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为我忆七大学习
范景鹏
中共甘肃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
举世瞩目的党的十九大闭幕后，作为一名党务理论工作者、一名党校教研人员，在党言党、在党为党，把宣讲好十九大精神作为首要的政治任务。在宣讲中，我不带讲稿，既主题鲜明、紧扣主题、把握实质，又旁征博引、深入浅出地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给大家讲清讲明十九大精神，既有有理论上的概括，又有实践上的指导，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针对性，避免空对空。宣传部领导和听众都很满意，说每次听完都感觉很解渴，意犹未尽。取得这样好的效果，要感谢外公教导我的“朴实”文风。
外公于1924年生于山东省菏泽市巨野县一贫苦农民家庭，6岁丧父，8岁时比他小2岁的妹妹也病逝，自幼跟随母亲四乡乞讨为生，16岁时唯一的亲人母亲也离他而去。从此孑然一生、孤苦伶仃，遍尝人间疾苦。19岁时在党的教育下走上革命道路，当了区游击队一名战士。当时的游击队员不脱离生产，平时在村中务农，遇有战斗任务，就在区委书记的带领下集合作战。他回忆到1945年时，抗日战争的形势已经很好了，日军兵力不足，主要龟缩在县城，地方据点炮楼的多是为了混口饭吃的伪军，没有什么战斗力。这些伪军大都是周围四乡的老百姓，经过我党的统战工作和思想教育，也不愿得罪共产党和其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对我们的活动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时还通风报信。党组织和武装在农村都可以半公开活动了，因为日伪军一出动，就会马上有情报传到，沿途地方游击队和民兵的袭扰会常令他们竹篮打水一场空。春夏之际七大在延安召开，闭幕时正好是麦收季节，当时地方党委的任务是保卫麦收，防止日军和汉奸外出抢粮。在县委的领导下，严密盯防巨野城里和各据点的日伪军，游击队员和民兵都是背着枪参加麦收。县委领导也分下到各地指导工作和宣讲七大精神，当时来他们这一区的是宣传部长杨桂才，听外公回忆，杨桂才是个师范生，有文化，口才也好。到了后先是早晨和群众一起拿着镰刀下地干活，中午日头高了，吃完饭，大家集中在麦场的大柳树荫下，他站在一个石磙上，给大家做七大精神报告。当时也没有黑板和现代的教学设备，杨部长也不拿稿子，就用群众常说易懂爱听喜闻乐见的语言讲道理、摆事实、举例子、打比方，把会议精神通俗易懂地讲给大家，讲到大家的心里。当时的群众都不识字，也没人拿着笔和纸做记录，但大家都听的津津有味，感觉很解渴。晚上，大家在麦场乘凉时，杨部长又组织群众讨论。外公回忆，群众虽然文化程度低，说不出高深的道理，但都知道我们就要胜利了，小日本长不了了，共产党是为穷人办好事的党，毛主席是共产党的领袖，跟着共产党跟着毛主席走，穷人就会翻身过上好日子，跟随国民党走还会受穷受欺负。外公虽然那时还不是党员，但通过七大学习，对党的理论有了一定朴素的认识和理解。就如他回忆：“大道理我说不出来，反正心里亮堂堂的”。
1946年6月，国民党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菏泽属于晋冀鲁豫解放区，是重点进攻的方向。当时到处传言说：“中央军要来了，共产党不行了”、“八路军的几条破枪打不过中央军的坦克大炮”等，人心惶惶，很多人动摇。但外公坚定的选择了跟共产党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他们村的第一名党员，并担任村长，领导组织群众坚壁清野，配合主力部队粉碎国民党的进攻。历经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在部队里他学会了认字，会看通知、报纸和文件了。他常说毛主席的文章他爱看，说的都是老百姓听得懂的大实话、大白话，各种典故、故事、成语、谚语、甚至俏皮话都有，这些我们也都知道，但就是不像毛主席一样能总结出背后的道理。
1975年，一身伤病的外公提前离休，放弃进干休所养老的待遇，回到巨野农村老家盖起几间瓦房安度晚年。20世纪80年代，离休干部在党的事业中还很重要，基本政治待遇不变，可以阅读文件、听重要报告、参加某些重要会议和重要政治活动等。重要节日和重大政治活动中县上的主要领导也经常来看望慰问他，向他传达重要文件及重要会议精神。他也经常参加县委组织的座谈会，听取县委领导的报告。但那时文风越来越差，官话、空话、大话、客套话越来越多，尤其是最反感领导拿着稿子念。他经常说：“怎么文化越高越听不懂讲话，看不懂文件了，反而不如当年不识字时听得懂”。他还一直兼任中小学辅导员，坚持给少年儿童做革命传统教育。他每次去作报告时都不带稿子，别人问他“秘诀”，他就说自己干过的事还不说清吗?想的是啥就说啥，只要真信，就不怕说不出道道。
虽然外公于2003年去世了，但他坚持“朴实”文风反对形式主义“党八股”的作风深深的影响了我。我一直坚持在党校内外的课堂上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讲课特点，让学员听得懂、听得进、记得住，以达到教学的最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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