社会的制度建设以及旧统治方式的隐含复辟趋势

  在毛时代,讨厌抽象革命措施的人,越到高层越多,相关争论是在“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框架里展开的。倒是基层干部中间很多人自觉地接受这个方向,甚至还有所创造和发明,早期有一大批农村劳模例如陈永贵等,在这些方面做出很好的示范,他们才是新社会中间,最接近于卢梭所说的“大立法者”地位——真的对于新制度的运作与革新有着强大的感悟和创见。象陈永贵、耿长锁等基层农村的劳模,确实具有很朴素的阶级立场,还一直站得很稳,经得起一些历史和政治的重大转折的检验,真能够有所担当,能够做到“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

  在毛时代,高层主导的系列政策调整过程中间,例如在农业制度调整方面,投机性极强且转弯超级急迫的变革均出自高层设计,一是1956-1958年的农业集体规模的快速扩大,一是1979-1982年的集体农业解体,都是高层介入农业集体的政策选择,不是源于基层。除了投机性高层远大于基层之外,还经常出现了一种大官反对小官的抽象革命措施的各种“改革或者整顿”,往往累禁不止,结果就支持了那个著名的“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的判断。此种高官与小官的巨大差异,在一切方面都存在,1980年代高层策划清算文革和毛泽东的时候,小官还是跟大官不一条心,结果才有了邓小平那段话——担心过度非毛,会导致与工人农民相联系的一大批基层干部通不过。

  大官高居于社会大众之上,在一切方面都远离和脱离群众的状况不同,小干部与基本群众的关系更为密切,受熟人社会舆论的隐性制约,他们的思想或者思考条件,更接近于葛兰西所说的“有机知识分子”状态。他们中间优秀的群体,在长期与群众的密切互动中间,与群众形成稳定的双向认同,靠这个支持,许多农村集体村庄抵制住了各种来自上层的“私有化”政治压力,还抵制住了透过私有化个人成为大资本家的各种诱惑,正是透过这双重考验之后,才会有些集体村庄残留下来。基层干部群体中间,很多人都对于社会分化有点不自觉的拒绝——对反修防修和反对资产阶级法权有点发自内心的自觉,愿意为父老乡亲创造一个大家都好的出路。城市的国企改制时段,也有很多工厂小干部,直接拒绝执行买断工龄,还保留着对手下工人或本厂同事的强大认同,许多工厂不得不透过调离原主管干部才落实这个“朱氏新政”,而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在内部讲话中间,也竭力敦促小干部对工人要做到“三铁”——铁面孔、铁心肠、铁手腕。

  毛时代的小干部,缺乏追求个体先富先贵的制度条件,他自己怎么想其实不重要,他能够做到些什么才重要。实际上直到1990年代,武汉很多单位的小金库都还不是干部能够为私利而支配的,而是服务于单位福利事业和近乎平均分配——八九十年代一大批工厂和机关分房都是源于这部分“账外”资金,我的同学在某局工作分到房子就是靠这个。毛时代的制度残留,以成员资格下的平等机会而依然有所体现。再后来,单位的非法收入,往往直接进官员个体口袋,这是腐败的一次质变和升级。

  与大干部对剥夺底层有明确改革方向不同,小干部还曾经竭力支持各种有利于多数人的制度安排,这方面没有任何别的原因——毛时代小干部收入跟群众差不多,群众的困难也是他们的困难,各种生活服务方面的互助性生产与供应——从单位食堂到子女教育,就是透过这样的“缺乏阶级分化机会”的具体机制去实践的——“工厂办社会”的真正制度支撑点就在于此。日本学者沟口雄三说,毛时代是把传统的宗族互助提高到国家制度水平,这个说法有点像,也不完全。

  例如当时的公社(乡)干部,要是没有普及小学和中学教育,他自己的小孩也没有地方上学,拿三十几块钱工资送孩子去县城上学是不现实的;因此,文革晚期普及小学和初中教育,公社干部都还是很积极的。没有赤脚医生和卫生所,他的“半边户”家人,也找不到地方看病,所以机会一到就很积极。但这些问题,在县以上干部那儿,就不存在了,邓小平1974年说合作医疗网络是社会主义办了共产主义的事情,这个话公社干部就肯定不会说,他们自己和家人就很需要。

  五、在革命第二天如何推进革命前进而非后退,谁是新的进步力量

  在毛时代的日常管理中间,除了具体的利害关系方面的干群一致,在抽象革命的方向上,政治上的官兵平等,会作为摆脱旧统治方式的首选制度建设方向,毛时代相关争论是在“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和“反对等级制”、“批判管卡压罚”等话语下展开的,这个努力方向邓小平就很反对,但基层干部还比较支持,往往还能够自觉实践。

  抽象革命目标的向前推进,同样具有推力和阻力的相互作用,推力需要克服阻力才得以前进。而摆脱具体革命者的障碍,就被毛主席反复强调过,而继续革命理论又被称为“大过渡理论”,这个理论格外招惹仇恨,这个理论实际上说:社会主义社会中间,居于领导地位和高层的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多数,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负面障碍力量,充其量是团结和教育对象,真正的依靠力量是那些还怀有深刻批判意识(尤其是抽象批判性)的底层民众和小干部——那些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的人群。但文革的经验证明,后面这个依靠力量或者群体,他们在政治上不够成熟,也缺乏组织化条件,其正面的推进作用不太凸显,最后证明未能摆脱源自上层的“资产阶级国家”和“资产阶级法权”的裹挟,切实捍卫新社会和新制度。推力不足同时阻力过大,这是一个事实,但文革后对造反派的彻底妖魔化则是彻底颠倒了推力和阻力的方向性,当然,这个妖魔化的历史书写方式,也算是“非正式”地跟毛爷爷辩论——你指望和依靠的那些人完全不行。

  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党在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整个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是: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这个就是他本人对于“大过渡理论”的表述,在这个相对隐晦的表述中间,新社会的上流阶层因其拥有较高的人力资本和权力资本存量,反而最靠近各种先富先贵机会,就具有各种拒绝抽象批判性的依据,结果被视为“复辟危险性”的载体;而不成熟的底层所具有的朦胧批判性,反而被寄予全部期待和希望。毛泽东主席说上流阶层不愿意干社会主义还成为阻力的各种判断和说法,后来被概括为“阶级斗争扩大化”,进行公开而长期的批判。

  中国后来确实复辟了资本主义,而且因为居于全球分工的底层,没有西方国家战后那种“好资本主义”的丝毫特点,呈现出各种残酷的掠夺性积累体制特点。从这个后文革演变出发,有人指责文革期间和文革后的普通民众,特别是保守派,完全没有阶级觉悟,一定程度上附和了走资派的选择,未能及早识破走资派的阴谋,拒绝物质刺激的腐蚀,尽早表达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能量。应该说,这个指责是不公正的,在分散的个人状态下,生存所需是第一追求,进行政治性的反抗或者重建,那个需要组织起来的革命队伍时期,才会成为合理选择。所以,普通民众之参与和成为推力的一部分,需要先在的政治条件。

  推力之未能克服阻力,是因其缺乏组织和领导群众前进的先锋队力量。文革的失败和被镇压,是从造反派未能形成一个真正的先锋队去领导民众时,就已经埋下了失败的种子。而造反派要完成向先锋队的转化,文革政治实践的深度和时间的厚度,都远远不够,不存在真正的天生领导核心,核心需要在斗争成长和得到检验并为民众所信任。说到底,文革后的状况,有一种历史必然性在内,分散为个人的民众,肯定是非政治的,而把民众集结和组织起来需要真正的先锋队,而先锋队的成长需要条件——而这个条件当时并不具备,甚至,一定程度上,老一代走资派当时没有走极端而是采取各种欺骗手段,还没有彻底丧尽人心也是民众不能够觉悟的重要条件之一。

  阻力的组织状况和条件,胜过推力的组织状况,很多普通民众选择跟随阻力而非推力,这种状况即便是经历过一场文化大革命,虽有进步,但未能彻底改变,此种状况下,就只能够如实地承认:历史的曲折和循环具有内在必然性。

  ----《作为真诚革命者的列宁与毛泽东——谨以此文纪念伟大革命导师列宁诞辰150周年》

  最后野草要向王连学习批评下杨老头和李老头,两个人太政治不正确了!

  杨老头你接二连三上书总理,反对国家政策,您让老谋子《活着》的主人公情何以堪?为啥上书的不是沃?为啥不是me?您上书也就算了,怎么也要为知青伤痕文学添砖加瓦吧?杨老头您干了啥?都74年了您还带人去下乡,下乡也就算了,还到处奔波,不是卖炭火就是开小工厂,您让伤痕文学怎么写?94年还带着当年小伙伴故地重游,您老人家让觥筹交错,说毛主席让人受苦的毕大主持人如何想,您还是不是知识分子?都70多岁了还跑去当校长,您杨老头是不是鼓励学生向总理上书?

  李老头你虽然去世,野草也要批评一下。当年下放,老顾头都认为您受了不白之冤,结果你住在窝棚,每天穿山越岭,步行N公里去乡中学去上课,您怎么就不学学苦旅余大师,怨天怨地怨主席,多么伟大的情操啊!回城后,李老头您居然不计前嫌,全力以赴投入歼13研制,光边条翼就设计了10多种方案,您就不能省点心,咋就不能抄下F16的边条呢?再看看余大师,回城后,蛰伏写作组,蓄势待发,一飞冲天,惹来万千喝彩。改革开放了,开创了我国舰载机研制工作,从事四代机,隐形技术的预研工作,资料大家共享,退休了也闲不下来,一直在科研第一线,去世前3个月还在主持工作,您老人家真是做到了为国奋斗到最后一刻!您看看人家余大师过得多惬意,著作等身,誉满宇宙,沐浴在二婚娇妻的爱情蜜汁里,真是聊发少年狂啊!

  注释:文革期间取消了总师制度,所以马凤山,程不时等的总师,副总师说法是野草为了叙述方便。

  参考资料:

  1. 《中国航空工业大事记(1951-2011)》,《当代中国的航空工业》,《航空人物志》

  2. 《我的飞机设计生涯》(顾诵芬回忆录)

  3. 《情志蓝天——记航空气动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天》

  4. 《“凤”舞蓝天——记中国工程院院士杨凤田》

  5. 《一路前行——飞机设计专家李明》

  6. 《回忆和思考——刘鸿志回忆录》

  7. 《新中国航空工业主要创始人之一 段子俊》

  8. 《我的中国心(吴大观 口述)》,《航空发动机研制工作(论文集)》

  9. 《张立同院士访谈》(《航空发动机》2008年6月)

  10. 《中国飞机气动弹性专业的奠基人 管德》

  11. 《沉重的翅膀——歼9夭折内情回顾》(《航空档案》2006.11期)

  12. 《回应网友:关于“运10”的发动机》(程不时博客 2007.4.11)

  13. 《粱晋才院士传记》

  14. 《上海航天志》,《上海航空志》,《上海电子仪表工业志》

  15. 《未装备部队的“红旗”-4的故事》(《兵器知识》2010年7期)

  16. 《航空档案》,《航空世界》,《兵工科技》,《中国空军》,《兵器》

  17. 白玮 《华羽杂记》 系列 (《二号任务始末——中国歼13格斗歼击机研制历程》,《“751”任务抬式战斗机》,《目标:黑鸟——三号任务“双三”截击机和红旗3号导弹研制始末》)

  18. 《中国大型飞机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商务周刊》(2005))

  19. 《C919总设计师吴光辉:国产大客机2021年交付,未来有系列产品》(《新华日报 》2018.12.19)

  20. 《石根华:一位数学家的41年传奇》《科学时报(2009)》

  21. 《微纳世界中国芯 李志坚传》

  22. 《中国飞机全书(第3卷)》

  23. 《专业!! 法国军事专家眼中的中国歼10战机》

  24. 老田文章,《扁平化管理——毛时代先进劳模制度内涵》,《作为真诚革命者的列宁与毛泽东——谨以此文纪念伟大革命导师列宁诞辰150周年》

  25. 《五百年来谁著史》

  26. 《王朔:我是毛主席教育出来的》(《三联生活周刊(2007年)》)

  27. 《曙光号全解密》

  28. 《中国第三代122中型坦克研发揭秘》,《涡扇6发动机祸国殃民?》,《SU15截击机》,《中国航空发动机资料》等网文。

  2021-4-30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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